第608章 胡适与唐德刚
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以“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”为题的特别书展结束后不久,胡适与校方签订的两年合约期满。见校方无意再续签合约,胡适推荐童世纲接任了自己的职务,这样,他也就失去了这份不高的固定收入。
以后的日子,他在美国著名学府做短期讲学,零星讲演的机会虽然很多,但因为没有可靠的收入,他在美国的经济情况也就更加拮据了。
在纽约的寓公生活,除了考《水经注》,和之前管图书之外,胡适其实还负有特别使命。胡适所以离开大陆到美国,和蒋介石的劝说不无关系。
前边提到过。1949年1月8日晚,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,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的话是:“我不要你做大使,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。例如争取美援,不要你去做。我只要你出去看看。”
话是如此说,但事实上蒋对胡适这位“美国通”是抱有很大希望的。因为胡适到达美国后不久,蒋介石于5月28日写有一封密信给胡适。
蒋在信中说:“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,不在物质,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。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,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。至于实际援助,则尚在其次也。对于进行方法,行政与立法两途,不妨同时并进,但仍以行政为正途,且应以此为主务。望先生协助少川(按:顾维钧字)大使,多加功夫为盼。”
胡适也颇为尽力。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,但此一时而彼一时,一些过去支持蒋政府的人,见蒋政府如此不争气,不愿再为其出力。而此时,由于将政府名声不好,就是“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,如Hornbeck,如Bullitt,如,都觉得‘一筹莫展’!第二次去时,见着Wedemeyer,他也是‘有心无力’”。
胡适回忆说:“这次出去我很苦痛,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,使我感到难于说话。”
胡适从来不是个让朋友为难的人,到处碰壁后,他通知中国驻美使馆,“取消一切约会,不接见任何政府和国会的领袖。因为大家成见太深,使我处处碰壁;也因为局势太大,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”。
这年8月,美国国务院发表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》白皮书。
白皮书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外,对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毫不留情的批评。在谈到蒋介石集团一败再败时说,腐败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。国民党的领袖们对遭遇的危机无力应付,军队已经丧失斗志,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。白皮书还说蒋介石是与过去的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。
蒋介石早就得到消息,气得暴跳如雷,大骂杜鲁门、艾奇逊不是东西。当时,蒋介石虽下野,但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,在幕后操控一切。蒋介石气愤地对幕僚说:“美国政府口里总说中国重要,不能落入中共之手,援华时又小气得要命,如果他们对我们的经援、军援得力一点,我们就不会输得这样惨。事情到了这一步,将责任全往我们身上推,太不道德!”
白皮书也使胡适更加失望和丧气,有五个月不曾去华盛顿。直到12月8日,胡适才找到一个机会,又赴华盛顿,在“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”上,演讲《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》,鼓吹“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,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”。虽然没有很大影响,毕竟是在为逃踞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政府说话了。
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看书,结识了他的小朋友和关们弟子唐德刚。
唐德刚(1920—2009),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(今属肥西县)山南馆唐家圩。唐德刚幼承庭训,国学根底深厚;小学五年级后,接受新式教育;1939年秋,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。1943年毕业,获学士学位,后曾在中学担任历史教员。1944年,又应安徽学院史地系主任李则刚之聘,到立煌做讲师,教授《西洋通史》。
1948年,唐德刚赴美留学,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。随后,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,并取得美国国籍。留校执教长达15年,先后开设《汉学概论》《中国史》《亚洲史》《西洋文化史》等课程。1962年初起,在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员,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达7年。1972年,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,后兼任系主任12年之久。
唐德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形“历史三峡”说,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。“历史三峡”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,中间经过两次转型。
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大一统帝国,大概经过三百年,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:一、政治上废封建,立郡县;二、经济上废井田,开阡陌;三、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。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。
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。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─社会─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:一、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;二、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;三、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。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──第一次转型是造成“行同伦”的社会,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,用现代的话说,就是多元化的社会。
此时,唐德刚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。去哥大图书馆时,因为唐是馆内胡适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。唐常替他借书、查书。他去哥大图书馆时便总是找唐,于是他们便熟悉起来,并成为好朋友。
这一时期,美国的排外思想很重。用唐德刚的话说,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,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。
哥大到处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的教研,胡适可以说是最佳人选,但却因为不加入美国籍而被排除在外。
在国内时,胡适就特别喜欢同青年人交朋友,发掘他们,鼓励他们。胡适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,但老少同处,一齐嘻嘻哈哈。那时,唐德刚、周策纵、吴纳孙、周文中、蔡宝瑜等一班人,在纽约组织了一个“白马文艺社”,这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,是一个吃吃喝喝的文艺俱乐部。胡适对他们这个小文艺团体非常爱护和支持,花费很多时间,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。一九五六年六月,他还在“白马文艺社”做了《再论新文学新诗新文字》的报告。
胡适一直将唐德刚视为自己的学生,虽然唐德刚没有上过胡适的课,但唐德刚自认是胡适的弟子,对胡适这位老师极为尊敬。
但需要指出的是,唐德刚虽然尊敬胡适、在与胡适的交往过场中时时执弟子礼,但在学术问题上,却毫不含糊。不因胡适是自己尊敬的老师就盲目地同意胡适的观点,而是敢于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挑战,表现出了极强的原则性。
1917年1月,胡适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在这篇文章中,胡适提出写文章的八点主张:须言之有物、不摹仿古人、须讲求文法、不作无病之呻.吟、务去滥调套语、不用典、不讲对仗、不避俗字俗语,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大,可以说是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。
但唐德刚先生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却颇有看法,1979年1月23日,他写了《刍议再议——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,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置疑,并逐条进行批驳。
唐德刚是这样理解“老师”一词的意义的:“至于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学习保持个什么态度呢?我认为‘老师’一词的意义,并不代表真理的终点,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,所以对老师的全盘否定,甚至把老师的祖坟也给挖掉,那就太混账了;相反,对老师的全面肯定,也是病态。
唐德刚说,“胡先生一辈子都叫我们做个‘不受惑的人’”。他还提到了胡适经常引用的“洞山和尚”的故事加以说明。
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及门高足,有人问洞山和尚:“你赞成你的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?”洞山和尚回答说:“半肯半不肯。”那个人又问:“为什么不全部肯定?”洞山和尚说:“若‘全肯’,即辜负先师也!”
唐德刚对胡适的态度,也是“半肯半不肯”。这种态度看似大逆不道,其实是对学术的一种尊重,也是为了不辜负胡适、不辜负文化,诚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:“对他们的老师不愿‘全肯’,不是不敬爱其老师,正是由于‘不辜负先师’才不愿‘全肯’。‘全肯’则没有进步,没有进步则文化便停摆了。做个胡老师真正的学生,就要遵从师训,不能‘全肯’,‘全肯’便是辜负文化了。”
唐德刚对胡适的这种批评精神,其实就是在践行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: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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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后的日子,他在美国著名学府做短期讲学,零星讲演的机会虽然很多,但因为没有可靠的收入,他在美国的经济情况也就更加拮据了。
在纽约的寓公生活,除了考《水经注》,和之前管图书之外,胡适其实还负有特别使命。胡适所以离开大陆到美国,和蒋介石的劝说不无关系。
前边提到过。1949年1月8日晚,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,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的话是:“我不要你做大使,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。例如争取美援,不要你去做。我只要你出去看看。”
话是如此说,但事实上蒋对胡适这位“美国通”是抱有很大希望的。因为胡适到达美国后不久,蒋介石于5月28日写有一封密信给胡适。
蒋在信中说:“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,不在物质,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。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,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。至于实际援助,则尚在其次也。对于进行方法,行政与立法两途,不妨同时并进,但仍以行政为正途,且应以此为主务。望先生协助少川(按:顾维钧字)大使,多加功夫为盼。”
胡适也颇为尽力。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,但此一时而彼一时,一些过去支持蒋政府的人,见蒋政府如此不争气,不愿再为其出力。而此时,由于将政府名声不好,就是“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,如Hornbeck,如Bullitt,如,都觉得‘一筹莫展’!第二次去时,见着Wedemeyer,他也是‘有心无力’”。
胡适回忆说:“这次出去我很苦痛,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,使我感到难于说话。”
胡适从来不是个让朋友为难的人,到处碰壁后,他通知中国驻美使馆,“取消一切约会,不接见任何政府和国会的领袖。因为大家成见太深,使我处处碰壁;也因为局势太大,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”。
这年8月,美国国务院发表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》白皮书。
白皮书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外,对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毫不留情的批评。在谈到蒋介石集团一败再败时说,腐败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。国民党的领袖们对遭遇的危机无力应付,军队已经丧失斗志,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。白皮书还说蒋介石是与过去的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。
蒋介石早就得到消息,气得暴跳如雷,大骂杜鲁门、艾奇逊不是东西。当时,蒋介石虽下野,但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,在幕后操控一切。蒋介石气愤地对幕僚说:“美国政府口里总说中国重要,不能落入中共之手,援华时又小气得要命,如果他们对我们的经援、军援得力一点,我们就不会输得这样惨。事情到了这一步,将责任全往我们身上推,太不道德!”
白皮书也使胡适更加失望和丧气,有五个月不曾去华盛顿。直到12月8日,胡适才找到一个机会,又赴华盛顿,在“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”上,演讲《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》,鼓吹“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,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”。虽然没有很大影响,毕竟是在为逃踞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政府说话了。
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看书,结识了他的小朋友和关们弟子唐德刚。
唐德刚(1920—2009),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(今属肥西县)山南馆唐家圩。唐德刚幼承庭训,国学根底深厚;小学五年级后,接受新式教育;1939年秋,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。1943年毕业,获学士学位,后曾在中学担任历史教员。1944年,又应安徽学院史地系主任李则刚之聘,到立煌做讲师,教授《西洋通史》。
1948年,唐德刚赴美留学,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。随后,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,并取得美国国籍。留校执教长达15年,先后开设《汉学概论》《中国史》《亚洲史》《西洋文化史》等课程。1962年初起,在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员,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达7年。1972年,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,后兼任系主任12年之久。
唐德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形“历史三峡”说,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。“历史三峡”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,中间经过两次转型。
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大一统帝国,大概经过三百年,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:一、政治上废封建,立郡县;二、经济上废井田,开阡陌;三、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。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。
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。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─社会─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:一、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;二、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;三、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。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──第一次转型是造成“行同伦”的社会,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,用现代的话说,就是多元化的社会。
此时,唐德刚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。去哥大图书馆时,因为唐是馆内胡适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。唐常替他借书、查书。他去哥大图书馆时便总是找唐,于是他们便熟悉起来,并成为好朋友。
这一时期,美国的排外思想很重。用唐德刚的话说,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,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。
哥大到处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的教研,胡适可以说是最佳人选,但却因为不加入美国籍而被排除在外。
在国内时,胡适就特别喜欢同青年人交朋友,发掘他们,鼓励他们。胡适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,但老少同处,一齐嘻嘻哈哈。那时,唐德刚、周策纵、吴纳孙、周文中、蔡宝瑜等一班人,在纽约组织了一个“白马文艺社”,这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,是一个吃吃喝喝的文艺俱乐部。胡适对他们这个小文艺团体非常爱护和支持,花费很多时间,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。一九五六年六月,他还在“白马文艺社”做了《再论新文学新诗新文字》的报告。
胡适一直将唐德刚视为自己的学生,虽然唐德刚没有上过胡适的课,但唐德刚自认是胡适的弟子,对胡适这位老师极为尊敬。
但需要指出的是,唐德刚虽然尊敬胡适、在与胡适的交往过场中时时执弟子礼,但在学术问题上,却毫不含糊。不因胡适是自己尊敬的老师就盲目地同意胡适的观点,而是敢于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挑战,表现出了极强的原则性。
1917年1月,胡适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在这篇文章中,胡适提出写文章的八点主张:须言之有物、不摹仿古人、须讲求文法、不作无病之呻.吟、务去滥调套语、不用典、不讲对仗、不避俗字俗语,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大,可以说是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。
但唐德刚先生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却颇有看法,1979年1月23日,他写了《刍议再议——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,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置疑,并逐条进行批驳。
唐德刚是这样理解“老师”一词的意义的:“至于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学习保持个什么态度呢?我认为‘老师’一词的意义,并不代表真理的终点,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,所以对老师的全盘否定,甚至把老师的祖坟也给挖掉,那就太混账了;相反,对老师的全面肯定,也是病态。
唐德刚说,“胡先生一辈子都叫我们做个‘不受惑的人’”。他还提到了胡适经常引用的“洞山和尚”的故事加以说明。
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及门高足,有人问洞山和尚:“你赞成你的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?”洞山和尚回答说:“半肯半不肯。”那个人又问:“为什么不全部肯定?”洞山和尚说:“若‘全肯’,即辜负先师也!”
唐德刚对胡适的态度,也是“半肯半不肯”。这种态度看似大逆不道,其实是对学术的一种尊重,也是为了不辜负胡适、不辜负文化,诚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:“对他们的老师不愿‘全肯’,不是不敬爱其老师,正是由于‘不辜负先师’才不愿‘全肯’。‘全肯’则没有进步,没有进步则文化便停摆了。做个胡老师真正的学生,就要遵从师训,不能‘全肯’,‘全肯’便是辜负文化了。”
唐德刚对胡适的这种批评精神,其实就是在践行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: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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