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07章 寓居纽约
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校庆50周年,同时也是胡适58岁的生日。前边说了,他对这个纪念日很重视,筹划了很久。但是,军事形势变化很快,进关的东北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密云、怀柔、昌平等,包围了北平城。
此时中共方面,已经通过方方面面,放出话来,请胡适先生留下,继续任北大校长或者当北平图书馆馆长。但胡适还是于12月15日永远离开了北平,离开了北大。
关于胡适离开北平,他自己记有日记。
1948年12月14日:“早晨还没有出门,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,力劝我南行,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,我说,并没有机来。十点到校,见雪屏电:“顷经兄又转达,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,万勿迟疑,当有人来洽机,宜充分利用。”毅生(郑天挺)与枚荪(周炳琳)均劝我走。我指天说:“看这样青天无片云,从今早到现在,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,飞机已不能来了!”我十二点到家,又得电报,机仍无消息。到一点半始得剿总电话,要我三点钟到勤政殿聚齐。后来我们(有陈寅恪夫妇及二女)因路阻,不能到机场。”
1948年12月15日:“昨晚十一点多钟,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,说总统有电话,要我南飞,飞机今早八点可到。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,他很能谅解。今天早上八点到勤政殿。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,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,三点多到南苑机场,有两机,分载二十五人。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,晚六点半到,有许多朋友来接。儿子思杜留在北平,没有同行。”
临行前胡适匆匆给汤用彤、郑天挺等北大负责人留下便条:“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,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。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。我虽在远,决不忘掉北大。”
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坚决不愿离开,要选择走另一条道路。胡适无奈,只能留他在北平,照看自己在东厂胡同一号住所和五大间书房的藏书,他自己带走的只有《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和几部正在校勘的《水经注》。
12月17日,由汤用彤主持,在炮声隆隆中,少数教授在孑民堂开了一个简短的北大50年校庆会。
这一天,胡适在南京应邀出席了当地北大校友举办的北大50年校庆纪念会。他在会上痛哭失声,没有多讲话,只说:“我是一个离职的逃兵,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。”
关于胡适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平,除了对中共不信任和理念不同外,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履行承诺。因为,1948年11月下旬,蒋介石决定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,派陶希圣专程飞到北平,赶到东厂胡同做胡适的工作。胡适在拒绝的时候曾表示,“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,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”。
不过,可以肯定,原因不止这些。因为,此时出现在胡适身边的还有一个身影,就是“赫赫有名”的军统特务叶翔之。
2011年台湾出了本纪念叶翔之“百年冥诞”文集,其中有篇叶翔之自述,文中有这么一句话:“三十七年冬,曾奉命于北平被围中飞平执行某项特殊工作,安然返京……”是什么特殊工作呢?一直跟随他的唐柱国写的,“叶在大陆屡建奇功”对此有所交待:“叶翔之在大陆撤退前夕,经办过好几件大案,包括在北平被中共围城之后,冒险深入城内,接出胡适、梅贻琦等一批国宝级学者。”
叶翔之是什么人?“抗战胜利时已官拜少将,身兼军统局‘渝(重庆)特区区长’,局(后改为保密局)本部第二处处长、全国肃‘奸’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要职”。这之前叶曾于1947年9月参与侦破“北平共谍案”,亲手抓捕并诱降了王石坚,北平、西安、沈阳、保定、兰州等地的中共秘密电台大部分暴露,中央社会部所属的重要情报系统即王石坚系统遭遇灭顶之灾,整个北方情报系统被吞噬,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。这之后,叶又于1950年一手侦破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,“整个中共台湾省工委,从各级干部到党员共1800余人,除极少数几个逃脱外,全部被捕”,工委书记、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蔡孝乾叛变,吴石、朱谌之等牺牲。
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胡适身边,胡适想不走恐怕很难。
如果胡适不走会怎么样?历史固然没有如果,而从他小儿子的不幸遭遇中也许能略知一二。像胡适这样的有独立人格,独立思想的人,在哪个年代,恐怕是不会跳忠字舞的,一些人能容得了他吗?
1948年阳历除夕,胡适与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。两人凄然相对,一边喝酒,一边背诵陶渊明《拟古》第九:“种桑长江边,三年望当采。枝条始欲茂,忽值山河改。柯叶自摧折,根株浮沧海。春蚕既无食,寒衣欲谁待。本不植高原,今日复何悔!”——北大复员,傅斯年、胡适接办正好“三年”,“三年望当采”,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,有所创获,有所成就时,“忽值山河改”,现实的山河改色,“事业”付诸东流。“枝条”、“柯叶”、“根株”经此大“摧折”,种桑的人恐怕只得“浮沧海”——“乘桴浮于海”了。“本不植高原”,“种桑”选错了地方,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?
第二天,即1949年元旦,胡适在日记中写道:“南京作‘逃兵’,作难民,已十七日了!”
1949年1月8日晚,胡适应邀去蒋介石官邸吃晚餐。席间蒋介石问胡适今后有何打算,胡适说他现在能想到的,是继续考他的“水经注”,蒋介石看来已成竹在胸,极力劝说胡适再去美国,怕胡适有误解,他说:“我不要你做大使,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。例如争取美援,不要你去做。我只要你出去看看。”
1月15日,胡适到上海。21日,胡适送江冬秀乘船去台湾。就在当天,蒋介石宣布“引退”,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。
1月24日,胡适给吴忠信写信,辞去总统府资政之聘。胡适说,自己现在还是北京大学校长,因时局关系,此时还不能辞职。
1月25日,胡适乘车到上海,暂住霞飞路1946号,其间曾整理上海合众图书馆藏叶揆初藏三种《水经注》抄本。3月下旬,胡适曾到台湾,在中山堂演讲《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》。
1949年4月6日,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离开,21日抵美国旧金山,27日到达纽约。住进东城81街104号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里,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寓公生活。
纽约,这个世界最大的都会,对胡适来说,是那么熟悉,然而又那么陌生。在胡适的眼中,纽约,已不再像胡适留学时代那样富于魅力,令人神往;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后那种战争年代的特别气氛,令人振奋。现在的胡适,只是带着一点有限的存款,逃亡到异国他乡的一个年老多病,手难缚鸡的书生。因为谋生乏术,一时找不到职业。而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,逃亡美国的党国要人和败阵将军,一个个颓废潦倒的模样,在纽约街头则随处可见,这更让胡适沮丧。
在这里,胡适的那些国民党的朋友们,也一个个牢骚满腹,对蒋介石政府怨恨不休。胡适于是取消一切约会,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《水经注》。
第二年,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纽约,胡适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点慰藉。他们租赁的公寓,虽然已经破旧,毕竟也能蔽风雨。雇不起帮佣,便一切自理。夫人打扫厨房,胡适整理内务。夫人烧饭做菜,胡适便洗刷碗筷,……洗衣、收拾房间等,胡适也抢着去做。鼎鼎大名的胡适,平常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现在竟也学会了种种家务劳动。生活是很清苦的,俗话说得好,人有享不了的福,没有遭不了的罪。老了老了,胡适反而成了个很勤快的人。或许,正是这“老来穷”逼出来的。
在生活费很高的纽约市,没有固定收入,难免坐吃山空,更何况胡适只有一点有限的存款!胡适虽是“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”,面对晚年凄清困窘的现实,也难免悲从中来,以致多次对他的少年朋友唐德刚说:“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!”这发自内心的诚挚话语,既是对晚辈的关心和劝勉,更流露出对自己凄凉晚景的叹息。
纽约的寓公生活,不仅清苦,日常的安全也很难保障。
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,但胡适住的那那所破烂的公寓,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。
一次胡适外出,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。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,忽然自防火楼梯,破窗而入。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,而是临危不惧地走向公寓大门,把门打开,反身对那悍贼,大叫一声“GO”!
看来不管是哪里,都是做贼心虚。那位大黑贼,看了胡老太太一眼,真的从门口“GO”了。她老太太把门关好,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。
1950年5月,胡适终于在普林斯登大学,谋得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(也可以称做馆长)的职务,9月到职,合约两年。
普林斯登大学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小城,为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,颇有声望。校中图书馆建筑精美,藏书丰富。葛斯德东方图书馆,是其独立的一个分馆。它由创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为基础,逐步发展成以中文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馆。包括汉文、满文、蒙文、藏文,以及日本、朝鲜、印度和泰国的出版物,总计约有近30万册书。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国医药学书籍及成套丛书。只是,这个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,普大当局对葛氏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国线装书,究竟有何价值,完全不了解。他们知道胡适是中国的大学者,又正流寓纽约赋闲,便聘请他来校主持清理并经管这批图书。读书人自然愿意与书打交道,胡适何乐而不为。
葛斯德东方图书馆,那时在美国不仅一般人不知道,连美国的汉学界、华人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。馆里的工作人员也总共只有两个,除胡适外,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纲。胡适上任之后,便下功夫清点整理。
1952年2月,他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“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”为题的特别书展。胡适亲自撰写了几篇介绍文章和书展目录。展览历时两个月,颇为轰动。
而因为胡适和这个书展,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被埋没多年无人知晓的藏书,竟不胫而走,引起了美国汉学界及海内外华人学者的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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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中共方面,已经通过方方面面,放出话来,请胡适先生留下,继续任北大校长或者当北平图书馆馆长。但胡适还是于12月15日永远离开了北平,离开了北大。
关于胡适离开北平,他自己记有日记。
1948年12月14日:“早晨还没有出门,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,力劝我南行,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,我说,并没有机来。十点到校,见雪屏电:“顷经兄又转达,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,万勿迟疑,当有人来洽机,宜充分利用。”毅生(郑天挺)与枚荪(周炳琳)均劝我走。我指天说:“看这样青天无片云,从今早到现在,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,飞机已不能来了!”我十二点到家,又得电报,机仍无消息。到一点半始得剿总电话,要我三点钟到勤政殿聚齐。后来我们(有陈寅恪夫妇及二女)因路阻,不能到机场。”
1948年12月15日:“昨晚十一点多钟,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,说总统有电话,要我南飞,飞机今早八点可到。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,他很能谅解。今天早上八点到勤政殿。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,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,三点多到南苑机场,有两机,分载二十五人。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,晚六点半到,有许多朋友来接。儿子思杜留在北平,没有同行。”
临行前胡适匆匆给汤用彤、郑天挺等北大负责人留下便条:“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,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。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。我虽在远,决不忘掉北大。”
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坚决不愿离开,要选择走另一条道路。胡适无奈,只能留他在北平,照看自己在东厂胡同一号住所和五大间书房的藏书,他自己带走的只有《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和几部正在校勘的《水经注》。
12月17日,由汤用彤主持,在炮声隆隆中,少数教授在孑民堂开了一个简短的北大50年校庆会。
这一天,胡适在南京应邀出席了当地北大校友举办的北大50年校庆纪念会。他在会上痛哭失声,没有多讲话,只说:“我是一个离职的逃兵,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。”
关于胡适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平,除了对中共不信任和理念不同外,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履行承诺。因为,1948年11月下旬,蒋介石决定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,派陶希圣专程飞到北平,赶到东厂胡同做胡适的工作。胡适在拒绝的时候曾表示,“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,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”。
不过,可以肯定,原因不止这些。因为,此时出现在胡适身边的还有一个身影,就是“赫赫有名”的军统特务叶翔之。
2011年台湾出了本纪念叶翔之“百年冥诞”文集,其中有篇叶翔之自述,文中有这么一句话:“三十七年冬,曾奉命于北平被围中飞平执行某项特殊工作,安然返京……”是什么特殊工作呢?一直跟随他的唐柱国写的,“叶在大陆屡建奇功”对此有所交待:“叶翔之在大陆撤退前夕,经办过好几件大案,包括在北平被中共围城之后,冒险深入城内,接出胡适、梅贻琦等一批国宝级学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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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胡适身边,胡适想不走恐怕很难。
如果胡适不走会怎么样?历史固然没有如果,而从他小儿子的不幸遭遇中也许能略知一二。像胡适这样的有独立人格,独立思想的人,在哪个年代,恐怕是不会跳忠字舞的,一些人能容得了他吗?
1948年阳历除夕,胡适与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。两人凄然相对,一边喝酒,一边背诵陶渊明《拟古》第九:“种桑长江边,三年望当采。枝条始欲茂,忽值山河改。柯叶自摧折,根株浮沧海。春蚕既无食,寒衣欲谁待。本不植高原,今日复何悔!”——北大复员,傅斯年、胡适接办正好“三年”,“三年望当采”,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,有所创获,有所成就时,“忽值山河改”,现实的山河改色,“事业”付诸东流。“枝条”、“柯叶”、“根株”经此大“摧折”,种桑的人恐怕只得“浮沧海”——“乘桴浮于海”了。“本不植高原”,“种桑”选错了地方,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?
第二天,即1949年元旦,胡适在日记中写道:“南京作‘逃兵’,作难民,已十七日了!”
1949年1月8日晚,胡适应邀去蒋介石官邸吃晚餐。席间蒋介石问胡适今后有何打算,胡适说他现在能想到的,是继续考他的“水经注”,蒋介石看来已成竹在胸,极力劝说胡适再去美国,怕胡适有误解,他说:“我不要你做大使,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。例如争取美援,不要你去做。我只要你出去看看。”
1月15日,胡适到上海。21日,胡适送江冬秀乘船去台湾。就在当天,蒋介石宣布“引退”,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。
1月24日,胡适给吴忠信写信,辞去总统府资政之聘。胡适说,自己现在还是北京大学校长,因时局关系,此时还不能辞职。
1月25日,胡适乘车到上海,暂住霞飞路1946号,其间曾整理上海合众图书馆藏叶揆初藏三种《水经注》抄本。3月下旬,胡适曾到台湾,在中山堂演讲《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》。
1949年4月6日,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离开,21日抵美国旧金山,27日到达纽约。住进东城81街104号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里,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寓公生活。
纽约,这个世界最大的都会,对胡适来说,是那么熟悉,然而又那么陌生。在胡适的眼中,纽约,已不再像胡适留学时代那样富于魅力,令人神往;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后那种战争年代的特别气氛,令人振奋。现在的胡适,只是带着一点有限的存款,逃亡到异国他乡的一个年老多病,手难缚鸡的书生。因为谋生乏术,一时找不到职业。而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,逃亡美国的党国要人和败阵将军,一个个颓废潦倒的模样,在纽约街头则随处可见,这更让胡适沮丧。
在这里,胡适的那些国民党的朋友们,也一个个牢骚满腹,对蒋介石政府怨恨不休。胡适于是取消一切约会,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《水经注》。
第二年,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纽约,胡适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点慰藉。他们租赁的公寓,虽然已经破旧,毕竟也能蔽风雨。雇不起帮佣,便一切自理。夫人打扫厨房,胡适整理内务。夫人烧饭做菜,胡适便洗刷碗筷,……洗衣、收拾房间等,胡适也抢着去做。鼎鼎大名的胡适,平常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现在竟也学会了种种家务劳动。生活是很清苦的,俗话说得好,人有享不了的福,没有遭不了的罪。老了老了,胡适反而成了个很勤快的人。或许,正是这“老来穷”逼出来的。
在生活费很高的纽约市,没有固定收入,难免坐吃山空,更何况胡适只有一点有限的存款!胡适虽是“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”,面对晚年凄清困窘的现实,也难免悲从中来,以致多次对他的少年朋友唐德刚说:“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!”这发自内心的诚挚话语,既是对晚辈的关心和劝勉,更流露出对自己凄凉晚景的叹息。
纽约的寓公生活,不仅清苦,日常的安全也很难保障。
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,但胡适住的那那所破烂的公寓,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。
一次胡适外出,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。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,忽然自防火楼梯,破窗而入。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,而是临危不惧地走向公寓大门,把门打开,反身对那悍贼,大叫一声“GO”!
看来不管是哪里,都是做贼心虚。那位大黑贼,看了胡老太太一眼,真的从门口“GO”了。她老太太把门关好,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。
1950年5月,胡适终于在普林斯登大学,谋得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(也可以称做馆长)的职务,9月到职,合约两年。
普林斯登大学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小城,为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,颇有声望。校中图书馆建筑精美,藏书丰富。葛斯德东方图书馆,是其独立的一个分馆。它由创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为基础,逐步发展成以中文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馆。包括汉文、满文、蒙文、藏文,以及日本、朝鲜、印度和泰国的出版物,总计约有近30万册书。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国医药学书籍及成套丛书。只是,这个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,普大当局对葛氏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国线装书,究竟有何价值,完全不了解。他们知道胡适是中国的大学者,又正流寓纽约赋闲,便聘请他来校主持清理并经管这批图书。读书人自然愿意与书打交道,胡适何乐而不为。
葛斯德东方图书馆,那时在美国不仅一般人不知道,连美国的汉学界、华人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。馆里的工作人员也总共只有两个,除胡适外,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纲。胡适上任之后,便下功夫清点整理。
1952年2月,他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“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”为题的特别书展。胡适亲自撰写了几篇介绍文章和书展目录。展览历时两个月,颇为轰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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