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4章 渐行渐远
尽管在思想和做法上有诸多的不同意见,但在大局上,特别是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两年里,蔡元培在总体上,对内而言,在国民党内部争斗中是站在蒋介石集团一边的,对外则是的全力支持“清党”的。
1927年4月18日,蒋介石操纵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。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,明确表明立场,反对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。
6月19日至21日,他又与胡汉民、吴稚晖、张静江等,追随蒋介石参加与西北军阀冯玉祥商讨联合清共的徐州会议,并在这年9月,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的“宁汉合流”。
当时在南京,有蒋介石控制的“国民政府”和“中央党部”;在武汉,有汪精卫控制的“国民政府”和“中央党部”。另外上海和各地都有一些军阀把持的地方政权,但是主要以南京和武汉,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主。
为了实现“合作清党”、“统一党务”,通过一系列酝酿和接触,冯玉祥从中牵线,与各方反复电商,于7月20日提出解决宁、汉合作的具体办法。汪精卫等表示愿意“和平统一”,同意“迁都南京”。
蒋介石、李宗仁、胡汉民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“柄政”,赞成各方“共同北伐”。8月上旬,宁、汉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妥协。
在此期间,由于南京的蒋介石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处境渐显不利,加之蒋系的国民革命军在徐州战场遭遇失败等原因,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。
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曾有三次下野,这是他的第一次下野。
蒋介石的下台促使南京和武汉方面迅速靠拢,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,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。因南京简称“宁”,武汉简称“汉”,史称“宁汉合流”。
这一期间,蔡元培继续积极地支持蒋介石。蒋介石宣布下野后,蔡元培与胡汉民、吴稚晖等人即联合通电,声明与蒋介石同进退,同时辞职。
在随后的宁汉谈判中,蔡元培与蒋介石的政敌——汪精卫针锋相对,他联合张静江、李宗仁、吴稚晖、李石曾等,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弹劾汪精卫,指斥汪精卫口是心非、阻碍清共。
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,他并未失去江浙财团和国民党黄埔系军官的支持。
1927年12月10日,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部司令的职务。身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即发表拥蒋宣言,他在南京向新闻界说,蒋介石“功在党国,此次再任艰巨,自极赞同。余意蒋先生复职后,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.党、打倒军阀之旗帜者,结合为一”。
随后,蔡元培又与国民党军政首领们一道去南京车站迎接蒋介石复职,并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称,蒋介石“与本党历史甚深”,蒋的复职,“不独北伐可以进展,而一切困难问题,亦可解决。”
那时的蔡元培,对蒋介石还是寄以厚望的。认为无论如何,只有支持蒋这样年富力强的领导者才能完成北伐大业、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革命事业。
只是,随着时间的推进,随着蒋介石的种种卑劣行径逐渐浮出水面,蔡元培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。看来,他对蒋的认识,总是要有个过程的。
如果说,空前惨烈的清党大捕杀,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蔡元培对蒋介石的支持,但毕竟埋下了诸多芥蒂。而让蔡元培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,更为不满的是蒋介石日益显露出的独裁倾向。渐渐地,蔡元培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了。
1928年9月,蔡元培以在国民党《三民半月刊》第1卷第4期发表《三民主义的中和性》一文,告诫国民党当局在反.共的同时要谨防出现法西斯主义,明确提出“若口唱三民主义,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,便是波尔雪维克(即布尔什维克),那就是孙先生的罪人了”。
1928年10月8日,国民党的中常会再次推蔡元培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监察院院长。蔡元培感到,这个任命实际上是出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,他不愿去趟这个浑水。
在10月13日在写给吴稚晖的私函中,蔡元培写道:“此次国府委员名单及院长与主席人选,完全由先生及张、李两先生提出,诸先生不避嫌之勇气,固为可佩,然未免太露骨,如留弟一人,立于半超然之地位,仍亦不为无益。”
他建议让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且同样老资历的张静江来干这个职务,私下里他却对胡适说:“这时候哪有监察的事可做?”
从这个时候开始,蔡元培这个在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,在党内纷争中,不再坚定地站在中国政坛日益崛起的蒋介石一边,而是采取了他常说的“超然”态度,有时甚至站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。
1929年,蒋介石的亲信、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被国民党中的桂系免职,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发生矛盾。蔡元培作为“湘案”的查办员,反对蒋介石用武力对付桂系。调解过程中,蒋介石扣押了由蔡元培等国民党四元老邀请来南京的李济深。蔡元培知道后深为惊怒,对蒋介石越发反感。
1931年2月,国民党早期领导人、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,因拒绝支持蒋介石的有关举措,被蒋介石扣押软禁,引发国民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。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,双方剑拔弩张。
蔡元培作为南京方面的代表,与张静江、吴稚晖等赴广东居中调解。
在宁粤双方的谈判会议上,蔡元培先后担任会议主席。
时任会议秘书的程沧波回忆说:“蔡先生当时做主席,尽管李文范在那里跳,伍朝枢冷嘲热讽地骂,他坐在席上丝毫不动。……宁粤相争,尽管闹得满天星斗,但蔡先生处之泰然。这一段期间,我跟蔡先生接触很多,不但白天有接触,晚上也常到他那里。他很少谈和谈的事,也不谈现实的问题,他很超然,眼光看得很远,仍然是谈教育、谈思想、谈文化。”
在私下,蔡元培这时与国民党内反蒋的邓演达、陈铭枢来往,参与策划倒蒋活动。他们商定,看准时机在军事上占领闽粤一带,然后由蔡元培领衔发表对时局的宣言,呼吁和平、停止内战、一致对外。
陈枢铭后来回忆:“其时,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,择生(即邓演达)有群众基础,我有军事力量,我们三人合作计划实现,定可另开一新局面。”
恰在随后,发生了震惊国人的“九一八”事变,日本占领中国东北。为避免国内的政治分裂,使外敌有隙可乘,蔡元培与陈枢铭遂放弃倒蒋的计划。
这时蔡元培的身份仍是受蒋介石指派的南京方面谈判代表。但在谈判中,蔡元培没有替蒋介石说话,他抵广东后不久,即接受广东方面提出的和解条件: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,调他的十九路军驻扎京沪一带。接受把蒋介石下野做为双方和解的先决条件。
闻知蔡元培轻易接受粤方条件、以自己下野促成双方和解,蒋介石十分生气,第二天即致电斥责。
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,蒋介石提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治策略。一方面下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出东北,将中国大片疆域拱手让与日本人。另一方面加紧对共产党的围剿,全然不顾国内一片抗击日寇的呼声。这时候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层也给蒋介石更大的压力,他们逼迫蒋介石交出权力。为了给国民党内外一个交代,蒋介石只好第二次下野。
蒋介石第二次下野,从1931年12月15日开始,到1932年1月28日结束,历时只有一个多月。由于蒋介石共进退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宣布辞职,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人财两空,政府混乱。这样一来,国民党内又响起起用蒋介石的呼声,于是蒋介石顺理成章地第二次复出。
对蒋介石的这一次复出,蔡元培非但没有表达欢迎之意,反而在汪精卫邀请他加入蒋汪联合政府的时候予以回绝。
他说:“救国必须分工,自献宜稽效率。运筹帷幄之内,折冲尊俎之间,实非墟如弟者,所能助力。若强作解事,相与周旋,隔靴搔痒,徒乱人意;不如择性所近,尽力所及,竭一得之愚,求几分之效,比于不贤识小,借告无罪云尔。”
至于蒋介石对蔡元培,其实从没有好感,只不过是利用蔡的名声和人脉。这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可看出,“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,以吾所见者,但有罪过而已,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。”
从蒋氏这一日记中不难看出,蒋对蔡其人,乃至对蔡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是何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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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4月18日,蒋介石操纵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。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,明确表明立场,反对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。
6月19日至21日,他又与胡汉民、吴稚晖、张静江等,追随蒋介石参加与西北军阀冯玉祥商讨联合清共的徐州会议,并在这年9月,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的“宁汉合流”。
当时在南京,有蒋介石控制的“国民政府”和“中央党部”;在武汉,有汪精卫控制的“国民政府”和“中央党部”。另外上海和各地都有一些军阀把持的地方政权,但是主要以南京和武汉,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主。
为了实现“合作清党”、“统一党务”,通过一系列酝酿和接触,冯玉祥从中牵线,与各方反复电商,于7月20日提出解决宁、汉合作的具体办法。汪精卫等表示愿意“和平统一”,同意“迁都南京”。
蒋介石、李宗仁、胡汉民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“柄政”,赞成各方“共同北伐”。8月上旬,宁、汉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妥协。
在此期间,由于南京的蒋介石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处境渐显不利,加之蒋系的国民革命军在徐州战场遭遇失败等原因,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。
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曾有三次下野,这是他的第一次下野。
蒋介石的下台促使南京和武汉方面迅速靠拢,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,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。因南京简称“宁”,武汉简称“汉”,史称“宁汉合流”。
这一期间,蔡元培继续积极地支持蒋介石。蒋介石宣布下野后,蔡元培与胡汉民、吴稚晖等人即联合通电,声明与蒋介石同进退,同时辞职。
在随后的宁汉谈判中,蔡元培与蒋介石的政敌——汪精卫针锋相对,他联合张静江、李宗仁、吴稚晖、李石曾等,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弹劾汪精卫,指斥汪精卫口是心非、阻碍清共。
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,他并未失去江浙财团和国民党黄埔系军官的支持。
1927年12月10日,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部司令的职务。身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即发表拥蒋宣言,他在南京向新闻界说,蒋介石“功在党国,此次再任艰巨,自极赞同。余意蒋先生复职后,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.党、打倒军阀之旗帜者,结合为一”。
随后,蔡元培又与国民党军政首领们一道去南京车站迎接蒋介石复职,并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称,蒋介石“与本党历史甚深”,蒋的复职,“不独北伐可以进展,而一切困难问题,亦可解决。”
那时的蔡元培,对蒋介石还是寄以厚望的。认为无论如何,只有支持蒋这样年富力强的领导者才能完成北伐大业、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革命事业。
只是,随着时间的推进,随着蒋介石的种种卑劣行径逐渐浮出水面,蔡元培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。看来,他对蒋的认识,总是要有个过程的。
如果说,空前惨烈的清党大捕杀,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蔡元培对蒋介石的支持,但毕竟埋下了诸多芥蒂。而让蔡元培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,更为不满的是蒋介石日益显露出的独裁倾向。渐渐地,蔡元培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了。
1928年9月,蔡元培以在国民党《三民半月刊》第1卷第4期发表《三民主义的中和性》一文,告诫国民党当局在反.共的同时要谨防出现法西斯主义,明确提出“若口唱三民主义,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,便是波尔雪维克(即布尔什维克),那就是孙先生的罪人了”。
1928年10月8日,国民党的中常会再次推蔡元培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监察院院长。蔡元培感到,这个任命实际上是出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,他不愿去趟这个浑水。
在10月13日在写给吴稚晖的私函中,蔡元培写道:“此次国府委员名单及院长与主席人选,完全由先生及张、李两先生提出,诸先生不避嫌之勇气,固为可佩,然未免太露骨,如留弟一人,立于半超然之地位,仍亦不为无益。”
他建议让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且同样老资历的张静江来干这个职务,私下里他却对胡适说:“这时候哪有监察的事可做?”
从这个时候开始,蔡元培这个在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,在党内纷争中,不再坚定地站在中国政坛日益崛起的蒋介石一边,而是采取了他常说的“超然”态度,有时甚至站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。
1929年,蒋介石的亲信、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被国民党中的桂系免职,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发生矛盾。蔡元培作为“湘案”的查办员,反对蒋介石用武力对付桂系。调解过程中,蒋介石扣押了由蔡元培等国民党四元老邀请来南京的李济深。蔡元培知道后深为惊怒,对蒋介石越发反感。
1931年2月,国民党早期领导人、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,因拒绝支持蒋介石的有关举措,被蒋介石扣押软禁,引发国民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。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,双方剑拔弩张。
蔡元培作为南京方面的代表,与张静江、吴稚晖等赴广东居中调解。
在宁粤双方的谈判会议上,蔡元培先后担任会议主席。
时任会议秘书的程沧波回忆说:“蔡先生当时做主席,尽管李文范在那里跳,伍朝枢冷嘲热讽地骂,他坐在席上丝毫不动。……宁粤相争,尽管闹得满天星斗,但蔡先生处之泰然。这一段期间,我跟蔡先生接触很多,不但白天有接触,晚上也常到他那里。他很少谈和谈的事,也不谈现实的问题,他很超然,眼光看得很远,仍然是谈教育、谈思想、谈文化。”
在私下,蔡元培这时与国民党内反蒋的邓演达、陈铭枢来往,参与策划倒蒋活动。他们商定,看准时机在军事上占领闽粤一带,然后由蔡元培领衔发表对时局的宣言,呼吁和平、停止内战、一致对外。
陈枢铭后来回忆:“其时,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,择生(即邓演达)有群众基础,我有军事力量,我们三人合作计划实现,定可另开一新局面。”
恰在随后,发生了震惊国人的“九一八”事变,日本占领中国东北。为避免国内的政治分裂,使外敌有隙可乘,蔡元培与陈枢铭遂放弃倒蒋的计划。
这时蔡元培的身份仍是受蒋介石指派的南京方面谈判代表。但在谈判中,蔡元培没有替蒋介石说话,他抵广东后不久,即接受广东方面提出的和解条件: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,调他的十九路军驻扎京沪一带。接受把蒋介石下野做为双方和解的先决条件。
闻知蔡元培轻易接受粤方条件、以自己下野促成双方和解,蒋介石十分生气,第二天即致电斥责。
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,蒋介石提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治策略。一方面下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出东北,将中国大片疆域拱手让与日本人。另一方面加紧对共产党的围剿,全然不顾国内一片抗击日寇的呼声。这时候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高层也给蒋介石更大的压力,他们逼迫蒋介石交出权力。为了给国民党内外一个交代,蒋介石只好第二次下野。
蒋介石第二次下野,从1931年12月15日开始,到1932年1月28日结束,历时只有一个多月。由于蒋介石共进退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宣布辞职,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人财两空,政府混乱。这样一来,国民党内又响起起用蒋介石的呼声,于是蒋介石顺理成章地第二次复出。
对蒋介石的这一次复出,蔡元培非但没有表达欢迎之意,反而在汪精卫邀请他加入蒋汪联合政府的时候予以回绝。
他说:“救国必须分工,自献宜稽效率。运筹帷幄之内,折冲尊俎之间,实非墟如弟者,所能助力。若强作解事,相与周旋,隔靴搔痒,徒乱人意;不如择性所近,尽力所及,竭一得之愚,求几分之效,比于不贤识小,借告无罪云尔。”
至于蒋介石对蔡元培,其实从没有好感,只不过是利用蔡的名声和人脉。这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可看出,“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,以吾所见者,但有罪过而已,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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