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3章 始料不及
那个时候,国民党内部思想也很乱,派系对立严重,所谓革命形势越是一派大好,这样的情况也就越发糟糕。就连在党内位高权重的蒋介石,其处境也很微妙、很尴尬。
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如“西山会议派”,这时认为蒋介石是赤色分子、共产党的同路人。而国民党的左派中又有一种声音,认为蒋介石是“新军阀”。时任代理海军局局长的共产党人李之龙曾公开提出,蒋介石要在3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,否则就要以“叛变革命”的名义查办他。来自苏俄的军事顾问,很多的时候也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,让蒋心里很不舒服。
西山会议派,是中国国民党内的右派派别之一,也是国民党内最坚定的反.共势力。
孙中山逝世后,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反对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活动。
1925年11月23日,国民党中.央执行委员中的右派分子,林森、邹鲁、居正、叶楚伧、覃振、石青阳、石瑛,中央监察委员张继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“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”,通过了反苏、反.共、反对国共合作的《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》、《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》等一系列倒行逆施文件,由此“西山会议派”产生。
1926年3月17日,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:“近来所受苦痛,至不能说,不忍说,且非梦想所能及者。政治生活至此,是何异佛入地狱耶。”
可以说在那个时候,他便开始谋划把共产党人清除出国民党了。
这一时期,新生的党人在指导思想和做法上也出现了一些不成熟的极左倾向。当时的“湖南农民运动”中,农协的刊物如《湖南民报》甚至提出了“有土皆豪,无绅不劣”的口号,不加区别的镇压当地的地主、豪绅,没收其财产。结果,有很多国民党人和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家属被列为“土豪劣绅”,成了揪斗的对象。这在国民党看来,简直是抓反革命抓到自己人头上,让国民党内包括中间派的很多人心生反感。
1927年3月10日,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汉口召开。这次会议上,选出了左派人士和中.共.党.员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中.央委员会,会议并以“提高党权”的名义,免去了蒋介石的中.央.主.席、军.委.主.席,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。
于是,矛盾更加激化,也更加公开化。
在蔡元培等一部分国民党元老眼中,这样一来,国民党几乎快要被左派和共产党人架空,国民党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,非要出手挽救危局不可了。不管怎么说,反正这时候的蔡元培,是旗帜鲜明地和国民党内积极反.共的人走到了一起。
4月2日,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,在吴稚晖提交查办共产党的呈文之后,蔡元培亦向大家出示了名为《共.产党祸党证据及共.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》的两份材料,一份是中.共自二大以来“阴谋破坏国民党”的种种决议和通告,另一份则是中.共在浙江“阻止入党”“煽惑民众”“扰乱后方”“捣毁米铺”“压迫工人”等若干条罪状。
会上经蔡元培同意,还审定了列有毛.泽.东、周.恩.来、陈.独秀等中共领袖及柳亚子、徐谦、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,共计179人,提请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,将这些“首要危险分子”,“就地知照治安机关,分别看管,制止活动”。
此后,在蔡元培的主持下,这些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“清党”密会。
可以说,在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中,这时候的蔡元培是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。
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、张静江、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“护党救国”联名通电,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,严词指责工农运动,指斥武汉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共.产.党合作,有“亡党之责”,“大有背于本党治国之精神,极端毁灭本党组织之根本旨趣,减少群众对于本党之坚固信仰”。
蔡元培在通电中呼吁全体国民党党员,要“念党之危机,懔丧亡之无日,披发缨冠,共图匡济,扶危定倾,端视此举”,从而为蒋介石发动政变做了舆论上的准备。
到了这一年的10月18日,蔡元培在国民党中.央党.务学校发表演讲,还在向青年学生灌输他的这一思想:
“本党在共.产.党捣乱的时候,下级党部和农工组织为他们所把持,不许本党党员插足。他们这种方法是很厉害的,是想把本党的基础抢了去。他们所做的工作,就是要消灭本党的工作。共.产党的农人工人运动,是欺骗农工的运动,不能够替农工谋实在的利益。”
1927年4月15日凌晨,国民党广东当局下令军警和其他武装开始在广州进行“清党”大搜捕。萧楚女、刘尔崧、熊雄、邓培、李森、何耀全、张瑞成、李亦愚、毕磊、谭其镜、杨其纲、麻植、熊锐、邹师贞等100多位著名共产党人英勇牺牲。
仅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,至1927年7月15日,杭州、宁波两地被捕的共产党人、革命群众及国民党左派就有400余人,其中117人被“清党委员会”残杀。至这年底,全浙江有1805人被捕,其中932人被杀。在另一些省份,更是有过之无不及。在农民运动中遭到打击的豪绅们这时也纷纷反戈一击,在地方上积极捕杀共.产.党人、农.运首领。
清党运动迅速朝着蔡元培始料不及的方式和规模发展。
清党之初,浙江清党委员会枪杀二十余名共.产.党人和革命群众。
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,很是痛心疾首,他提出了严厉批评:“我们不能随便杀人!昨天那样办,太荒唐!太草率!太不好了!此后必须谨慎注意。”
作为清党的最初力推者,他提出清党务必执行的三原则:抓人必须调查清楚;定罪必须证据确实才可判决;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,提交清党委会员讨论决定后才可执行。
为劝阻滥杀,蔡元培在1928年前后写下《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》一文。
言道:“总理致力革命四十年,不但政敌甚多,就是始信而终叛的人也不少;然而总理最反对暗杀,一切均以堂堂正正之革命军行之。军行时自然不能没有死伤的人,然这是不得已而杀人,不是嗜杀。以汤芗铭的反复,并不念他的旧恶;以陈炯明的叛变,还许他们悔过效力;其他类似的人,从没有宣布过死刑。总理的不嗜杀人,可以公认了。”
但是,政治斗争的残酷,远非蔡元培所能预见和主导。这时的蒋介石等这些国民党内蔡元培的“老同志”,早把总理的风格抛到了脑后,在权力争夺、残酷打击异己的道路上愈行愈远,蔡元培的规劝早已被这些人当成了耳边风。
在清党期间,蔡元培曾亲自出面营救了诸多可能遭捕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,如帮助被列入清党黑名单的朱宜权等出走,保释被捕入狱的进步青年史良、郑观松。
1928年1月,蔡元培曾亲自致电武昌卫戍司令胡宗铎,要求他释放被捕的教育界人士。
言道:“闻汉口第二中学学生颇有附和共.产.党者,因而连及徐校长昌期亦被监禁。但徐君实无共.党嫌疑,如蒙早日开释,无任感荷。”
现在,力主清党的人却一再为被清的对象说情、提供保护、援助。
其实,蔡元培和中共的很多领袖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,而且私交还不错。陈独秀、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,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。
就在清党开始之时,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,蔡元培带头募捐,帮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。
他和陈独秀的关系,更不用说了。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共谋反清、制造炸弹。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,蔡元培都出手相救。
以至于当蔡元培去世以后,陈独秀十分悲伤,在给友人的信中说:“弟前在金陵狱中,多承蔡先生照拂,公乃先我而死,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!”
做为学者和政客,蔡元培与蒋介石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。
蔡元培的诉求是民主和法治,而蒋介石的目标则是权力。蔡元培虽然坚定地力主清党,但他主张用温和、法治的手段完成这项使命,蒋介石等人则毫不心慈手软,掀起了一场极为残酷的腥风血雨。
鲁迅后来说,“其实像蔡先生,也还只是一般地赞成进步,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。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,他就不甚了然。他甚至于悲叹地说,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,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,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。可知他同情革命者,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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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如“西山会议派”,这时认为蒋介石是赤色分子、共产党的同路人。而国民党的左派中又有一种声音,认为蒋介石是“新军阀”。时任代理海军局局长的共产党人李之龙曾公开提出,蒋介石要在3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,否则就要以“叛变革命”的名义查办他。来自苏俄的军事顾问,很多的时候也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,让蒋心里很不舒服。
西山会议派,是中国国民党内的右派派别之一,也是国民党内最坚定的反.共势力。
孙中山逝世后,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反对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活动。
1925年11月23日,国民党中.央执行委员中的右派分子,林森、邹鲁、居正、叶楚伧、覃振、石青阳、石瑛,中央监察委员张继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“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”,通过了反苏、反.共、反对国共合作的《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》、《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》等一系列倒行逆施文件,由此“西山会议派”产生。
1926年3月17日,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:“近来所受苦痛,至不能说,不忍说,且非梦想所能及者。政治生活至此,是何异佛入地狱耶。”
可以说在那个时候,他便开始谋划把共产党人清除出国民党了。
这一时期,新生的党人在指导思想和做法上也出现了一些不成熟的极左倾向。当时的“湖南农民运动”中,农协的刊物如《湖南民报》甚至提出了“有土皆豪,无绅不劣”的口号,不加区别的镇压当地的地主、豪绅,没收其财产。结果,有很多国民党人和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家属被列为“土豪劣绅”,成了揪斗的对象。这在国民党看来,简直是抓反革命抓到自己人头上,让国民党内包括中间派的很多人心生反感。
1927年3月10日,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汉口召开。这次会议上,选出了左派人士和中.共.党.员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中.央委员会,会议并以“提高党权”的名义,免去了蒋介石的中.央.主.席、军.委.主.席,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。
于是,矛盾更加激化,也更加公开化。
在蔡元培等一部分国民党元老眼中,这样一来,国民党几乎快要被左派和共产党人架空,国民党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,非要出手挽救危局不可了。不管怎么说,反正这时候的蔡元培,是旗帜鲜明地和国民党内积极反.共的人走到了一起。
4月2日,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,在吴稚晖提交查办共产党的呈文之后,蔡元培亦向大家出示了名为《共.产党祸党证据及共.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》的两份材料,一份是中.共自二大以来“阴谋破坏国民党”的种种决议和通告,另一份则是中.共在浙江“阻止入党”“煽惑民众”“扰乱后方”“捣毁米铺”“压迫工人”等若干条罪状。
会上经蔡元培同意,还审定了列有毛.泽.东、周.恩.来、陈.独秀等中共领袖及柳亚子、徐谦、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,共计179人,提请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,将这些“首要危险分子”,“就地知照治安机关,分别看管,制止活动”。
此后,在蔡元培的主持下,这些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“清党”密会。
可以说,在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中,这时候的蔡元培是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。
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、张静江、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“护党救国”联名通电,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,严词指责工农运动,指斥武汉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共.产.党合作,有“亡党之责”,“大有背于本党治国之精神,极端毁灭本党组织之根本旨趣,减少群众对于本党之坚固信仰”。
蔡元培在通电中呼吁全体国民党党员,要“念党之危机,懔丧亡之无日,披发缨冠,共图匡济,扶危定倾,端视此举”,从而为蒋介石发动政变做了舆论上的准备。
到了这一年的10月18日,蔡元培在国民党中.央党.务学校发表演讲,还在向青年学生灌输他的这一思想:
“本党在共.产.党捣乱的时候,下级党部和农工组织为他们所把持,不许本党党员插足。他们这种方法是很厉害的,是想把本党的基础抢了去。他们所做的工作,就是要消灭本党的工作。共.产党的农人工人运动,是欺骗农工的运动,不能够替农工谋实在的利益。”
1927年4月15日凌晨,国民党广东当局下令军警和其他武装开始在广州进行“清党”大搜捕。萧楚女、刘尔崧、熊雄、邓培、李森、何耀全、张瑞成、李亦愚、毕磊、谭其镜、杨其纲、麻植、熊锐、邹师贞等100多位著名共产党人英勇牺牲。
仅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,至1927年7月15日,杭州、宁波两地被捕的共产党人、革命群众及国民党左派就有400余人,其中117人被“清党委员会”残杀。至这年底,全浙江有1805人被捕,其中932人被杀。在另一些省份,更是有过之无不及。在农民运动中遭到打击的豪绅们这时也纷纷反戈一击,在地方上积极捕杀共.产.党人、农.运首领。
清党运动迅速朝着蔡元培始料不及的方式和规模发展。
清党之初,浙江清党委员会枪杀二十余名共.产.党人和革命群众。
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,很是痛心疾首,他提出了严厉批评:“我们不能随便杀人!昨天那样办,太荒唐!太草率!太不好了!此后必须谨慎注意。”
作为清党的最初力推者,他提出清党务必执行的三原则:抓人必须调查清楚;定罪必须证据确实才可判决;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,提交清党委会员讨论决定后才可执行。
为劝阻滥杀,蔡元培在1928年前后写下《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》一文。
言道:“总理致力革命四十年,不但政敌甚多,就是始信而终叛的人也不少;然而总理最反对暗杀,一切均以堂堂正正之革命军行之。军行时自然不能没有死伤的人,然这是不得已而杀人,不是嗜杀。以汤芗铭的反复,并不念他的旧恶;以陈炯明的叛变,还许他们悔过效力;其他类似的人,从没有宣布过死刑。总理的不嗜杀人,可以公认了。”
但是,政治斗争的残酷,远非蔡元培所能预见和主导。这时的蒋介石等这些国民党内蔡元培的“老同志”,早把总理的风格抛到了脑后,在权力争夺、残酷打击异己的道路上愈行愈远,蔡元培的规劝早已被这些人当成了耳边风。
在清党期间,蔡元培曾亲自出面营救了诸多可能遭捕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,如帮助被列入清党黑名单的朱宜权等出走,保释被捕入狱的进步青年史良、郑观松。
1928年1月,蔡元培曾亲自致电武昌卫戍司令胡宗铎,要求他释放被捕的教育界人士。
言道:“闻汉口第二中学学生颇有附和共.产.党者,因而连及徐校长昌期亦被监禁。但徐君实无共.党嫌疑,如蒙早日开释,无任感荷。”
现在,力主清党的人却一再为被清的对象说情、提供保护、援助。
其实,蔡元培和中共的很多领袖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,而且私交还不错。陈独秀、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,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。
就在清党开始之时,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,蔡元培带头募捐,帮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。
他和陈独秀的关系,更不用说了。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共谋反清、制造炸弹。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,蔡元培都出手相救。
以至于当蔡元培去世以后,陈独秀十分悲伤,在给友人的信中说:“弟前在金陵狱中,多承蔡先生照拂,公乃先我而死,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!”
做为学者和政客,蔡元培与蒋介石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。
蔡元培的诉求是民主和法治,而蒋介石的目标则是权力。蔡元培虽然坚定地力主清党,但他主张用温和、法治的手段完成这项使命,蒋介石等人则毫不心慈手软,掀起了一场极为残酷的腥风血雨。
鲁迅后来说,“其实像蔡先生,也还只是一般地赞成进步,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。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,他就不甚了然。他甚至于悲叹地说,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,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,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。可知他同情革命者,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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