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6章 民心所向
当时,社会各界大多希望维持稳定。如上海总商会呼吁和平,有谁“先启兵端”,“即为与人民为敌,视为乱党”。苏、浙士绅及国民党名流汪兆铭、蔡元培也奔走调停。
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宣称:“暴民政治之祸,甚于洪水猛兽,妄启战端会招列强介入,祸国殃民。”
短短一年,时局完全改观,内外形势都对国民党很不利。
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,袁世凯迎合人们的心理,作了多种宣传。针对一些人的“厌乱”心理,他有意作出种种“宽容”、“忍让”的姿态,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,指责讨袁派“潜谋内乱”、“破坏民国”,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,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。而且还特别强调,之所以“忍辱负重,委曲求全”,“不肯张皇武力”,“并非无力安良除暴”,而是“冀其悔悟”,因为“财力枯竭,民不聊生”,“国家不堪再扰乱了”。
袁世凯针对讨袁派在上海“运动二次革命”,“谆劝商家助捐筹饷”的情况,他于五月十三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,命令各地文武官吏“保卫商民”。
他说:“如有匪徒借端扰乱,损害商人,唯该都督、民政长是问。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,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。”
七月十三日,他又颁发“提倡实业”文告,侈谈“营业自由,载在国宪,尤应尊重”。袁的这些作法,迎合各地商民的心愿。
辛亥革命时,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,支援革命;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,大多数对“讨袁”表示冷淡,甚至加以抵制。
后来,袁世凯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“拒乱有功人员”。
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封建专制的忧虑,他还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,效忠共和国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,安抚和争取了立宪派和中间势力。
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这么多人的反对。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,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。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,所谓的“二次革命”根本不配叫革命。
即使在国民党内部,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“宋案”表示异议。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,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,声势虽大,但其成分已经很复杂。
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,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,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“二次革命”。
一言而蔽之,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。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,国民党内部对于二次革命也大多没有信心。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,在南京的战事还在进行中就不辞而别,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。
“二次革命”爆发之初,很多地方的官员、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。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力派的支持,自然也就很快失败。
反过来说,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,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。
辛亥革命后,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,但他对很多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的。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:“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,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,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。袁氏的中央政.府对他们,可说是毫无办法,既不能行文,更不能动武,结果弄得中央政.府分文不名,只有靠举债度日”。
更要命的是,地方上的那些政客、党魁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。闹得厉害了,自然不乏刀枪齐动、血流不止,甚至于你死我活、民无噍类。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,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、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,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。
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,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(如应桂馨之流),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,一旦当权,必然危害地方,搞得民不聊生。
很多官场中人,都知道当家不易,管事很难,把事管好更难。相反,一些革命党人,一朝大权在手,便忘乎所以。以为有权真好,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乱搞一气;更有甚者因手中有权而很快腐化堕落。
很多人抱怨,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,而袁世凯的北京政.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。
所谓“宁做太平犬,不做乱世人”,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.府出现。由此,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。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,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,尽快恢复秩序,继续过太平的日子。因此,“二次革命”得不到民众的响应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,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。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。这期间,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,他们努力追求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民主”、“文明”等目标,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。
袁世凯从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,一时间,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。几百个社团、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,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。
做为革命党的主要代表的同盟会,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,八月改组为国民党。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、共和党、民主党。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。
甚至像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、攻击袁世凯政.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,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。
据统计,至二次革命前,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,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。其中新创办的报纸,北京约有五十余种,居最多,上海次之,有四十多种,天津、广州分别为三十五、三十种。不仅拥袁的报刊,而且制袁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,各种社.会.主.义、共.产.主.义以及马.克.思的学说,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。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,如上海《民权报》等“无日不骂项城”,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。
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。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。
这一时期,应当说袁政.府在抓经济上也是可圈可点的,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、政策;大力提倡发展实业。
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,这一切都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。
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,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、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、中华实业团、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,数量达七十余个,几乎遍及各省区。
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。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全国共设三千九百三十七家,平均每年设厂一三一二家,将近达到一九零四—至一九一一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。
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,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。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,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(1909年)的一倍,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。
政治上的民主气氛,经济上的发展势头,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,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.府专制统治,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,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“太平盛世”的图景。
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动“二次革命”,显然是不合时宜的,也很难不违民意。
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,辛亥革命后,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“二次革命”后、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。在列强环伺、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,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,这个要求也似乎适应了实际需要。
由此,袁世凯在“二次革命”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,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,反而是众望所归。
镇压了二革命后,袁世凯看到内阁饱受各方面指责。为了缓和矛盾,平衡各方面关系,决定重组内阁。
开始,他是想让自己最信任的徐世昌出面组阁,老谋深算的徐世昌看到面临的乱局,没有接受。
袁世凯有分别找了张謇,张謇也没有接受,他一再坚持,张謇推荐了熊希龄,这倒很对袁世凯的心思。
当时在唐内阁内任财政总长的熊希龄,其能力卓越被袁世凯发现。对袁来说,由专制而共和,再由共和而恢复专制,不能变得太快。而熊希龄属于温和派,且好控制,邀他组内阁比较合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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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宣称:“暴民政治之祸,甚于洪水猛兽,妄启战端会招列强介入,祸国殃民。”
短短一年,时局完全改观,内外形势都对国民党很不利。
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,袁世凯迎合人们的心理,作了多种宣传。针对一些人的“厌乱”心理,他有意作出种种“宽容”、“忍让”的姿态,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,指责讨袁派“潜谋内乱”、“破坏民国”,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,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。而且还特别强调,之所以“忍辱负重,委曲求全”,“不肯张皇武力”,“并非无力安良除暴”,而是“冀其悔悟”,因为“财力枯竭,民不聊生”,“国家不堪再扰乱了”。
袁世凯针对讨袁派在上海“运动二次革命”,“谆劝商家助捐筹饷”的情况,他于五月十三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,命令各地文武官吏“保卫商民”。
他说:“如有匪徒借端扰乱,损害商人,唯该都督、民政长是问。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,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。”
七月十三日,他又颁发“提倡实业”文告,侈谈“营业自由,载在国宪,尤应尊重”。袁的这些作法,迎合各地商民的心愿。
辛亥革命时,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,支援革命;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,大多数对“讨袁”表示冷淡,甚至加以抵制。
后来,袁世凯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“拒乱有功人员”。
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封建专制的忧虑,他还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,效忠共和国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,安抚和争取了立宪派和中间势力。
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这么多人的反对。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,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。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,所谓的“二次革命”根本不配叫革命。
即使在国民党内部,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“宋案”表示异议。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,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,声势虽大,但其成分已经很复杂。
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,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,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“二次革命”。
一言而蔽之,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。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,国民党内部对于二次革命也大多没有信心。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,在南京的战事还在进行中就不辞而别,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。
“二次革命”爆发之初,很多地方的官员、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。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力派的支持,自然也就很快失败。
反过来说,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,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。
辛亥革命后,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,但他对很多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的。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:“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,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,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。袁氏的中央政.府对他们,可说是毫无办法,既不能行文,更不能动武,结果弄得中央政.府分文不名,只有靠举债度日”。
更要命的是,地方上的那些政客、党魁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。闹得厉害了,自然不乏刀枪齐动、血流不止,甚至于你死我活、民无噍类。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,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、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,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。
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,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(如应桂馨之流),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,一旦当权,必然危害地方,搞得民不聊生。
很多官场中人,都知道当家不易,管事很难,把事管好更难。相反,一些革命党人,一朝大权在手,便忘乎所以。以为有权真好,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乱搞一气;更有甚者因手中有权而很快腐化堕落。
很多人抱怨,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,而袁世凯的北京政.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。
所谓“宁做太平犬,不做乱世人”,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.府出现。由此,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。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,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,尽快恢复秩序,继续过太平的日子。因此,“二次革命”得不到民众的响应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,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。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。这期间,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,他们努力追求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民主”、“文明”等目标,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。
袁世凯从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,一时间,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。几百个社团、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,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。
做为革命党的主要代表的同盟会,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,八月改组为国民党。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、共和党、民主党。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。
甚至像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、攻击袁世凯政.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,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。
据统计,至二次革命前,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,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。其中新创办的报纸,北京约有五十余种,居最多,上海次之,有四十多种,天津、广州分别为三十五、三十种。不仅拥袁的报刊,而且制袁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,各种社.会.主.义、共.产.主.义以及马.克.思的学说,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。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,如上海《民权报》等“无日不骂项城”,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。
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。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。
这一时期,应当说袁政.府在抓经济上也是可圈可点的,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、政策;大力提倡发展实业。
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,这一切都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。
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,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、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、中华实业团、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,数量达七十余个,几乎遍及各省区。
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。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全国共设三千九百三十七家,平均每年设厂一三一二家,将近达到一九零四—至一九一一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。
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,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。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,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(1909年)的一倍,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。
政治上的民主气氛,经济上的发展势头,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,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.府专制统治,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,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“太平盛世”的图景。
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动“二次革命”,显然是不合时宜的,也很难不违民意。
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,辛亥革命后,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“二次革命”后、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。在列强环伺、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,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,这个要求也似乎适应了实际需要。
由此,袁世凯在“二次革命”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,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,反而是众望所归。
镇压了二革命后,袁世凯看到内阁饱受各方面指责。为了缓和矛盾,平衡各方面关系,决定重组内阁。
开始,他是想让自己最信任的徐世昌出面组阁,老谋深算的徐世昌看到面临的乱局,没有接受。
袁世凯有分别找了张謇,张謇也没有接受,他一再坚持,张謇推荐了熊希龄,这倒很对袁世凯的心思。
当时在唐内阁内任财政总长的熊希龄,其能力卓越被袁世凯发现。对袁来说,由专制而共和,再由共和而恢复专制,不能变得太快。而熊希龄属于温和派,且好控制,邀他组内阁比较合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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