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5章 一现的昙花
安徽的独立,从一开始就是“假独立”。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,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。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,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,宣布拥袁。
丢掉了安徽,南京也就门户大开。南京方面也因部分讨袁军反水而作战失利,九月一日南京失守。
随着北洋军的节节胜利,袁系的升官图也紧跟其后。段芝贵仍兼第一军军长,升上将,实授江西宣抚使;张勋亦升上将,段芝贵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护军使。
上海方面因南京讨袁军失败,亦功败垂成。袁世凯命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松江镇守使,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,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都督。
广东和四川两地解决得是快又省力,七月二十七日袁派龙济光、觐光兄弟为广东正副镇守使,八月三日龙济光升上将继任粤督,八月五日陈炯明出走。四川方面熊克武虽于八月九日宣告独立,但为时只一月就被解职下野。
湖南独立的局面,主要受湖北的压迫。广东独立失败后,使湘督谭延闿和湘军师长赵恒惕更加孤掌难鸣。
八月十二日湖南为环境所迫取消独立,九月十七日袁令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浅水舰,在第三师曹锟部的配合下进驻岳州,袁政.府任命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祥祯为岳州镇守使。这样一来,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握中。
袁继续施行借刀杀人计,命黎元洪兼领湘督。黎当然不会中计,敬辞大命。袁乃请黎荐人自代,黎自然不会推荐与袁无关的人。他觉得汤芗铭是袁的死党,又是湖北人,黎和汤的长兄汤化龙又是老朋友,因此顺水推舟保荐了汤为湘督。
十月七日汤芗铭赴长沙晤谭延闿,十月二十四日袁发表人事命令,免谭,以汤继任都督,王瑚继任民政长,王未到任前以汤兼署。
并命谭延闿即日入京,同时令将师长赵恒惕解往北京听候处分。袁的军队于十一月十五日入驻长沙。
黎元洪和谭延闿和赵恒惕的关系很好。谭延闿下野后,黎元洪打电报给袁世凯,极力为谭延闿开脱:“谭的独立非出自愿,乃系被迫,曾仰药以求解脱,元洪敢力保其无他。”
谭延闿人品极佳,是个认真又有担当之人,当然也有些书生意气。见到黎为他解脱的电报,立即加以否认。
他发出一则通电,大意是说:黎副总统心存爱护,力为解免,难道我不知感激,可是我并未仰药,亦未受迫。我为都督,发号施令俱自己为主,要治罪,一身甘当云云。
二次革命后,各省取消独立,浮起一片骂孙、黄声,但谭却始终不骂。各都督多诿称独立时系被迫,或被冒名,谭则独任其咎。
谭延闿(1880—1930),字组庵,号无畏、切斋,湖南茶陵人。与陈三立、谭嗣同并称“湖湘三公子”;与陈三立、徐仁铸、陶菊存并称“维新四公子”。生于浙江杭州,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。
谭延闿曾经任两广督军,三次出任湖南督军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,授上将军衔,陆军大元帅。曾任南京国民**主席、行政院院长。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二日,病逝于南京。去世后,民国**为其举行国葬。谭延闿有“近代颜书大家”之称,著述有《组庵诗集》等,其精于美食,为组庵湘菜创始人。
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,谭延闿为介绍人。
北京陆军部判谭四年有期徒刑,黎再出头说项,乃于十二月十二日下令特赦,仅褫陆军上将衔“以示薄惩”。
黎同时又代赵恒惕说情。赵亦因之免难,议处有期徒刑四年,褫夺少将衔。后赵获蔡锷力保,民国三年年九月十三日亦获特赦。
袁世凯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命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。
孙是于民国元年九月九日受任筹办全国铁路,提倡修筑铁路二十万里。可惜当时人们没有远见,以为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简直是神话,于是大家以“孙大炮”嘲笑孙中山。
其实当时美国已有一百多万里铁路,中国比美国大,即使修筑了二十五万里根本算不得一回事。而国人竟大惊小怪如此,实在太浅见了。
孙中山慨然统一筹划全国铁路大计,第一步预定修筑三大路线:第一条是由广州经广西、云南接缅甸铁路;第二条是由广州经湖南、四川达西藏;第三条由扬子江口经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新疆以迄伊犁。
筹款方法主张借款,“如京奉、京汉、沪宁诸路办法,其条件以不碍中国主权为范围”。资本订六十亿元,里程二十万里,期限十年。
计划才告拟定,由于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撤销孙中山铁路筹办全权,此一宏大计划,乃随孙之去而告流产。
七月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同时发布命令,称黄兴、陈其美、柏文蔚为“叛徒”,责成冯国璋、张勋捉拿黄兴到案,还发出捉拿赏格,捉到黄兴的赏洋十万,捉到陈其美的赏洋五万。
上海、南京两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,八月二日孙中山乃乘德轮约克号离沪。本意拟去广东,不料次日经马尾,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多贺京之来告,“驻粤将领张义权、苏慎初已与龙济光勾结,接受袁世凯乱命”,恐不安全,孙中山乃决定改赴台湾。
行前召见随行同志梅光培、李朗如,令梅、李两人先至**,自己则偕胡汉民去台湾,并把随身所带全部款项六百元交梅、李备用。梅、李拒不肯受,胡汉民劝他们接受,大家黯然话别,分道而行。
孙中山偕胡汉民抵台后,张继、马君武亦随后赶至。这时各地的讨袁军都相继失败,孙乃转去日本。
不料袁世凯已要求日本拒绝孙上岸。幸得船长的掩护,以及国民党在日本的负责之人丁怀瑾(石僧)的布置,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等的协助,才得在神户秘密登岸。这时随侍孙在神户的是胡汉民和廖仲恺,丁怀瑾则往来东京、神户各地,对外连络。
九月六日北京总检察厅秉袁世凯命下令通缉二次革命首要。以黄兴、陈其美、钮永建、何海鸣、岑春煊五人为宁沪倡乱首魁,其余孙中山、张继、李烈钧、柏文蔚、谭人凤、陈炯明亦在通缉之列。不久,黄兴、陈其美、居正、戴传贤、邵元冲、邓铿、田桐等亦先后亡命至日本。
民国二年的讨袁之役(又称为癸丑之役、赣宁之役、湖口之役和二次革命),可惜是昙花一现,它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。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使得北洋军源源进入南方各省,除了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四川省外,其他南方各省都成为了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,袁家天下已囊括了全国十分之九。
至于桂、黔、滇、川四省为什么没有给北洋军侵入,一来是这四省的都督都不是属于国民党系,二来是这四省地处偏远,袁觉得鞭长莫及。由于地盘扩大,北洋军既要镇摄北方,又要占领新夺到的南方各省,当然感到兵力不敷分配,于是乃大举扩充,从此北洋军的番号便越来越多了。
国民党第二次革命失败,对于中华民国的影响是极大的。因为袁世凯的胜利进一步膨胀了他独裁称帝的野心,使中华民国民主事业,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。
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,国民党在广东、江西、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。“三藩”既除,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,唯袁世凯是命了。
平定二次革命中,袁世凯很注意做反袁派的分化瓦解工作。他曾令梁士诒、曾彝进转告讨袁派说:“现在看透孙(中山)、黄(兴)除捣乱外无本领。左又是捣乱,右又是捣乱,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,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,听人捣乱!自信政治军事经验,外交信用,不下于人。若彼等能力能代我,我亦未尝不愿,然今日诚未敢多让。彼等若敢另行组织**,我即敢举兵征伐之!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,然其莠者,吾力未尝不能平之!”
梁士诒当袁世凯面嘱曾彝进“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”,袁世凯则摆手制止说:“就说是我袁慰亭说的,我当负责任。”
五月二十九日,在袁世凯的支持下,共和、民主及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,举黎元洪为理事长,实际负责人是汤化龙、梁启超。进步党明确声明拥护袁世凯和“宋教仁案”以法律解决。
各地进步党的都督也紧随其后,为袁世凯张目,连国民党山西、陕西都督亦列名于攻诋黄兴的通电。
在镇压“二次革命”的过程中,袁世凯反复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,这也就使得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徒增合法斗争的信心。在“二次革命”中,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,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。
袁世凯一直安抚议会中的说,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、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,并非要消灭国民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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丢掉了安徽,南京也就门户大开。南京方面也因部分讨袁军反水而作战失利,九月一日南京失守。
随着北洋军的节节胜利,袁系的升官图也紧跟其后。段芝贵仍兼第一军军长,升上将,实授江西宣抚使;张勋亦升上将,段芝贵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护军使。
上海方面因南京讨袁军失败,亦功败垂成。袁世凯命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松江镇守使,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,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都督。
广东和四川两地解决得是快又省力,七月二十七日袁派龙济光、觐光兄弟为广东正副镇守使,八月三日龙济光升上将继任粤督,八月五日陈炯明出走。四川方面熊克武虽于八月九日宣告独立,但为时只一月就被解职下野。
湖南独立的局面,主要受湖北的压迫。广东独立失败后,使湘督谭延闿和湘军师长赵恒惕更加孤掌难鸣。
八月十二日湖南为环境所迫取消独立,九月十七日袁令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浅水舰,在第三师曹锟部的配合下进驻岳州,袁政.府任命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祥祯为岳州镇守使。这样一来,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握中。
袁继续施行借刀杀人计,命黎元洪兼领湘督。黎当然不会中计,敬辞大命。袁乃请黎荐人自代,黎自然不会推荐与袁无关的人。他觉得汤芗铭是袁的死党,又是湖北人,黎和汤的长兄汤化龙又是老朋友,因此顺水推舟保荐了汤为湘督。
十月七日汤芗铭赴长沙晤谭延闿,十月二十四日袁发表人事命令,免谭,以汤继任都督,王瑚继任民政长,王未到任前以汤兼署。
并命谭延闿即日入京,同时令将师长赵恒惕解往北京听候处分。袁的军队于十一月十五日入驻长沙。
黎元洪和谭延闿和赵恒惕的关系很好。谭延闿下野后,黎元洪打电报给袁世凯,极力为谭延闿开脱:“谭的独立非出自愿,乃系被迫,曾仰药以求解脱,元洪敢力保其无他。”
谭延闿人品极佳,是个认真又有担当之人,当然也有些书生意气。见到黎为他解脱的电报,立即加以否认。
他发出一则通电,大意是说:黎副总统心存爱护,力为解免,难道我不知感激,可是我并未仰药,亦未受迫。我为都督,发号施令俱自己为主,要治罪,一身甘当云云。
二次革命后,各省取消独立,浮起一片骂孙、黄声,但谭却始终不骂。各都督多诿称独立时系被迫,或被冒名,谭则独任其咎。
谭延闿(1880—1930),字组庵,号无畏、切斋,湖南茶陵人。与陈三立、谭嗣同并称“湖湘三公子”;与陈三立、徐仁铸、陶菊存并称“维新四公子”。生于浙江杭州,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。
谭延闿曾经任两广督军,三次出任湖南督军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,授上将军衔,陆军大元帅。曾任南京国民**主席、行政院院长。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二日,病逝于南京。去世后,民国**为其举行国葬。谭延闿有“近代颜书大家”之称,著述有《组庵诗集》等,其精于美食,为组庵湘菜创始人。
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,谭延闿为介绍人。
北京陆军部判谭四年有期徒刑,黎再出头说项,乃于十二月十二日下令特赦,仅褫陆军上将衔“以示薄惩”。
黎同时又代赵恒惕说情。赵亦因之免难,议处有期徒刑四年,褫夺少将衔。后赵获蔡锷力保,民国三年年九月十三日亦获特赦。
袁世凯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命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。
孙是于民国元年九月九日受任筹办全国铁路,提倡修筑铁路二十万里。可惜当时人们没有远见,以为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简直是神话,于是大家以“孙大炮”嘲笑孙中山。
其实当时美国已有一百多万里铁路,中国比美国大,即使修筑了二十五万里根本算不得一回事。而国人竟大惊小怪如此,实在太浅见了。
孙中山慨然统一筹划全国铁路大计,第一步预定修筑三大路线:第一条是由广州经广西、云南接缅甸铁路;第二条是由广州经湖南、四川达西藏;第三条由扬子江口经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新疆以迄伊犁。
筹款方法主张借款,“如京奉、京汉、沪宁诸路办法,其条件以不碍中国主权为范围”。资本订六十亿元,里程二十万里,期限十年。
计划才告拟定,由于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撤销孙中山铁路筹办全权,此一宏大计划,乃随孙之去而告流产。
七月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同时发布命令,称黄兴、陈其美、柏文蔚为“叛徒”,责成冯国璋、张勋捉拿黄兴到案,还发出捉拿赏格,捉到黄兴的赏洋十万,捉到陈其美的赏洋五万。
上海、南京两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,八月二日孙中山乃乘德轮约克号离沪。本意拟去广东,不料次日经马尾,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多贺京之来告,“驻粤将领张义权、苏慎初已与龙济光勾结,接受袁世凯乱命”,恐不安全,孙中山乃决定改赴台湾。
行前召见随行同志梅光培、李朗如,令梅、李两人先至**,自己则偕胡汉民去台湾,并把随身所带全部款项六百元交梅、李备用。梅、李拒不肯受,胡汉民劝他们接受,大家黯然话别,分道而行。
孙中山偕胡汉民抵台后,张继、马君武亦随后赶至。这时各地的讨袁军都相继失败,孙乃转去日本。
不料袁世凯已要求日本拒绝孙上岸。幸得船长的掩护,以及国民党在日本的负责之人丁怀瑾(石僧)的布置,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等的协助,才得在神户秘密登岸。这时随侍孙在神户的是胡汉民和廖仲恺,丁怀瑾则往来东京、神户各地,对外连络。
九月六日北京总检察厅秉袁世凯命下令通缉二次革命首要。以黄兴、陈其美、钮永建、何海鸣、岑春煊五人为宁沪倡乱首魁,其余孙中山、张继、李烈钧、柏文蔚、谭人凤、陈炯明亦在通缉之列。不久,黄兴、陈其美、居正、戴传贤、邵元冲、邓铿、田桐等亦先后亡命至日本。
民国二年的讨袁之役(又称为癸丑之役、赣宁之役、湖口之役和二次革命),可惜是昙花一现,它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。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使得北洋军源源进入南方各省,除了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四川省外,其他南方各省都成为了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,袁家天下已囊括了全国十分之九。
至于桂、黔、滇、川四省为什么没有给北洋军侵入,一来是这四省的都督都不是属于国民党系,二来是这四省地处偏远,袁觉得鞭长莫及。由于地盘扩大,北洋军既要镇摄北方,又要占领新夺到的南方各省,当然感到兵力不敷分配,于是乃大举扩充,从此北洋军的番号便越来越多了。
国民党第二次革命失败,对于中华民国的影响是极大的。因为袁世凯的胜利进一步膨胀了他独裁称帝的野心,使中华民国民主事业,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。
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,国民党在广东、江西、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。“三藩”既除,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,唯袁世凯是命了。
平定二次革命中,袁世凯很注意做反袁派的分化瓦解工作。他曾令梁士诒、曾彝进转告讨袁派说:“现在看透孙(中山)、黄(兴)除捣乱外无本领。左又是捣乱,右又是捣乱,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,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,听人捣乱!自信政治军事经验,外交信用,不下于人。若彼等能力能代我,我亦未尝不愿,然今日诚未敢多让。彼等若敢另行组织**,我即敢举兵征伐之!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,然其莠者,吾力未尝不能平之!”
梁士诒当袁世凯面嘱曾彝进“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”,袁世凯则摆手制止说:“就说是我袁慰亭说的,我当负责任。”
五月二十九日,在袁世凯的支持下,共和、民主及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,举黎元洪为理事长,实际负责人是汤化龙、梁启超。进步党明确声明拥护袁世凯和“宋教仁案”以法律解决。
各地进步党的都督也紧随其后,为袁世凯张目,连国民党山西、陕西都督亦列名于攻诋黄兴的通电。
在镇压“二次革命”的过程中,袁世凯反复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,这也就使得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徒增合法斗争的信心。在“二次革命”中,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,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。
袁世凯一直安抚议会中的说,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、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,并非要消灭国民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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