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16章 商山四皓
胡适于1960年10月23日返台,当晚接见记者,表示愿意为雷震作“品格证人”。
他气愤的对记者说;“十一年来雷震办《自由中国》,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,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,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,这是很不公平的!”说到这里,一向平和的胡适,使劲拍了一下桌子。
11月18日上午11点半,胡适在张群的陪同下拜谒蒋介石。因为雷震的案子,这一次的气氛显然不同于以往。应该是被关照过了,这次与蒋见面不谈雷震的案子,胡适也肯定是答应过了。可不提雷震的案子,胡适对别的话题都没有兴致。他在扼要汇报了“中美学术合作会议”的情况后,看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,便对蒋介石说不知道总统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问他。
蒋介石说:“请你谈谈政治形势罢。”
胡适问:“国内的?还是世界的?”
蒋介石说:“整个世界的。”
胡适只好讲了讲联合国大会和美国大选。
“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,我见总统,不谈雷案。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,我不能不指出……”
胡适实在忍不住了,到底还是将他胸中憋闷已久的话倒了出来,告诉蒋介石说当局对这件事情的处置有欠明智,已经在台湾岛内外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,舆论普遍认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,台湾没有言论自由,仍是戒严区……这样严重的不利后果当局恐怕还没有“深知”。
蒋介石说:“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。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,我决不会办他。……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,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,有他的自主权,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。”
涉及到通共,胡适虽然知道这是欲加之罪,但他却无从为雷震辩白。
胡适只能申明:“关于雷案与匪谍的关系,是法庭的问题。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,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。……这样重大的案子,只开了八个半钟点的庭,就宣告终结了,就定期八日宣判了!这是什么审判?我在国外,实在见不得人,实在抬不起头来。”
蒋介石怪笑了下说:“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。但是这一两年来,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,不相信我们政府。”
“这话太重了,我当不起。”胡适诚惶诚恐,只得当面重申1949年他刚到美国时说过的一句话:“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”。并对蒋介石郑重表示: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,我至今没有改变。”
这些话让蒋介石很受用,气氛终于有了缓和。胡适借机又向蒋介石进言:“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,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,总统不反对,并且可以支持我。……我今天盼望的是:总统和国民党的其它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,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?”
蒋介石未做回答,也未置可否。
已经超出预订时间了,胡适起身告辞。蒋介石亲自送他到接待室门口,两人才握手相别。尽管发生了雷震一案,但胡适并不愿和蒋介石公开决裂,仍打算与之“相忍为国”。
蒋政府这一次对雷震的下黑手,除了《自由中国》杂志外,还应该与雷震组建新党有关。
胡适刚结束在美国的流亡,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,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。
胡适在宴会上演说时,曾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,他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,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。
他说:“这几年来,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,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。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,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、好汉、斗士。”
随后,《自由中国》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,宣传积极展开“新党运动”。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,做党魁,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。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,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。到1960年,筹组新党的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。8月13日,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,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。
然而,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,9月4日,雷震便被捕了,同案被捕的还有组建新党的三个骨干分子:《自由中国》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,《自由中国》会计刘子英、马之。经军事法庭审判,雷震以“为匪宣传”与“知匪不报”两项罪名判刑14年,刘12年,马5年,傅正被判感化3年。
由于雷震案,不但《自由中国》很快停刊,雷震欲组建的新党也胎死腹中。
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,雷震付出的代价是:锒铛入狱,坐了十多年牢。雷震案对胡适的打击是沉重的,总觉得“吾虽不杀伯仁,伯仁由我而死”,明知雷震是受自己的连累,明知雷震案是杀鸡给自己这个猴看,胡适却有苦而说不出来。想到雷震案就陷于深深地内疚而寝食难安,这已经让这个多病的人难以承受了,还要承受来自同仁的责备。很多同情雷震的人,都寄希望于胡适,或许他们过高估计胡适的能量了。不管胡适的名气有多大,在缺少约束的权力面前也只是“手无缚鸡之力”。
上一章谈到,1959至1960年间,胡适曾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。
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“总统”以后,年事渐高,任期即将届满。根据宪法,不能连任三任。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,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,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总统候选人,取而代之的舆论。
1959年1月中旬,胡适与陈诚、王世杰、蒋梦麟等一道,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,便有人说他们是“商山四皓”。
商山四皓,是秦朝末年四位博学之士:东园公唐秉、夏黄公崔广、绮里季吴实、甪里先生周术。他们是秦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,因不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暴行而隐居于商山。
刘邦登基后,久闻四皓的大名,曾多次请他们出山为官,而被拒绝。
刘邦立长子刘盈为太子,封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赵王。后来,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,才华平庸,而刘如意却聪明过人,才学出众,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。
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,非常着急,便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请开国重臣张良出面。
张良很为难,言道:“当初皇上是由于数次处于危急之中,才有幸采用了我的计策。如今天下安定,情形自然大不相同。更何况现在是皇上出于偏爱想要更换太子,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。清官难断家务事啊!这种事情,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出面,又能起什么作用呢?”
吕释之恳求张良务必出个主意。
张良不得已,只好说:“这种事情,光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恐怕难以奏效。我看不如这样吧!我知道有四个人,是皇上一直想要罗致而又未能如愿的。这四个高人年事已高,然而皇上非常敬重他们。如果请太子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,多带珠宝玉帛,配备舒适的车辆,派上能言善辩之人去诚恳聘请他们,他们应该会来。然后以贵宾之礼相待,让他们经常随太子上朝,使皇上看到他们,这对太子是很有帮助的。”
于是吕氏兄妹和太子当真把这四个后人称之为“商山四皓”的老人请来了。
在一次宴会中,太子侍奉在侧,四个老人跟随在后。刘邦突然见那四个陌生的老人,都已八十开外,胡须雪白,非常惊讶,问起他们的来历,四人道出自己的姓名。
刘邦听了大吃一惊:“多年来我一再寻访诸位高人,你们都避而不见,现在为何自己来追随我的儿子呢?”
四个老人回答:“陛下一向轻慢高士,臣等不愿自取其辱。如今听说太子仁厚孝顺,恭敬爱士,天下之人无不伸长脖子仰望着,期待为太子效死,所以臣等自愿前来。”
刘邦说:“那就有劳诸位今后辅佐太子了。”于是便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
说胡适等人是商山四皓,也就是说他们是蒋经国的羽翼,是要辅佐所谓“太子”上位。这所谓“商山四皓”的话,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。
胡适也确实不赞成蒋介石连任,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,主要是希望蒋“明白表示尊重宪法,不做第三任总统”。这同样的意见,胡适多次向黄季陆、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。又多次对记者发表“反对修宪”,“反对三度连任”的话,都在报上刊载出来。
但是,像蒋介石这样的权力欲极强之人,怎么能退位呢!胡适的反对,简直是挖他的祖坟,这也使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,降到了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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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气愤的对记者说;“十一年来雷震办《自由中国》,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,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,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,这是很不公平的!”说到这里,一向平和的胡适,使劲拍了一下桌子。
11月18日上午11点半,胡适在张群的陪同下拜谒蒋介石。因为雷震的案子,这一次的气氛显然不同于以往。应该是被关照过了,这次与蒋见面不谈雷震的案子,胡适也肯定是答应过了。可不提雷震的案子,胡适对别的话题都没有兴致。他在扼要汇报了“中美学术合作会议”的情况后,看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,便对蒋介石说不知道总统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问他。
蒋介石说:“请你谈谈政治形势罢。”
胡适问:“国内的?还是世界的?”
蒋介石说:“整个世界的。”
胡适只好讲了讲联合国大会和美国大选。
“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,我见总统,不谈雷案。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,我不能不指出……”
胡适实在忍不住了,到底还是将他胸中憋闷已久的话倒了出来,告诉蒋介石说当局对这件事情的处置有欠明智,已经在台湾岛内外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,舆论普遍认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,台湾没有言论自由,仍是戒严区……这样严重的不利后果当局恐怕还没有“深知”。
蒋介石说:“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。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,我决不会办他。……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,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,有他的自主权,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。”
涉及到通共,胡适虽然知道这是欲加之罪,但他却无从为雷震辩白。
胡适只能申明:“关于雷案与匪谍的关系,是法庭的问题。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,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。……这样重大的案子,只开了八个半钟点的庭,就宣告终结了,就定期八日宣判了!这是什么审判?我在国外,实在见不得人,实在抬不起头来。”
蒋介石怪笑了下说:“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。但是这一两年来,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,不相信我们政府。”
“这话太重了,我当不起。”胡适诚惶诚恐,只得当面重申1949年他刚到美国时说过的一句话:“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”。并对蒋介石郑重表示: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,我至今没有改变。”
这些话让蒋介石很受用,气氛终于有了缓和。胡适借机又向蒋介石进言:“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,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,总统不反对,并且可以支持我。……我今天盼望的是:总统和国民党的其它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,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?”
蒋介石未做回答,也未置可否。
已经超出预订时间了,胡适起身告辞。蒋介石亲自送他到接待室门口,两人才握手相别。尽管发生了雷震一案,但胡适并不愿和蒋介石公开决裂,仍打算与之“相忍为国”。
蒋政府这一次对雷震的下黑手,除了《自由中国》杂志外,还应该与雷震组建新党有关。
胡适刚结束在美国的流亡,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,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。
胡适在宴会上演说时,曾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,他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,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。
他说:“这几年来,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,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。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,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、好汉、斗士。”
随后,《自由中国》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,宣传积极展开“新党运动”。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,做党魁,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。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,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。到1960年,筹组新党的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。8月13日,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,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。
然而,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,9月4日,雷震便被捕了,同案被捕的还有组建新党的三个骨干分子:《自由中国》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,《自由中国》会计刘子英、马之。经军事法庭审判,雷震以“为匪宣传”与“知匪不报”两项罪名判刑14年,刘12年,马5年,傅正被判感化3年。
由于雷震案,不但《自由中国》很快停刊,雷震欲组建的新党也胎死腹中。
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,雷震付出的代价是:锒铛入狱,坐了十多年牢。雷震案对胡适的打击是沉重的,总觉得“吾虽不杀伯仁,伯仁由我而死”,明知雷震是受自己的连累,明知雷震案是杀鸡给自己这个猴看,胡适却有苦而说不出来。想到雷震案就陷于深深地内疚而寝食难安,这已经让这个多病的人难以承受了,还要承受来自同仁的责备。很多同情雷震的人,都寄希望于胡适,或许他们过高估计胡适的能量了。不管胡适的名气有多大,在缺少约束的权力面前也只是“手无缚鸡之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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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1月中旬,胡适与陈诚、王世杰、蒋梦麟等一道,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,便有人说他们是“商山四皓”。
商山四皓,是秦朝末年四位博学之士:东园公唐秉、夏黄公崔广、绮里季吴实、甪里先生周术。他们是秦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,因不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暴行而隐居于商山。
刘邦登基后,久闻四皓的大名,曾多次请他们出山为官,而被拒绝。
刘邦立长子刘盈为太子,封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赵王。后来,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,才华平庸,而刘如意却聪明过人,才学出众,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。
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,非常着急,便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请开国重臣张良出面。
张良很为难,言道:“当初皇上是由于数次处于危急之中,才有幸采用了我的计策。如今天下安定,情形自然大不相同。更何况现在是皇上出于偏爱想要更换太子,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。清官难断家务事啊!这种事情,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出面,又能起什么作用呢?”
吕释之恳求张良务必出个主意。
张良不得已,只好说:“这种事情,光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恐怕难以奏效。我看不如这样吧!我知道有四个人,是皇上一直想要罗致而又未能如愿的。这四个高人年事已高,然而皇上非常敬重他们。如果请太子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,多带珠宝玉帛,配备舒适的车辆,派上能言善辩之人去诚恳聘请他们,他们应该会来。然后以贵宾之礼相待,让他们经常随太子上朝,使皇上看到他们,这对太子是很有帮助的。”
于是吕氏兄妹和太子当真把这四个后人称之为“商山四皓”的老人请来了。
在一次宴会中,太子侍奉在侧,四个老人跟随在后。刘邦突然见那四个陌生的老人,都已八十开外,胡须雪白,非常惊讶,问起他们的来历,四人道出自己的姓名。
刘邦听了大吃一惊:“多年来我一再寻访诸位高人,你们都避而不见,现在为何自己来追随我的儿子呢?”
四个老人回答:“陛下一向轻慢高士,臣等不愿自取其辱。如今听说太子仁厚孝顺,恭敬爱士,天下之人无不伸长脖子仰望着,期待为太子效死,所以臣等自愿前来。”
刘邦说:“那就有劳诸位今后辅佐太子了。”于是便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
说胡适等人是商山四皓,也就是说他们是蒋经国的羽翼,是要辅佐所谓“太子”上位。这所谓“商山四皓”的话,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。
胡适也确实不赞成蒋介石连任,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,主要是希望蒋“明白表示尊重宪法,不做第三任总统”。这同样的意见,胡适多次向黄季陆、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。又多次对记者发表“反对修宪”,“反对三度连任”的话,都在报上刊载出来。
但是,像蒋介石这样的权力欲极强之人,怎么能退位呢!胡适的反对,简直是挖他的祖坟,这也使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,降到了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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