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04章 效法歌德
1947年10月30日,胡适出席北大工学院44年纪念会,并发表讲话。胡适谈到,好的,历史悠久的大学,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的发展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他指出:欧洲大学之所以能够具有悠久的历史,长久持续下去,主要有两个原因,一是有主持财产的董事会,二是有终身任教职的教授会。此外,胡适还强调了美国大学校友会的作用,认为校友会在财产管理和人才选择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计划,就是物理系的发展和筹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。
他曾给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和总参谋长陈诚写信说:“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,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践,并训练青年学者,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。”
胡适在信中列出了钱三强、何泽慧、胡宁、吴健雄、张文裕、张宗燧、吴大猷、马仕骏、袁家骝等九人名单,说他们是“极全国之选”,并且都已经答应到北大。
“我们仔细考虑,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,作为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,人才罗致,由北大负责。但此项研究与实验,须有充分最新式设备,不能不请国家特别的补助。”
胡适也曾申请在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里下拨50万美元,用于购买研究中心设备。再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后,胡适转向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”。
12月13日,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在南京召开,胡适赴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。经过胡适的努力和争取,会议决定拿出25万美元,帮助不超过四个大学的某一个学科部门添置研究设备。会议议定的四所大学是:北大10万美元,专门用于物理系;中大、浙大、武大各5万美元。
收到10万美金后,胡适专款专用,把这笔钱全部用在原子能研究上。1948年汇给在美的吴大猷、吴健雄两人,请他二人筹购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设备。后因国内形势变化太快,来不及购买,北平就改朝换代了。胡适把这笔钱还给了基金会。此为后话。
为了更多的获得美援,有人又想起了抗战时期胡适的能量,蒋介石有意请胡适再度出任驻美大使。胡适在南京参加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期间,王世杰、陈光甫等老朋友也都劝说胡适再度赴美。胡适婉言拒绝,说自己老了,十年的差别,确实不比从前了。
12月17日,胡适给王世杰写信,申说了自己不能接受此任的理由:“第一,我受命办一个学校,不满一年半,未有成绩,就半途改辙,实在有点对不住自己,对不住国家……第二,我近年五十七岁了,余生有限,此时改业,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。我曾细想,我的永远改业,不能不说是国家社会的一大损失。第三,我自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来,决心埋头治学,日夜不懈,总想恢复我中断五年的做学问的能力。此时完全抛下,而另担负我整整五年中没有留意的政治外交事业,是用其所短而弃其长,为己为国,都无益处。”
这一天恰好是北大49年校庆,也是胡适56周岁的生日,南京北大同学会在中央饭店庆祝北大校庆,并为胡适做寿。胡适发表了即席演讲。
那一天,胡适很激动,当他在讲演中说道:“我当年只是个26岁的留学生,如果不是蔡元培校长聘我,我是不能到北大教书的。到北大之后,发现有很多北大学生读书很多,而且思想成熟,于是觉得非拼命用功不可。因此,是北大成全了我。”
说到这里,他禁不住声泪俱下。
12月19日,胡适回到北平。12月28日,为纪念熊希龄逝世十周年,胡适写成《追念熊秉三先生》一文。
谈及胡适和熊希龄的情谊,很自然会想起胡适的那首名为《希望》的诗。
“我从山中来,带得兰花草。种在小园中,希望花开好。一日望一回,望到花时过。急坏看花人,苞也无一个。眼看秋天到,移花供在家。明年春风回,祝汝满盆花。”
1921年夏天,大学起风潮后,北京高校教职员请愿。那时,北大校长蒋梦麟心情不好,杜威先生去山西了,胡适正好有时间,陪蒋梦麟到八大处脚下的西山旅馆里散心。
熊希龄夫妇在西山办了一个慈幼院,举行办院一周年纪念会时,请胡适去讲话。临别,他们送给胡适一盆兰花草。胡适非常喜欢,并小心地把它带回家,读书写作之余精心照看。可是这盆兰花草好像很认生,来到胡适家里有些水土不服,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,于是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小诗。
兰花草在每年的三四月份开花,如今已快到秋季。但是,“明年春风回,祝汝满盆花”,诗人没有失望,而是期待明年开春可以得到一份惊喜,自己辛苦栽种的小苗可以茁壮成长。一次失望的等待,在胡适笔下却描绘出等待中期待美好的过程,虽然兰花没开,却等来了心花绽放的结果,诗人豁达的胸襟令人赞美。
胡适在《追念熊秉三先生》一文中,摘引自己参观熊希龄夫妇创办的香山慈幼院的两段日记,肯定了他们的办学成绩。胡适还回忆了与熊希龄交谈的往事,赞扬他是个有办事才干,同时又是个真爱国、真爱人的人。
12月30日,是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,一些在北平的朋友赶来道贺,自然要热闹了一番。
1948年,新年刚过,胡适看到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消息,认为这对于推动民主制度是有利的,于是写信给李宗仁表示赞成和敬。胡适在信中引用了自己从前作的《中国公学运动会歌》,其中有“只一人第一,要个个争先”两句,胡适解释说:“第一虽然只有一个,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,那个第一才是第一。”
3月21日,胡适到上海,并于24日主持北平协和医学院董事会。
3月25日,胡适又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。3月27日,经过五次投票,评议会选出院士81人,胡适当选为人文组院士。
29日,胡适出席国民大会。在大会期间,王世杰告诉胡适,蒋介石考虑到现行宪法之下总统受到很多束缚,因此想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,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,自己做有真正实权的行政院长。胡适考虑再三,后来还是放弃了。
王世杰向蒋介石汇报后,4月1日,蒋介石约见胡适,希望胡适不必多虑,出来做总统候选人。
胡适被蒋介石的“诚恳”态度所感动,艰难地点了点头说:“请委员长决定吧”。
4月4日,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。蒋在会上声明不参加候选,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,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:1)守法,(2)有民主精神,(3)对中国文化有了解,(4)有民族思想,爱护国家,反对叛乱,(5)对世界局势,国际关系,有明白的了解。
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,但大家都清楚明白,指的就是胡适。胡适闻听此言,虽自认“实无此勇气”,却又觉得蒋的想法“是一个很聪明,很伟大的见解,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”。
4月4日的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,会场上乱成一锅粥,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,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。
最后,蒋介石的提议遭到党内多数人的反对,没有通过。
4月5日,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表示歉意,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:“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‘得救了’。”
4月8日,蒋介石请胡适吃饭,亲自向胡适道歉。胡适则很诚恳地回答,党内最高干部反对总裁的主张,这是好现象。
5月9日,胡适飞回北平,继续其耽搁了一段时间的《水经注》的研究。担任北大校长后,还身兼那么多职务,胡适很忙,但水经注》的研究一直在坚持。
因为此前,他曾经和朋友说,由于物价飞涨,他已沦为贫民。朋友们都知道胡适手很松,没有什么积蓄,远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担心胡适的生活,托人给胡适带来了200美元支票。胡适在5月24日的回信中谈到当时北大教授的困境,说北大的教授本月可得2000万元,只相当于黑市上12块美元!胡适安慰赵元任夫妇说,自己当校长,房子和汽车都是北大供着,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版税,自己又戒掉了纸烟,因此比一般的教授“阔”多了。总之,现在还饿不死,还能吃得饱。
胡适在信中还告诉赵元任夫妇,自己有时候一天有七八个小时用在《水经注》上。
胡适曾多次提及歌德遇到国家大患难,就潜心研究一种离时局最远的学问的故事,他的《水经注》研究显然在效法歌德。“一天有七八个小时用在《水经注》上”,足见时局已经糟到何种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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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计划,就是物理系的发展和筹建原子物理研究中心。
他曾给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和总参谋长陈诚写信说:“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,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践,并训练青年学者,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。”
胡适在信中列出了钱三强、何泽慧、胡宁、吴健雄、张文裕、张宗燧、吴大猷、马仕骏、袁家骝等九人名单,说他们是“极全国之选”,并且都已经答应到北大。
“我们仔细考虑,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,作为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,人才罗致,由北大负责。但此项研究与实验,须有充分最新式设备,不能不请国家特别的补助。”
胡适也曾申请在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里下拨50万美元,用于购买研究中心设备。再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后,胡适转向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”。
12月13日,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在南京召开,胡适赴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。经过胡适的努力和争取,会议决定拿出25万美元,帮助不超过四个大学的某一个学科部门添置研究设备。会议议定的四所大学是:北大10万美元,专门用于物理系;中大、浙大、武大各5万美元。
收到10万美金后,胡适专款专用,把这笔钱全部用在原子能研究上。1948年汇给在美的吴大猷、吴健雄两人,请他二人筹购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设备。后因国内形势变化太快,来不及购买,北平就改朝换代了。胡适把这笔钱还给了基金会。此为后话。
为了更多的获得美援,有人又想起了抗战时期胡适的能量,蒋介石有意请胡适再度出任驻美大使。胡适在南京参加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期间,王世杰、陈光甫等老朋友也都劝说胡适再度赴美。胡适婉言拒绝,说自己老了,十年的差别,确实不比从前了。
12月17日,胡适给王世杰写信,申说了自己不能接受此任的理由:“第一,我受命办一个学校,不满一年半,未有成绩,就半途改辙,实在有点对不住自己,对不住国家……第二,我近年五十七岁了,余生有限,此时改业,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。我曾细想,我的永远改业,不能不说是国家社会的一大损失。第三,我自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来,决心埋头治学,日夜不懈,总想恢复我中断五年的做学问的能力。此时完全抛下,而另担负我整整五年中没有留意的政治外交事业,是用其所短而弃其长,为己为国,都无益处。”
这一天恰好是北大49年校庆,也是胡适56周岁的生日,南京北大同学会在中央饭店庆祝北大校庆,并为胡适做寿。胡适发表了即席演讲。
那一天,胡适很激动,当他在讲演中说道:“我当年只是个26岁的留学生,如果不是蔡元培校长聘我,我是不能到北大教书的。到北大之后,发现有很多北大学生读书很多,而且思想成熟,于是觉得非拼命用功不可。因此,是北大成全了我。”
说到这里,他禁不住声泪俱下。
12月19日,胡适回到北平。12月28日,为纪念熊希龄逝世十周年,胡适写成《追念熊秉三先生》一文。
谈及胡适和熊希龄的情谊,很自然会想起胡适的那首名为《希望》的诗。
“我从山中来,带得兰花草。种在小园中,希望花开好。一日望一回,望到花时过。急坏看花人,苞也无一个。眼看秋天到,移花供在家。明年春风回,祝汝满盆花。”
1921年夏天,大学起风潮后,北京高校教职员请愿。那时,北大校长蒋梦麟心情不好,杜威先生去山西了,胡适正好有时间,陪蒋梦麟到八大处脚下的西山旅馆里散心。
熊希龄夫妇在西山办了一个慈幼院,举行办院一周年纪念会时,请胡适去讲话。临别,他们送给胡适一盆兰花草。胡适非常喜欢,并小心地把它带回家,读书写作之余精心照看。可是这盆兰花草好像很认生,来到胡适家里有些水土不服,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,于是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小诗。
兰花草在每年的三四月份开花,如今已快到秋季。但是,“明年春风回,祝汝满盆花”,诗人没有失望,而是期待明年开春可以得到一份惊喜,自己辛苦栽种的小苗可以茁壮成长。一次失望的等待,在胡适笔下却描绘出等待中期待美好的过程,虽然兰花没开,却等来了心花绽放的结果,诗人豁达的胸襟令人赞美。
胡适在《追念熊秉三先生》一文中,摘引自己参观熊希龄夫妇创办的香山慈幼院的两段日记,肯定了他们的办学成绩。胡适还回忆了与熊希龄交谈的往事,赞扬他是个有办事才干,同时又是个真爱国、真爱人的人。
12月30日,是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,一些在北平的朋友赶来道贺,自然要热闹了一番。
1948年,新年刚过,胡适看到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消息,认为这对于推动民主制度是有利的,于是写信给李宗仁表示赞成和敬。胡适在信中引用了自己从前作的《中国公学运动会歌》,其中有“只一人第一,要个个争先”两句,胡适解释说:“第一虽然只有一个,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,那个第一才是第一。”
3月21日,胡适到上海,并于24日主持北平协和医学院董事会。
3月25日,胡适又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。3月27日,经过五次投票,评议会选出院士81人,胡适当选为人文组院士。
29日,胡适出席国民大会。在大会期间,王世杰告诉胡适,蒋介石考虑到现行宪法之下总统受到很多束缚,因此想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,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,自己做有真正实权的行政院长。胡适考虑再三,后来还是放弃了。
王世杰向蒋介石汇报后,4月1日,蒋介石约见胡适,希望胡适不必多虑,出来做总统候选人。
胡适被蒋介石的“诚恳”态度所感动,艰难地点了点头说:“请委员长决定吧”。
4月4日,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。蒋在会上声明不参加候选,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,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:1)守法,(2)有民主精神,(3)对中国文化有了解,(4)有民族思想,爱护国家,反对叛乱,(5)对世界局势,国际关系,有明白的了解。
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,但大家都清楚明白,指的就是胡适。胡适闻听此言,虽自认“实无此勇气”,却又觉得蒋的想法“是一个很聪明,很伟大的见解,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”。
4月4日的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,会场上乱成一锅粥,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,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。
最后,蒋介石的提议遭到党内多数人的反对,没有通过。
4月5日,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表示歉意,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:“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‘得救了’。”
4月8日,蒋介石请胡适吃饭,亲自向胡适道歉。胡适则很诚恳地回答,党内最高干部反对总裁的主张,这是好现象。
5月9日,胡适飞回北平,继续其耽搁了一段时间的《水经注》的研究。担任北大校长后,还身兼那么多职务,胡适很忙,但水经注》的研究一直在坚持。
因为此前,他曾经和朋友说,由于物价飞涨,他已沦为贫民。朋友们都知道胡适手很松,没有什么积蓄,远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担心胡适的生活,托人给胡适带来了200美元支票。胡适在5月24日的回信中谈到当时北大教授的困境,说北大的教授本月可得2000万元,只相当于黑市上12块美元!胡适安慰赵元任夫妇说,自己当校长,房子和汽车都是北大供着,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版税,自己又戒掉了纸烟,因此比一般的教授“阔”多了。总之,现在还饿不死,还能吃得饱。
胡适在信中还告诉赵元任夫妇,自己有时候一天有七八个小时用在《水经注》上。
胡适曾多次提及歌德遇到国家大患难,就潜心研究一种离时局最远的学问的故事,他的《水经注》研究显然在效法歌德。“一天有七八个小时用在《水经注》上”,足见时局已经糟到何种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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