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00章 风雨飘摇
在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,胡适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名提出《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》的提案,又与17位自由职业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建议书,请政府注意有关教育的重大问题。建议书开篇即指出:“查教育为立国之本,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。当今宪法正在制定之时,尤赖教育之普遍推行,以使人民有行宪与行使政权之能力”。建议书主要内容包括:延用专才,增进效率;敌伪产业,拨充经费;县教育局,提早恢复;奖励私校,予以补助;教员待遇,迅即提高;被占校舍,严令发还等。
1947年3月14日,胡适在中基会年会上提出中基会与北大的第二次合作议案,具体内容是:北大向中基会借30万美元,分两年支付,作为购买图书、设备之用。北大每年付息五厘,由教育部担保,用美金偿还。两年之后,分十五年还本。
3月15日,胡适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谈话会,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。胡适回北平后参与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“人文组”名单的推荐工作。
3月22日,胡适飞回北平。刚回北大,教务长郑华炽就向胡适汇报,此次学期考试,所有考试科目里半数不及格的学生有125人,先修班不及格的有60人,教务会议经过几次郑重考虑,决定按照北大学则的规定,给予退学处分。
此后,胡适接见了好几批为此请愿的学生,胡适考虑到多年战乱及不及格学生的实际困难,以及学期中退学可能会导致被退学生因无学校可入而失学等因素,给郑华炽写信,建议北大教务会议容许不及格的学生留校察看一学期,使他们有奋发振作以及补救的机会。
胡适对于此事的处理,既体现了他对学生求学机会的珍惜和爱护,也体现了他尊重北大教务会议的民主作风。
这一年五四前夕,胡适应邀出席北大学生“五四筹备会”举行的纪念活动,作《五四新思潮运动的意义》的演讲,随后根据演讲大意写成《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》一文,发表在5月4日出版的《大公报上》。胡适在文中首先对五四运动的经过作了介绍,引用了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评价。文章最后指出:“我们在二十八年后纪念五四,也不能不仔细想想我们今日是否已‘收革命之功’,是否还‘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’”。
胡适执掌北大后,对于北大和整个国家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多设想和计划,自己也准备用数年的时间来使北大有所成就,并由此带动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。然而,随着国内局势的演变,国民党政府江河日下,国内矛盾不断激化,胡适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教育和学术之外的事情。他一方面被迫处理不断发生的学.潮,一方面又不得不参与一些政治活动。此外,在此时期蒋介石还几次想拉胡适参政,胡适不得不想办法再三推辞。
1947年5月,全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,物价飞涨。大多数公职人员、教职员工吃饭都成了问题,北大也不例外。胡适亲身感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。北大秘书长给胡适算了一笔帐,胡适1946年8月刚到北平时,每月工资28万法币,折合美金100美元,到了1947年4月,每月工资是100万法币,折合美金只有35美元了,每天只有1美元多一点。胡适说:“这点钱全家吃饭都不够。”他给美国友人徐公肃、唐世英写信说“现在我成为贫士了”。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听说胡适薪水这么少,专门托人从美国给胡适带来了200美金,补助他家用。连胡适都这样,北大的教授就更苦了。
对胡适刺激最大的是,在他主持北大教授会讨论北大未来的发展时,向达教授气愤地说:“我每天愁的是明天吃什么,哪有心情想北大十年、二十年的发展。这样下去,我们都要死光了。”由于教育经费短缺,教职员生活不下去,胡适感到在北大很难干下去,他曾给朱家骅写信请求辞职,朱坚决挽留,他才又勉强干下去。
在这样的形势下,上海、南京几个大学和北大、清华大学的学生发起了反饥饿、反内战运动,要求增加教育经费,提高教职员待遇,这不能不使胡适处在两难的境地。一方面知道学生反饥饿运动有深刻的社会、政治原因,不能阻止;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国民党政府的立场,必须维护好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。他曾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建议,对学生的反饥饿运动不要采取镇压的办法,要和缓处理。他对北大学生则竭力劝说:“我对你们的要求同情,但希望不要耽误学业。”
5月19日,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集平津两地院校校长及教授开茶话会,胡适在会上发言,他说,中国的现状,不但青年人不满,中年人也不满。认为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,提倡政治改革的责任,一定落在青年肩头。胡适主张,应该给予青年人合理的自由。但胡适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,仍然坚持一贯的主张,认为罢课不能解决政治问题,实际上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,因为罢课的结果,受损失的是学生自己。
1947年5月20日,宁(南京)、沪(上海)、苏(苏州)、杭(杭州)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,冲破国民党宪警的阻拦,举行“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”。在珠江路口,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、皮鞭的殴打,19人受重伤,90余人受轻伤,20余人被逮捕。这便是五二〇血案。
同日,北平各大、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,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天津的大、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、反内战游行。这一运动迅速席卷武汉、重庆、广州、长沙、昆明、福州、南昌、桂林、济南、开封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,也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,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。
继“五二〇”游行之后,学生又接着罢课几天,延续到了5月23日。
胡适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:“反饥饿、反内战是你们对现实不满的反映,但长期罢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继续罢课会发生更大问题,希望同学早日复课。”
当时有一部分激进的同学,通过华北学联向全国各大学号召在6月2日发动更大规模的全国罢课、罢教、罢工、罢市运动。国民党政府非常震惊,通令全国各地严加防范,武力镇压。面对这一形势,胡适非常焦虑,怕在这一天发生流血事件。
他向北大学生自治会建议:“你们在6月2日那一天千万不要出去游行。”这一天,北平的专科以上院校大门都布满了军警,北大校门口堆起了沙包、铁丝网,架设起机关枪,装甲车在校园四周行驶,如临大敌。这一天,华北学联和北大自治会决定不上街游行,改在校内民主广场举行纪念民主烈士闻一多等人的追悼会,请胡适、周炳琳、钱端升、杨西梦等教授到会讲话。
胡适出席并作讲话,他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政治腐败,而又没有人出来进行改革的时候,这一改革的责任就落在学生身上了,中外历史皆是如此。这次你们发起的反饥饿、反内战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,你们很有理智,很有秩序,能收能放,今天你们决定不游行,就是很理智的行动。”
他的讲话获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。第二天北大就正常复课了,北平也没有发生大的流血事件。
1948年8月,国民党北平当局受上峰指令,要在全市大专学校逮捕所谓闹事学生。
8月19日清晨,北平11所专科以上院校都受到军警的包围,报纸上二次公布了名单,要上了名单的学生到特刑庭报到,不去者一律由军警进校捕人。
上了名单的324名学生,都是各校学生运动的骨干,其中北大最多,有93人。
北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决定,把上了名单的同学迅速秘密送离北大。
19、20、21日这三天,北平有10所大专院校,国民党军警都进校进行了搜查逮捕,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也不例外,唯独北大还没有军警进校捕学生。
北大学生自治会开会进行研究,认为这是因为胡适知名度高,北平当局一时不敢贸然行事。自治会当即决定,立即组织同学向胡适请愿,请他出面交涉,阻挡军警进校捕人,保卫北大尊严。
8月21日下午,200个同学组成了请愿队,从沙滩出发,打着小旗,高呼口号“反对军警进北大捕人”、“拥护胡校长保护北大尊严”,然后进了胡适住宅的院子里。
当时胡适很惊惶,脸都变色了,不知同学们要对他干什么。他连忙走出房子,请自治会代表进屋谈话。当听到自治会代表向他提出的要求后,情绪慢慢稳定下来。
他说:“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要求,但有一个条件,凡上了名单的同学都要离开北大。”
请愿队离开胡适住所不久,北大训导处贴出了一个布告,要求上了名单的学生一律离开北大。
8月22日上午,训导长贺麟到三院、西斋、红楼、灰楼的学生宿舍查看了一番。
8月23日,胡适给北平警备司令部陈继承写了一封信,告诉他:“北平特刑庭要传讯的北大学生,经贺麟训导长查看,全校遍觅不见一人。”
24日上午11时,北大各个校门的军警就都撤走了,同学们纷纷涌向民主广场,高兴地互相握手,高唱《团结就是力量》和《光明赞》庆祝胜利。
这次胡适出面,成功阻挡了军警进校捕人,保护了北大的尊严,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进步学生。对于胡适这样的当局任命的校长,能做到这样并非易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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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7年3月14日,胡适在中基会年会上提出中基会与北大的第二次合作议案,具体内容是:北大向中基会借30万美元,分两年支付,作为购买图书、设备之用。北大每年付息五厘,由教育部担保,用美金偿还。两年之后,分十五年还本。
3月15日,胡适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谈话会,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。胡适回北平后参与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“人文组”名单的推荐工作。
3月22日,胡适飞回北平。刚回北大,教务长郑华炽就向胡适汇报,此次学期考试,所有考试科目里半数不及格的学生有125人,先修班不及格的有60人,教务会议经过几次郑重考虑,决定按照北大学则的规定,给予退学处分。
此后,胡适接见了好几批为此请愿的学生,胡适考虑到多年战乱及不及格学生的实际困难,以及学期中退学可能会导致被退学生因无学校可入而失学等因素,给郑华炽写信,建议北大教务会议容许不及格的学生留校察看一学期,使他们有奋发振作以及补救的机会。
胡适对于此事的处理,既体现了他对学生求学机会的珍惜和爱护,也体现了他尊重北大教务会议的民主作风。
这一年五四前夕,胡适应邀出席北大学生“五四筹备会”举行的纪念活动,作《五四新思潮运动的意义》的演讲,随后根据演讲大意写成《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》一文,发表在5月4日出版的《大公报上》。胡适在文中首先对五四运动的经过作了介绍,引用了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评价。文章最后指出:“我们在二十八年后纪念五四,也不能不仔细想想我们今日是否已‘收革命之功’,是否还‘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’”。
胡适执掌北大后,对于北大和整个国家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多设想和计划,自己也准备用数年的时间来使北大有所成就,并由此带动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。然而,随着国内局势的演变,国民党政府江河日下,国内矛盾不断激化,胡适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教育和学术之外的事情。他一方面被迫处理不断发生的学.潮,一方面又不得不参与一些政治活动。此外,在此时期蒋介石还几次想拉胡适参政,胡适不得不想办法再三推辞。
1947年5月,全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,物价飞涨。大多数公职人员、教职员工吃饭都成了问题,北大也不例外。胡适亲身感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。北大秘书长给胡适算了一笔帐,胡适1946年8月刚到北平时,每月工资28万法币,折合美金100美元,到了1947年4月,每月工资是100万法币,折合美金只有35美元了,每天只有1美元多一点。胡适说:“这点钱全家吃饭都不够。”他给美国友人徐公肃、唐世英写信说“现在我成为贫士了”。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听说胡适薪水这么少,专门托人从美国给胡适带来了200美金,补助他家用。连胡适都这样,北大的教授就更苦了。
对胡适刺激最大的是,在他主持北大教授会讨论北大未来的发展时,向达教授气愤地说:“我每天愁的是明天吃什么,哪有心情想北大十年、二十年的发展。这样下去,我们都要死光了。”由于教育经费短缺,教职员生活不下去,胡适感到在北大很难干下去,他曾给朱家骅写信请求辞职,朱坚决挽留,他才又勉强干下去。
在这样的形势下,上海、南京几个大学和北大、清华大学的学生发起了反饥饿、反内战运动,要求增加教育经费,提高教职员待遇,这不能不使胡适处在两难的境地。一方面知道学生反饥饿运动有深刻的社会、政治原因,不能阻止;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国民党政府的立场,必须维护好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。他曾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建议,对学生的反饥饿运动不要采取镇压的办法,要和缓处理。他对北大学生则竭力劝说:“我对你们的要求同情,但希望不要耽误学业。”
5月19日,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集平津两地院校校长及教授开茶话会,胡适在会上发言,他说,中国的现状,不但青年人不满,中年人也不满。认为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,提倡政治改革的责任,一定落在青年肩头。胡适主张,应该给予青年人合理的自由。但胡适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,仍然坚持一贯的主张,认为罢课不能解决政治问题,实际上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,因为罢课的结果,受损失的是学生自己。
1947年5月20日,宁(南京)、沪(上海)、苏(苏州)、杭(杭州)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,冲破国民党宪警的阻拦,举行“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”。在珠江路口,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、皮鞭的殴打,19人受重伤,90余人受轻伤,20余人被逮捕。这便是五二〇血案。
同日,北平各大、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,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天津的大、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、反内战游行。这一运动迅速席卷武汉、重庆、广州、长沙、昆明、福州、南昌、桂林、济南、开封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,也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,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。
继“五二〇”游行之后,学生又接着罢课几天,延续到了5月23日。
胡适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:“反饥饿、反内战是你们对现实不满的反映,但长期罢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继续罢课会发生更大问题,希望同学早日复课。”
当时有一部分激进的同学,通过华北学联向全国各大学号召在6月2日发动更大规模的全国罢课、罢教、罢工、罢市运动。国民党政府非常震惊,通令全国各地严加防范,武力镇压。面对这一形势,胡适非常焦虑,怕在这一天发生流血事件。
他向北大学生自治会建议:“你们在6月2日那一天千万不要出去游行。”这一天,北平的专科以上院校大门都布满了军警,北大校门口堆起了沙包、铁丝网,架设起机关枪,装甲车在校园四周行驶,如临大敌。这一天,华北学联和北大自治会决定不上街游行,改在校内民主广场举行纪念民主烈士闻一多等人的追悼会,请胡适、周炳琳、钱端升、杨西梦等教授到会讲话。
胡适出席并作讲话,他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政治腐败,而又没有人出来进行改革的时候,这一改革的责任就落在学生身上了,中外历史皆是如此。这次你们发起的反饥饿、反内战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,你们很有理智,很有秩序,能收能放,今天你们决定不游行,就是很理智的行动。”
他的讲话获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。第二天北大就正常复课了,北平也没有发生大的流血事件。
1948年8月,国民党北平当局受上峰指令,要在全市大专学校逮捕所谓闹事学生。
8月19日清晨,北平11所专科以上院校都受到军警的包围,报纸上二次公布了名单,要上了名单的学生到特刑庭报到,不去者一律由军警进校捕人。
上了名单的324名学生,都是各校学生运动的骨干,其中北大最多,有93人。
北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决定,把上了名单的同学迅速秘密送离北大。
19、20、21日这三天,北平有10所大专院校,国民党军警都进校进行了搜查逮捕,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也不例外,唯独北大还没有军警进校捕学生。
北大学生自治会开会进行研究,认为这是因为胡适知名度高,北平当局一时不敢贸然行事。自治会当即决定,立即组织同学向胡适请愿,请他出面交涉,阻挡军警进校捕人,保卫北大尊严。
8月21日下午,200个同学组成了请愿队,从沙滩出发,打着小旗,高呼口号“反对军警进北大捕人”、“拥护胡校长保护北大尊严”,然后进了胡适住宅的院子里。
当时胡适很惊惶,脸都变色了,不知同学们要对他干什么。他连忙走出房子,请自治会代表进屋谈话。当听到自治会代表向他提出的要求后,情绪慢慢稳定下来。
他说:“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要求,但有一个条件,凡上了名单的同学都要离开北大。”
请愿队离开胡适住所不久,北大训导处贴出了一个布告,要求上了名单的学生一律离开北大。
8月22日上午,训导长贺麟到三院、西斋、红楼、灰楼的学生宿舍查看了一番。
8月23日,胡适给北平警备司令部陈继承写了一封信,告诉他:“北平特刑庭要传讯的北大学生,经贺麟训导长查看,全校遍觅不见一人。”
24日上午11时,北大各个校门的军警就都撤走了,同学们纷纷涌向民主广场,高兴地互相握手,高唱《团结就是力量》和《光明赞》庆祝胜利。
这次胡适出面,成功阻挡了军警进校捕人,保护了北大的尊严,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进步学生。对于胡适这样的当局任命的校长,能做到这样并非易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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