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60章 桃李芬芳
对于校中成绩突出,特别是才能出众的学生,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,甚至有些偏爱,但也严格要求。比如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吴晗。
吴晗生于1909年,原名吴春晗,浙江义乌人。他的父亲吴滨珏是前清秀才,算得上是书香门第。读书人的家庭,家教都颇严,吴家也不例外。在那个动荡的时代,吴家也深受影响,因而,吴家的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。吴晗中学毕业后,因家道衰落,遂在本村小学教书,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。在乡村蛰伏两年后,独自离家出走,辗转来到杭州,并考入之江大学预科。一年后,之江大学因故停办。吴晗又前往上海,考入中国公学。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,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,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《西汉的经济状况》,,深得胡适赞赏。
1930年3月19日,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《佛国记》时遇到的问题:“明知先生很忙,不过除了先生之外,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。”
胡适则尽自己所能,为吴晗提供了指导和帮助,
吴晗是个争议很大的人,不妨多说几句。
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,吴晗则追随北上,经人介绍,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。此间,他写下《胡应麟年谱》,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。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,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,对其作品大加赞赏,并约吴晗“星期有暇请来谈”。从此,吴晗成为胡适的“弟子”。
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,入学考试需考文史、英文和数学三科,他的文史、英语均得满分,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,按北大规定,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。随后他改投清华,得到同样成绩,但清华网开一面,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,破格录取了他。吴晗遂成为“清华人”。
吴晗进入清华时,家道基本败落。因为要入清华攻读,他的燕京大学图书馆馆员被迫放弃。那可是吴晗的生活来源。胡适知道吴晗的困境,在吴晗被清华录取后没几天,即给当时清华的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举荐吴晗。
胡适在给翁张二人的推荐信中写道:“此人家境甚贫,本想半工半读,但他在清华无熟人,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。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,就不能入学了。我劝他决定入学,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。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,我真感激不尽。”
吴晗虽然成为清华学子,但仍然以胡适为师,做学问也全面效法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。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,也同样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。
多次告诫吴晗:“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,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。”
吴晗的态度则是:“光耀所及,四面八方都是坦途。”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。
吴晗果然不负胡适的期望,在清华读书期间,先后写下四十多篇文章,其中《胡惟庸党案考》、《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》、《明代之农民》等文,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。
吴晗毕业时,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: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。少说些空话,多读些好书——录胡适先生语。”
大学毕业后年轻的吴晗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。颇受顾颉刚、胡适、傅斯年等提携。
1943年7月,吴晗加入民盟,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,积极投身反对蒋政府的活动。只是,自此以后,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。
1946年8月,吴晗回到北平,仍在清华大学任教,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。回到北平后,吴晗也去拜访过胡适,希望他能认请形势,转变思想。但是,胡适依然旧时胡适,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,两人话不投机,不欢而散。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:“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,我做胡适工作,可是他顽固不化,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。”而当胡适得知吴晗的去向后,也不由长叹:“吴晗可惜,走错路了。”
一个被称为顽固不化,一个被感叹走错路,孰是孰非,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,师徒二人彻底决裂。
1957年3月,吴晗成为中.共.党组织的一员。身份转变的他,积极投身党组织发动的各种运动。曾亲自主持对储安平的批斗,带头揭发批判罗隆基。
鉴于当时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,当时的中.央最.高领.导人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“刚正不阿,直言敢谏”的精神。领.袖挥手吴晗马上前进,随即发表了《海瑞罢官》等作品。当时最.高领.导人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,并赠送亲笔签名的自己的“选集”给吴晗。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。
得意而有些忘形的吴晗,曾主动批判提携他的恩师胡适,公然说“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,可没给过我什么,我有些知识,主要是靠自学。旧友沈从文落难,在博物馆扫地,见到他,想着握手问寒,“哼”着一声,转头视而不见。
但是,就是他的那个秉承最.高领.导旨意的新编历史剧,给他招来杀身之祸。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《文汇报》,突然抛出了一篇重磅批判文章——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》。文章的作者是姚.文.元。这也成为引爆大浩劫的导火线。不久,吴晗和邓拓、廖沫沙一同被打倒,并被定性为“三家村集团”。
1966年夏,吴晗被关进了监狱后,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。吴晗的家人常常被“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”,他的小儿子吴彰后来回忆说:“(我)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。他们翻过围墙,破门而入。整个院子贴满了‘绞死’、‘砸烂’的大标语。”不久,吴晗进了劳改队,“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,新伤又起”。
接下来,吴晗的家人也未能幸免。1968年4月,吴晗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。不久,在折磨下本来就身体欠佳的袁震,双腿瘫痪了。父母被双双关进监狱后,家里只靠年仅14岁的养女吴小彦支撑,独自承担起照顾弟弟吴彰的责任。
1969年3月18日,袁震被迫害致死。次日,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时,妈妈留给他们的最后形象是:“双眼半睁,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。”
就在袁震含冤去世半年后的1969年10月11日,吴晗被迫害致死。吴晗死前,头发被拔光,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。作为吴晗的养女,吴小彦饱受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,最终走投无路,于1976年9月的一天,在精神病院自杀。
有一则流传广远的学林掌故说,1990年代前后,某次学术圏大佬们聚会,座间有人谈起吴晗全家的惨事。一向不问世事、沉默不语的钱钟书,忽然对着邻桌的费孝通大声说:你记得吗?吴晗在1957年时整起別人来,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?”底下唏嘘一片。
或许,吴晗的悲剧在于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特点,丧失了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,学术为政治服务随波逐流。吴晗写的《朱元璋传》四易其稿,在1943年该书叫《由僧钵到皇权》是“影射史学”,60年代的《朱元璋传》又改成了“命题史学”,观点跟着形势走如何能做史学呢?
新中国成立后,吴晗以大学教授和文人身份成为北京市副市长,可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副市长居然支持把北京的城墙、牌楼和部分寺庙、古建筑都给拆掉,直到今天人们也感到不可思议。吴晗还积极主持挖掘了明十三陵的定陵,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损失。吴晗对朋友检举,落井下石反戈一击,当年整人真的很无情。
在知识圈内说吴晗好话的不多,有人说是欺师灭祖、媚权、篡史等等。但也有人说,吴晗的悲剧不单纯是一个人的悲剧,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。吴晗太迷信,太听话,在历史大潮中迷失了自己。
吴晗承认胡适是老师,但是否认了胡适对自己的帮助,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这样说也是没有办法。1954年,胡适在大陆的许多弟子与友人都在批判胡适,包括胡适的亲密弟子罗尔纲,但吴晗却始终没写批判文章。罗尔纲认为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“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”。
吴晗虽然与恩师胡适早就划清界限,却没有上纲上线恶毒污蔑攻击。所以谢泳才说,“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,吴晗有过失误,有过政治迷失,但良心还在”。
在中国公学,被胡适特别青睐的还有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。其平时一点也不活跃,在校中无声无息。但他成绩优秀,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,文化史的论文也作得也出众,但胡适慧眼识人。
1930年夏,罗尔纲要毕业了。毕业前夕,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,请求他介绍工作。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,并收他做“徒弟”。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,除指导祖望、思杜兄弟俩读书外,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,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。后来,罗尔纲写了一本《师门辱教记》的自传,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“徒弟”的生活,颇为亲切生动。
其中写道:“我一入师门,适之师就将‘不苟且’三字教训我,我以前谨遵师教。到了妻儿来北平后,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,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。……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。我十分惭愧,又十分感激,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,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。”
据罗尔纲所记,胡适对他的几次批评确是很严厉的,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;而对罗氏的成绩,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。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,尤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。他自己认为,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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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晗生于1909年,原名吴春晗,浙江义乌人。他的父亲吴滨珏是前清秀才,算得上是书香门第。读书人的家庭,家教都颇严,吴家也不例外。在那个动荡的时代,吴家也深受影响,因而,吴家的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。吴晗中学毕业后,因家道衰落,遂在本村小学教书,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。在乡村蛰伏两年后,独自离家出走,辗转来到杭州,并考入之江大学预科。一年后,之江大学因故停办。吴晗又前往上海,考入中国公学。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,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,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《西汉的经济状况》,,深得胡适赞赏。
1930年3月19日,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《佛国记》时遇到的问题:“明知先生很忙,不过除了先生之外,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。”
胡适则尽自己所能,为吴晗提供了指导和帮助,
吴晗是个争议很大的人,不妨多说几句。
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,吴晗则追随北上,经人介绍,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。此间,他写下《胡应麟年谱》,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。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,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,对其作品大加赞赏,并约吴晗“星期有暇请来谈”。从此,吴晗成为胡适的“弟子”。
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,入学考试需考文史、英文和数学三科,他的文史、英语均得满分,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,按北大规定,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。随后他改投清华,得到同样成绩,但清华网开一面,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,破格录取了他。吴晗遂成为“清华人”。
吴晗进入清华时,家道基本败落。因为要入清华攻读,他的燕京大学图书馆馆员被迫放弃。那可是吴晗的生活来源。胡适知道吴晗的困境,在吴晗被清华录取后没几天,即给当时清华的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举荐吴晗。
胡适在给翁张二人的推荐信中写道:“此人家境甚贫,本想半工半读,但他在清华无熟人,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。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,就不能入学了。我劝他决定入学,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。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,我真感激不尽。”
吴晗虽然成为清华学子,但仍然以胡适为师,做学问也全面效法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。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,也同样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。
多次告诫吴晗:“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,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。”
吴晗的态度则是:“光耀所及,四面八方都是坦途。”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。
吴晗果然不负胡适的期望,在清华读书期间,先后写下四十多篇文章,其中《胡惟庸党案考》、《〈金瓶梅〉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》、《明代之农民》等文,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。
吴晗毕业时,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: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。少说些空话,多读些好书——录胡适先生语。”
大学毕业后年轻的吴晗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。颇受顾颉刚、胡适、傅斯年等提携。
1943年7月,吴晗加入民盟,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,积极投身反对蒋政府的活动。只是,自此以后,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。
1946年8月,吴晗回到北平,仍在清华大学任教,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。回到北平后,吴晗也去拜访过胡适,希望他能认请形势,转变思想。但是,胡适依然旧时胡适,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,两人话不投机,不欢而散。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:“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,我做胡适工作,可是他顽固不化,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。”而当胡适得知吴晗的去向后,也不由长叹:“吴晗可惜,走错路了。”
一个被称为顽固不化,一个被感叹走错路,孰是孰非,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,师徒二人彻底决裂。
1957年3月,吴晗成为中.共.党组织的一员。身份转变的他,积极投身党组织发动的各种运动。曾亲自主持对储安平的批斗,带头揭发批判罗隆基。
鉴于当时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,当时的中.央最.高领.导人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“刚正不阿,直言敢谏”的精神。领.袖挥手吴晗马上前进,随即发表了《海瑞罢官》等作品。当时最.高领.导人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,并赠送亲笔签名的自己的“选集”给吴晗。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。
得意而有些忘形的吴晗,曾主动批判提携他的恩师胡适,公然说“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,可没给过我什么,我有些知识,主要是靠自学。旧友沈从文落难,在博物馆扫地,见到他,想着握手问寒,“哼”着一声,转头视而不见。
但是,就是他的那个秉承最.高领.导旨意的新编历史剧,给他招来杀身之祸。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《文汇报》,突然抛出了一篇重磅批判文章——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》。文章的作者是姚.文.元。这也成为引爆大浩劫的导火线。不久,吴晗和邓拓、廖沫沙一同被打倒,并被定性为“三家村集团”。
1966年夏,吴晗被关进了监狱后,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。吴晗的家人常常被“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”,他的小儿子吴彰后来回忆说:“(我)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。他们翻过围墙,破门而入。整个院子贴满了‘绞死’、‘砸烂’的大标语。”不久,吴晗进了劳改队,“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,新伤又起”。
接下来,吴晗的家人也未能幸免。1968年4月,吴晗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。不久,在折磨下本来就身体欠佳的袁震,双腿瘫痪了。父母被双双关进监狱后,家里只靠年仅14岁的养女吴小彦支撑,独自承担起照顾弟弟吴彰的责任。
1969年3月18日,袁震被迫害致死。次日,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时,妈妈留给他们的最后形象是:“双眼半睁,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。”
就在袁震含冤去世半年后的1969年10月11日,吴晗被迫害致死。吴晗死前,头发被拔光,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。作为吴晗的养女,吴小彦饱受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,最终走投无路,于1976年9月的一天,在精神病院自杀。
有一则流传广远的学林掌故说,1990年代前后,某次学术圏大佬们聚会,座间有人谈起吴晗全家的惨事。一向不问世事、沉默不语的钱钟书,忽然对着邻桌的费孝通大声说:你记得吗?吴晗在1957年时整起別人来,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?”底下唏嘘一片。
或许,吴晗的悲剧在于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特点,丧失了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,学术为政治服务随波逐流。吴晗写的《朱元璋传》四易其稿,在1943年该书叫《由僧钵到皇权》是“影射史学”,60年代的《朱元璋传》又改成了“命题史学”,观点跟着形势走如何能做史学呢?
新中国成立后,吴晗以大学教授和文人身份成为北京市副市长,可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副市长居然支持把北京的城墙、牌楼和部分寺庙、古建筑都给拆掉,直到今天人们也感到不可思议。吴晗还积极主持挖掘了明十三陵的定陵,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损失。吴晗对朋友检举,落井下石反戈一击,当年整人真的很无情。
在知识圈内说吴晗好话的不多,有人说是欺师灭祖、媚权、篡史等等。但也有人说,吴晗的悲剧不单纯是一个人的悲剧,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。吴晗太迷信,太听话,在历史大潮中迷失了自己。
吴晗承认胡适是老师,但是否认了胡适对自己的帮助,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这样说也是没有办法。1954年,胡适在大陆的许多弟子与友人都在批判胡适,包括胡适的亲密弟子罗尔纲,但吴晗却始终没写批判文章。罗尔纲认为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“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”。
吴晗虽然与恩师胡适早就划清界限,却没有上纲上线恶毒污蔑攻击。所以谢泳才说,“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,吴晗有过失误,有过政治迷失,但良心还在”。
在中国公学,被胡适特别青睐的还有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。其平时一点也不活跃,在校中无声无息。但他成绩优秀,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,文化史的论文也作得也出众,但胡适慧眼识人。
1930年夏,罗尔纲要毕业了。毕业前夕,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,请求他介绍工作。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,并收他做“徒弟”。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,除指导祖望、思杜兄弟俩读书外,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,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。后来,罗尔纲写了一本《师门辱教记》的自传,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“徒弟”的生活,颇为亲切生动。
其中写道:“我一入师门,适之师就将‘不苟且’三字教训我,我以前谨遵师教。到了妻儿来北平后,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,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。……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。我十分惭愧,又十分感激,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,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。”
据罗尔纲所记,胡适对他的几次批评确是很严厉的,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;而对罗氏的成绩,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。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,尤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。他自己认为,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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