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54章 出任中国公学校长
1927年的8月,胡适还被应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。但是课程并不重,如他给友人的信中说:“我现在教六点钟书,维持生活费,余力则编书。”
对胡适来说,在上海的日子总的说来是较为轻松的,除了教授很少的课程外,主要从事研究著述。除了在原来《国语文学史》讲义的基础上改写《白话文学史》外,还写了几篇关于禅宗和《红楼梦》的文章,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《官场现形记》作序,在上海同文书院作《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》的演讲,后整理成文。《新月》月刊创刊,此后胡适在《新月》上发表了不少文字。
1928年4月,胡适还带儿子祖望与朋友沈崑三、高梦旦等到庐山游玩一周,回到上海后写有《庐山游记》一文。
但是,这种轻松自在的日子很快被打破了。
1928年春天,胡适的母校中国公学爆发学.潮,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、蔡元培出任校长,都被学生拒绝。理由是“于、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,可惜兼职太多,恐不能专心办学”。
无奈之下,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、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,请他出山,以解危难。
在朋友劝说下,胡适勉强答应维持两个月,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。答应后,很快又有点后悔。
他在1928年4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今天套上一件镣铐,答应了去做中国公学的校长。近来中国公学有风潮,校长何鲁不能回去,校董会中一班旧同学但怒刚、朱经农、丁觳音、刘南陔诸君,与云五等都来逼我。今天云五邀我吃饭,与怒刚诸人劝我,我一时高兴,遂允为维持两个月。此事殊不智,事后思之甚懊悔。”
作为中国公学的校友和校董,看到母校危机,虽不是很情愿,但还是勉为其难。
4月30日,胡适到中国公学正式就任校长之职,与他一同上任的还有新任总务长但懋辛、秘书长丁觳音。
中国公学全体师生召开大会欢迎胡适。
大会由中国公学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主持,他在致词中说:“一九○六年胡先生考进中公时,我就认定已替中公取了一位好学生;不但成绩好,品行好,风采也很好。果然,二十年后的今天,这位当年的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学者了。现在由他回到母校来做校长,是我们中国公学最光荣的事,也是我感到生平最高兴的事。”
胡适也发表了就职致辞,他回顾了中国公学创办的历史,并特别发挥中国公学“公”字的意义,以此作为品格教育的最高目标。
就职典礼后,胡适仔细考察了中国公学的情况。看到的情况实在是困难重重,此时已经没有退堂鼓可打,胡适越发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。
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“与但怒刚同到中国公学。虽然受了很热烈的欢迎,但我细看校中情况,很难有办法。最难的是经济方面,熊、但诸君虽任此事,然他们都不是很有手腕的财政家,况在这各方面都穷困的时期呢?”
5月3日,胡适到中国公学办公,发现学校连一本校规都没有,于是决定从组织和法律方面入手,整顿学校。
5月5日,胡适到校召集校务会议,通过了三个议案:(1)校务会议组织大纲;(2)教务会议组织大纲;(3)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。
此外,由于之前中国公学校董名额随时增加,没有定额,导致分散在各省的校董总计不下百人,胡适认为这样的后果是“召集既甚困难,组织又不合现行制度”。因此改组校董会也成为当务之急。
在胡适的建议下,中国公学校董会于6月10日在上海开会。会议根据大学院颁布的私立学校校董会规程,通过了校董会章程,决定校董名额为15人,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的校董。接着由校董会投票选举蔡元培、于右任、熊克武、胡适、杨铨、王云五、但懋辛、马君武、丁觳音等15人为新校董。校董会还通过了中国公学组织大纲13条。
胡适当初答应接任中国公学校长,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公学的风潮,原定任期只维持两个月。因此,会议当天胡适向校董会提出辞职,但未能获准。中国公学的组织大纲中有设副校长的规定,就是为胡适继续担任校长准备的。
当天的会议通过决议,聘请高践四或杨亮功为副校长。高践四,早年留学康奈尔大学,归国后曾任中国公学教授。杨亮功,安徽巢县人,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后留学美国,先后获斯坦福大学教育硕士,纽约大学教育学院哲学博士学位。
6月17日,胡适与杨亮功商谈,劝他做中国公学的副校长,杨亮功最后答应了。
这一年的暑假,杨亮功到校任事。有了杨亮功替胡适管理日常校务,胡适可以集中精力想大事,办大事,管他这个校长该管的事。他也不必每天都到校了。
6月25日,胡适到中国公学参加校长就职典礼。
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:“套上这一箍,不知何日能解下。我所以不忍丢就走的缘故有三:(1)熊锦帆、但怒刚、丁觳音诸同学真热心办此事,我不忍丢了他们就走;(2)这个学堂当初确然于我个人的发展曾有大影响;我若不进中公,后来发展的方向当不同;(3)此时我行就职礼,可以表示一种态度,表示我不想北去。”
最后一点是指胡适反对李石曾担任北大校长,有人怀疑胡适自己有北上担任北大校长的打算。
9月12日,中国公学开学,胡适本想辞去一切课程,专心管理学校和从事研究,但中国公学的学生都希望能够亲炙胡适教诲,亲眼目睹胡适讲课的风采,胡适于是选了一门别的教授不愿教的课——中国文化史。这门课对胡适来说也很陌生,只好从头学起,认真备课,现“蒸”现“卖”。
中国公学经费异常困窘,濒于破产的境地,却贪大求全,设有文、商、法、理工4院17学系,而学生仅三百余人。
胡适从1928年暑假开始调整学校的院系设置,最终改为文理学院、商学院、社会科学院等三个学院六个系。此举一方面便于课程的安排和学生的全面培养,另外,有助于节省经费,减轻学校经济上的压力。
在教师的选聘上,胡适继承了蔡元培“兼容并包”的作风,遵循“不分派别,不限资格”的原则,将学术水平和能力作为标准,坚持不拘一格选聘优秀教师。例如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,胡适也大胆聘用他为大学老师,诚如沈从文所说,“这是胡适校长给予我的难得的机会,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”。
为了提高教学质量,胡适先后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,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、张慰慈、杨亮功、罗隆基、梁实秋、郑振铎、陆侃如、冯沅君、全增嘏、叶公超、饶孟侃、黄白薇等。
对于教授的聘请,胡适非常重视,并且有明确的标准,如中国文学教授,他认为必须旧学有根基而对于新知识也有相当研究者,才算合格。同时胡适又不拘于资格和学历,不分派别。以中国文学系为例,当时聘请王运的学生马宗霍教先秦文学、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、后来结为夫妇的陆侃如和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。
前边说到的,青年作家沈从文教小说创作、郑振铎教西洋文学史、梁实秋教文学。其中陆侃如、冯沅君,沈从文都不满30岁,而沈从文只有高小学历。
胡适聘用沈从文是徐志摩的推荐,虽然沈从文第一堂课因为紧张站在讲台上十多分钟说不出话,但后来的事实证明,沈从文以专深的知识和才气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。
胡适的名气不仅吸引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到中国公学任教,也吸引了不少人报考中国公学。
据罗尔纲回忆,当时他所在的班有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学生,比胡适还要大二十多岁。本来已经高等师范毕业,教了多年中学,因为仰慕胡适而放弃工作重新来中国公学求学。
胡适认为“教育的成功,此实系环境所使然”,因此,他开除了一批不注册、不上课、打架斗殴、使用假文凭的学生,整饬了学风,树立了学校威信。与此同时,他积极支持《吴淞月刊》《中公学生》《中国文学季刊》等刊物以及各种学会的创办发展,活跃了学术气氛,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提高学术水平和表达思想的平台,为学校建设起了良好的学风。
胡适在自己求学期间积极参加课外活动,非常活跃,对于中国公学学生的各种学术研究会和讲演会也非常支持,有时还亲自担任演讲竞赛的评判员。
胡适自己非常擅长演讲,也很有心得,他告诉学生演讲的要点:第一是口齿要清楚,第二是说话要慢,而演讲稿的好坏则取决于思想组织的能力。
由于胡适的提倡和支持,学生的演讲水平有很大提高。1929年12月,中国公学、复旦大学、持志大学、劳动大学四所淞沪大学在持志大学举行演讲比赛,结果中国公学夺得第一名。
胡适也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,认为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强健体魄,还可以磨练意志,培养坚忍进取的精神和集体荣誉感。在胡适任校长期间,学校每年春秋两季都举办运动会。
1930年4月28日,他亲自作《中国公学运动会歌》:“健儿们,大家上前!只一人第一,要个个争先。胜固然可喜。败也要欣然。健儿们,大家上前!健儿们,大家全体的光荣,要我们担戴。胜,要光荣的胜,败,也要光荣的败,健儿们,大家齐来!”
经过改革,中国公学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,学生数量和质量普遍提高,学校知名度和招生情况逐渐改观。在胡适掌校的两年时间里,学生数目从300多人增加到1300多人,发展很快,经济情况也有了好转。学校原有的规模已经不能容纳学生现有的数量,为此扩建开设了分校区,新建了校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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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胡适来说,在上海的日子总的说来是较为轻松的,除了教授很少的课程外,主要从事研究著述。除了在原来《国语文学史》讲义的基础上改写《白话文学史》外,还写了几篇关于禅宗和《红楼梦》的文章,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《官场现形记》作序,在上海同文书院作《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》的演讲,后整理成文。《新月》月刊创刊,此后胡适在《新月》上发表了不少文字。
1928年4月,胡适还带儿子祖望与朋友沈崑三、高梦旦等到庐山游玩一周,回到上海后写有《庐山游记》一文。
但是,这种轻松自在的日子很快被打破了。
1928年春天,胡适的母校中国公学爆发学.潮,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、蔡元培出任校长,都被学生拒绝。理由是“于、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,可惜兼职太多,恐不能专心办学”。
无奈之下,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、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,请他出山,以解危难。
在朋友劝说下,胡适勉强答应维持两个月,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。答应后,很快又有点后悔。
他在1928年4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今天套上一件镣铐,答应了去做中国公学的校长。近来中国公学有风潮,校长何鲁不能回去,校董会中一班旧同学但怒刚、朱经农、丁觳音、刘南陔诸君,与云五等都来逼我。今天云五邀我吃饭,与怒刚诸人劝我,我一时高兴,遂允为维持两个月。此事殊不智,事后思之甚懊悔。”
作为中国公学的校友和校董,看到母校危机,虽不是很情愿,但还是勉为其难。
4月30日,胡适到中国公学正式就任校长之职,与他一同上任的还有新任总务长但懋辛、秘书长丁觳音。
中国公学全体师生召开大会欢迎胡适。
大会由中国公学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主持,他在致词中说:“一九○六年胡先生考进中公时,我就认定已替中公取了一位好学生;不但成绩好,品行好,风采也很好。果然,二十年后的今天,这位当年的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学者了。现在由他回到母校来做校长,是我们中国公学最光荣的事,也是我感到生平最高兴的事。”
胡适也发表了就职致辞,他回顾了中国公学创办的历史,并特别发挥中国公学“公”字的意义,以此作为品格教育的最高目标。
就职典礼后,胡适仔细考察了中国公学的情况。看到的情况实在是困难重重,此时已经没有退堂鼓可打,胡适越发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。
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“与但怒刚同到中国公学。虽然受了很热烈的欢迎,但我细看校中情况,很难有办法。最难的是经济方面,熊、但诸君虽任此事,然他们都不是很有手腕的财政家,况在这各方面都穷困的时期呢?”
5月3日,胡适到中国公学办公,发现学校连一本校规都没有,于是决定从组织和法律方面入手,整顿学校。
5月5日,胡适到校召集校务会议,通过了三个议案:(1)校务会议组织大纲;(2)教务会议组织大纲;(3)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。
此外,由于之前中国公学校董名额随时增加,没有定额,导致分散在各省的校董总计不下百人,胡适认为这样的后果是“召集既甚困难,组织又不合现行制度”。因此改组校董会也成为当务之急。
在胡适的建议下,中国公学校董会于6月10日在上海开会。会议根据大学院颁布的私立学校校董会规程,通过了校董会章程,决定校董名额为15人,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的校董。接着由校董会投票选举蔡元培、于右任、熊克武、胡适、杨铨、王云五、但懋辛、马君武、丁觳音等15人为新校董。校董会还通过了中国公学组织大纲13条。
胡适当初答应接任中国公学校长,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公学的风潮,原定任期只维持两个月。因此,会议当天胡适向校董会提出辞职,但未能获准。中国公学的组织大纲中有设副校长的规定,就是为胡适继续担任校长准备的。
当天的会议通过决议,聘请高践四或杨亮功为副校长。高践四,早年留学康奈尔大学,归国后曾任中国公学教授。杨亮功,安徽巢县人,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后留学美国,先后获斯坦福大学教育硕士,纽约大学教育学院哲学博士学位。
6月17日,胡适与杨亮功商谈,劝他做中国公学的副校长,杨亮功最后答应了。
这一年的暑假,杨亮功到校任事。有了杨亮功替胡适管理日常校务,胡适可以集中精力想大事,办大事,管他这个校长该管的事。他也不必每天都到校了。
6月25日,胡适到中国公学参加校长就职典礼。
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:“套上这一箍,不知何日能解下。我所以不忍丢就走的缘故有三:(1)熊锦帆、但怒刚、丁觳音诸同学真热心办此事,我不忍丢了他们就走;(2)这个学堂当初确然于我个人的发展曾有大影响;我若不进中公,后来发展的方向当不同;(3)此时我行就职礼,可以表示一种态度,表示我不想北去。”
最后一点是指胡适反对李石曾担任北大校长,有人怀疑胡适自己有北上担任北大校长的打算。
9月12日,中国公学开学,胡适本想辞去一切课程,专心管理学校和从事研究,但中国公学的学生都希望能够亲炙胡适教诲,亲眼目睹胡适讲课的风采,胡适于是选了一门别的教授不愿教的课——中国文化史。这门课对胡适来说也很陌生,只好从头学起,认真备课,现“蒸”现“卖”。
中国公学经费异常困窘,濒于破产的境地,却贪大求全,设有文、商、法、理工4院17学系,而学生仅三百余人。
胡适从1928年暑假开始调整学校的院系设置,最终改为文理学院、商学院、社会科学院等三个学院六个系。此举一方面便于课程的安排和学生的全面培养,另外,有助于节省经费,减轻学校经济上的压力。
在教师的选聘上,胡适继承了蔡元培“兼容并包”的作风,遵循“不分派别,不限资格”的原则,将学术水平和能力作为标准,坚持不拘一格选聘优秀教师。例如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,胡适也大胆聘用他为大学老师,诚如沈从文所说,“这是胡适校长给予我的难得的机会,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”。
为了提高教学质量,胡适先后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,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、张慰慈、杨亮功、罗隆基、梁实秋、郑振铎、陆侃如、冯沅君、全增嘏、叶公超、饶孟侃、黄白薇等。
对于教授的聘请,胡适非常重视,并且有明确的标准,如中国文学教授,他认为必须旧学有根基而对于新知识也有相当研究者,才算合格。同时胡适又不拘于资格和学历,不分派别。以中国文学系为例,当时聘请王运的学生马宗霍教先秦文学、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、后来结为夫妇的陆侃如和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。
前边说到的,青年作家沈从文教小说创作、郑振铎教西洋文学史、梁实秋教文学。其中陆侃如、冯沅君,沈从文都不满30岁,而沈从文只有高小学历。
胡适聘用沈从文是徐志摩的推荐,虽然沈从文第一堂课因为紧张站在讲台上十多分钟说不出话,但后来的事实证明,沈从文以专深的知识和才气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。
胡适的名气不仅吸引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到中国公学任教,也吸引了不少人报考中国公学。
据罗尔纲回忆,当时他所在的班有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学生,比胡适还要大二十多岁。本来已经高等师范毕业,教了多年中学,因为仰慕胡适而放弃工作重新来中国公学求学。
胡适认为“教育的成功,此实系环境所使然”,因此,他开除了一批不注册、不上课、打架斗殴、使用假文凭的学生,整饬了学风,树立了学校威信。与此同时,他积极支持《吴淞月刊》《中公学生》《中国文学季刊》等刊物以及各种学会的创办发展,活跃了学术气氛,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提高学术水平和表达思想的平台,为学校建设起了良好的学风。
胡适在自己求学期间积极参加课外活动,非常活跃,对于中国公学学生的各种学术研究会和讲演会也非常支持,有时还亲自担任演讲竞赛的评判员。
胡适自己非常擅长演讲,也很有心得,他告诉学生演讲的要点:第一是口齿要清楚,第二是说话要慢,而演讲稿的好坏则取决于思想组织的能力。
由于胡适的提倡和支持,学生的演讲水平有很大提高。1929年12月,中国公学、复旦大学、持志大学、劳动大学四所淞沪大学在持志大学举行演讲比赛,结果中国公学夺得第一名。
胡适也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,认为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强健体魄,还可以磨练意志,培养坚忍进取的精神和集体荣誉感。在胡适任校长期间,学校每年春秋两季都举办运动会。
1930年4月28日,他亲自作《中国公学运动会歌》:“健儿们,大家上前!只一人第一,要个个争先。胜固然可喜。败也要欣然。健儿们,大家上前!健儿们,大家全体的光荣,要我们担戴。胜,要光荣的胜,败,也要光荣的败,健儿们,大家齐来!”
经过改革,中国公学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,学生数量和质量普遍提高,学校知名度和招生情况逐渐改观。在胡适掌校的两年时间里,学生数目从300多人增加到1300多人,发展很快,经济情况也有了好转。学校原有的规模已经不能容纳学生现有的数量,为此扩建开设了分校区,新建了校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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