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48章 再出国门
前面说过了,1925年5月,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。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,组织了一个“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”,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。
1926年3月,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。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,到汉口、南京、杭州、北京、天津等地访问,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。5月,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“中英庚款董事会”,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。7月,胡适离开北京,经哈尔滨,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,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。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,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。
长春恰好是他转车的一站。胡适将从长春转车赴欧洲的消息传来后,长春教育界主动与他联系,请他在长春演讲。
演讲在7月19日举行,共两场,一场是在商埠地内的自强学校,一场是在头道沟满铁俱乐部内。当时胡适正在做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,因而他演讲的内容也是这方面的。几天后,《盛京时报》登载了胡适演讲的全文。
才华横溢的胡适当时给长春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当时在长春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、长春商埠电灯厂厂长,后来成为著名东北史学家的金毓黻,曾前往满铁俱乐部听胡适演讲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:“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,自京经俄地赴英京,道出长春,经中日教育联合会邀请,讲演于俱乐部,讲题曰:东西之文化大旨……
据说,胡适在自强学校演讲时,还应邀为该校书写了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的横幅,寄托了他对长春教育界的希望。这条横幅一直挂在学校的大礼堂中,九一八事变后下落不明。
从长春到哈尔滨又停了一停,从哈尔滨出发后,火车昼夜兼程,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,经过长途跋涉,到了莫斯科。
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,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。他要在这儿住下来,休息几天,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,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、议论的神秘世界。
稍事休息后,第二天,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。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,很受感动。第三天,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,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,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。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,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,印象也不错。胡适觉得苏俄“真是用力办新教育,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”。
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:“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。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;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,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(Seriousnessofpurpose),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。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;他们有理想,有计划,有绝对的信心,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。
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!”
最后两天,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,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。他想,对这样一个有理想,有计划,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,“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”,这才是“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”。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,不能细细观察调查,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。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,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,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,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。
这表示,胡适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没先入为主的成见的。
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几天,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。到了伦敦和巴黎,他仍很激动,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,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,仍在称赞“列宁一班人,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”;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“真有一种‘认真’‘发愤有为’的气象”;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,等等。
关于胡适在苏联的情况,也有人回忆说:“胡适之过俄时,曾参观孙逸仙大学。校长拉[狄克]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?胡氏答得亦极幽默,说:‘有一群人,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。’问他干得好否,他说这是将来的事,他非预言家。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,而且大骂胡氏,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,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?……”
但还有另一个人的回忆则是听别人转述的的:“一九二六年夏,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,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。那时在中山大学、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,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,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,人山人海,盛况空前。胡适下车伊始,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,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,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。
“胡适登台之后,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。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,立论却突变了,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,首先退还庚款,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,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。其时有一同学,写一纸条递上讲台,质问胡博士看过《中美望厦条约》没有?胡适随即作答:‘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,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。’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,大家都很不愉快。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,高举手杖,大声疾呼:‘我要教导我的学生,学成归国,奋斗!革命!’”
胡适自己在日记中记载:“下午往访右任先生,他不在寓,寓中有一人,乃是蔡和森。相别甚久,彼此竟不认得了。我们纵谈甚快,陆续来者甚多,有刘伯坚,任XX,王人达,马文彦等。后来越来越多,至十余人之多。右任也回来了。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,余人参加者甚少。从三点直到九点,Radek来了,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。Radek谈了一会,先走了。我们出去到‘大莫斯科饭店’吃饭。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。作一书与慰慈。
“早起,料理行装。和森与刘伯坚来谈。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,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。
“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,及自己的观察,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。我想,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,以改革内政为主旨。可组一政党,名为“自由党”。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,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。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,这是错的。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。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,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,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。不以历史的“必然论”为哲学,而以“进化论”为哲学。资本主义之流弊,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。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:1、有计划的政治。2、文官考试法的实行。3、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。4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……”
胡适赞扬苏俄的这些信,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,在报纸上披露,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
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,革命空气甚为浓烈,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很得人心。胡适这时称赞苏俄,而且说我们“不配批评苏俄”,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。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。有的对他“赞成苏俄的论调”发生疑问;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,更“不必急于提方案”。
1926年8月初,胡适抵达伦敦,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。他这次游欧,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;但会没开几次,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。胡适没事可做,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,便又渡英吉利海峡,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。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,还想顺便去“世界公园”瑞士逛一逛;另一方面,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,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。
敦煌卷子,是什么贵重之物?胡适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?
原来,这敦煌卷子,肯定称得上是我国的一批国宝。1899年,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,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,藏有许多古本经卷,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,都是写本,共计约有两万来卷。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,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。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,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,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,烧毁了一些;幸亏那沙碛之间,地广人稀,所毁无多。后来,英国人斯坦因(M.A.Stein)到敦煌来,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,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,便运走了六千多卷。不久,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也来了,也只花一点银子,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。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运到英法两国,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。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。
胡适出国前,曾试作《中国禅宗史》初稿,写到神会和尚,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,埋没了他。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。于是,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,结果却很不理想,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!胡适便打定主意,趁这次欧洲之行,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,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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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6年3月,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。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,到汉口、南京、杭州、北京、天津等地访问,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。5月,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“中英庚款董事会”,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。7月,胡适离开北京,经哈尔滨,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,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。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,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。
长春恰好是他转车的一站。胡适将从长春转车赴欧洲的消息传来后,长春教育界主动与他联系,请他在长春演讲。
演讲在7月19日举行,共两场,一场是在商埠地内的自强学校,一场是在头道沟满铁俱乐部内。当时胡适正在做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,因而他演讲的内容也是这方面的。几天后,《盛京时报》登载了胡适演讲的全文。
才华横溢的胡适当时给长春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当时在长春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、长春商埠电灯厂厂长,后来成为著名东北史学家的金毓黻,曾前往满铁俱乐部听胡适演讲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:“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,自京经俄地赴英京,道出长春,经中日教育联合会邀请,讲演于俱乐部,讲题曰:东西之文化大旨……
据说,胡适在自强学校演讲时,还应邀为该校书写了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的横幅,寄托了他对长春教育界的希望。这条横幅一直挂在学校的大礼堂中,九一八事变后下落不明。
从长春到哈尔滨又停了一停,从哈尔滨出发后,火车昼夜兼程,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,经过长途跋涉,到了莫斯科。
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,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。他要在这儿住下来,休息几天,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,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、议论的神秘世界。
稍事休息后,第二天,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。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,很受感动。第三天,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,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,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。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,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,印象也不错。胡适觉得苏俄“真是用力办新教育,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”。
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:“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。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;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,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(Seriousnessofpurpose),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。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;他们有理想,有计划,有绝对的信心,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。
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!”
最后两天,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,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。他想,对这样一个有理想,有计划,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,“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”,这才是“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”。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,不能细细观察调查,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。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,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,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,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。
这表示,胡适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没先入为主的成见的。
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几天,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。到了伦敦和巴黎,他仍很激动,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,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,仍在称赞“列宁一班人,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”;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“真有一种‘认真’‘发愤有为’的气象”;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,等等。
关于胡适在苏联的情况,也有人回忆说:“胡适之过俄时,曾参观孙逸仙大学。校长拉[狄克]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?胡氏答得亦极幽默,说:‘有一群人,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。’问他干得好否,他说这是将来的事,他非预言家。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,而且大骂胡氏,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,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?……”
但还有另一个人的回忆则是听别人转述的的:“一九二六年夏,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,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。那时在中山大学、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,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,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,人山人海,盛况空前。胡适下车伊始,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,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,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。
“胡适登台之后,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。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,立论却突变了,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,首先退还庚款,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,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。其时有一同学,写一纸条递上讲台,质问胡博士看过《中美望厦条约》没有?胡适随即作答:‘那是美国过去的历史,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的确是亲善的。’弄得同学们啼笑皆非,大家都很不愉快。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时,高举手杖,大声疾呼:‘我要教导我的学生,学成归国,奋斗!革命!’”
胡适自己在日记中记载:“下午往访右任先生,他不在寓,寓中有一人,乃是蔡和森。相别甚久,彼此竟不认得了。我们纵谈甚快,陆续来者甚多,有刘伯坚,任XX,王人达,马文彦等。后来越来越多,至十余人之多。右任也回来了。我与和森仍继续辩论,余人参加者甚少。从三点直到九点,Radek来了,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。Radek谈了一会,先走了。我们出去到‘大莫斯科饭店’吃饭。散时已十一点多钟了。作一书与慰慈。
“早起,料理行装。和森与刘伯坚来谈。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,不幸我此时不能留了。
“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,及自己的观察,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。我想,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,以改革内政为主旨。可组一政党,名为“自由党”。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,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。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,这是错的。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。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,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,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。不以历史的“必然论”为哲学,而以“进化论”为哲学。资本主义之流弊,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。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:1、有计划的政治。2、文官考试法的实行。3、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。4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……”
胡适赞扬苏俄的这些信,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,在报纸上披露,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
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,革命空气甚为浓烈,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很得人心。胡适这时称赞苏俄,而且说我们“不配批评苏俄”,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。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。有的对他“赞成苏俄的论调”发生疑问;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,更“不必急于提方案”。
1926年8月初,胡适抵达伦敦,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。他这次游欧,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;但会没开几次,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。胡适没事可做,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,便又渡英吉利海峡,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。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,还想顺便去“世界公园”瑞士逛一逛;另一方面,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,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。
敦煌卷子,是什么贵重之物?胡适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?
原来,这敦煌卷子,肯定称得上是我国的一批国宝。1899年,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,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,藏有许多古本经卷,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,都是写本,共计约有两万来卷。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,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。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,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,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,烧毁了一些;幸亏那沙碛之间,地广人稀,所毁无多。后来,英国人斯坦因(M.A.Stein)到敦煌来,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,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,便运走了六千多卷。不久,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也来了,也只花一点银子,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。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运到英法两国,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。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。
胡适出国前,曾试作《中国禅宗史》初稿,写到神会和尚,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,埋没了他。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。于是,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,结果却很不理想,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!胡适便打定主意,趁这次欧洲之行,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,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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