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25章 历史需要的是真相
胡适的《四论问题与主义》,主张以“历史的态度”输入学说和主义。
因为《每周评论》遭北洋政府封禁,第37号只印刷了第一版,其中就有《四论问题与主义———论输入学理的方法》的部分文字。文章谈及“输入学说”的注意事项和“应该注意‘论主’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”。
此后的文字没有刊出,这篇文章后来被胡适收入《胡适文存》。
《四论问题与主义》的题下,胡适特地标明该文主要探讨“论输入学理的方法”,即对于输入各种学说主义所应采取的态度。胡适将其归结为“历史的态度”,即“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,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,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孤立东西,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”。他希望中国学者都用这种态度研究一切学理、一切主义,这样输入的每一个主义,“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”“都有来历可考”“都有效果可寻”,并且避免了许多“一知半解、半生不熟、生吞活剥主义”的弊端。
输入学说怎样实行“历史的态度”?胡适认为,要注意三点:第一,要注意学说产生的时势情形,因为“凡是有生命的学说,都是时代的产儿”,最初“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”。
第二,要注意“论主”的生平事迹和所受的学术影响,因为学说代表某人的“心思见解”,如不仔细分辨,就会把“个人怪癖的分子,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”。他以“马克思主义”的“论主”马克思为例,对此作了说明。
第三,要注意学说的效果即“主义的价值和功用”,效果包括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的影响、改变人的言行、变换制度风俗的性质等等,观察这些效果,就能清楚学说的意义和功用价值。
他以“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”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为例,对此加以说明。胡适虽然充分肯定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,但却极力反对阶级斗争。对其,其言辞很激烈,认为“阶级竞争说”“太偏向申明‘阶级的自觉心’,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”。其结果是,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,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,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,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”。
前边说了,1919年8月30日,北洋政府下令封禁《每周评论》。原定8月31日出版的第37号,只印刷了第一个版面。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便被迫戛然而止。
蓝公武(1887年1月23日—1957年9月9日)字志先,祖籍广东省大埔县湖寮镇古城村。
幼读私塾,后赴日本留学,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。1913年赴德国留学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回国。1904年加入光复会。辛亥革命后曾任《时事新报》总编辑等职。1917年后任《国民公报》社长、《晨报》董事、北洋政府国会议员。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国、护法运动。1919年五四运动后,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。192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、中国大学任教,讲授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
1931年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。抗日战争时期,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,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,后经亲朋营救获释。
1945年夏到晋察冀解放区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、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。
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.席兼民政部部长。
新中国成立后,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。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.大代表、人.大常.委.会委员。
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,无论胡适还是李大钊,都力图通过充分和缜密的说理服人,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温和的态度。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开头就表示,他的观点“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,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。现在把他一一写出,请先生指正”;文末又说:“以上拉杂写来,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,有的稍相差异”,“如有未当,请赐指教”。而胡适对蓝公武、李大钊二文的反应则是“把我的一点意思,发挥的更透彻明了,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,我很感激他们两位”。由此可见,双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讨论问题,既相互辩驳,又相互肯定,绝无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。
细读争论双方的观点,都有可圈可点之处,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,甚至相互学习和借鉴,何来剑拔弓张。
无论胡适、李大钊、蓝公武,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努力作学问和追求真理之人。现在回过头来,讨论他们在哪些方面谁对谁错,谁更有道理,固然也是有益处的;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治学的态度,和讨论问题时的心怀若谷,不像有些人那样搞起大批判来就你死我活。
著名党史学家胡绳晚年曾指出:“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‘问题与主义’之争,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,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,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、旧势力的。……这场为时短暂的‘问题与主义’之争,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。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,直率而温和,并没有剑拔弩张。争论之时,胡适与李大钊之间,友谊依旧。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,陈独秀、李大钊与胡适,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。所以,过去把这场争论说成两种敌对思想体系不可调和的大搏斗,无疑是夸大了。”
至于论争的结果,有人认为,这场争论促进了李大钊等人更切实地把学习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深入了解和逐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,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,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。如李大钊在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一文中就写道:我们“把这个那个的主义,拿来作工具,用以为实际的运动,他会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”。因此,“一个社会主义者,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,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”。这无疑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。他还承认:“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,偏于纸上空谈的多,涉及实际问题的少。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。”
从后来的情况来看,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。
一个多月后,李大钊发表《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》一文,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问题列出20条意见。这些意见都是关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问题,如税收、房租、图书馆、夜校、公园、医院、孤儿院、恤老院、汽车、电车、浴所、食堂、公厕、电灯、电话、市区规划等,均一一列出,力主逐项改良。
文章最后还说:“此外应加改良的事,必然还有许多,今天我只想起这些,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”。可见,他对胡适提出的“多研究些问题”的主张并不完全排斥,而是颇为赞许的。
1922年1月创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《先驱》的《发刊词》便有感于“近一二年来的言论界,……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,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”,因而认为必须反对“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”。这份《发刊词》最后还宣布:“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,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。”其中明显反映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重视。
1924年,《中国青年》亦发表文章表示应“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,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”,并指出:多研究问题,少谈些主义’这句话,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,然而我们从一种的主义上去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,总是应该的。”这也表明,或许,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起到积极作用的。
而陈独秀在1920年的几篇文章中就写道:“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,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;与其空谈女子解放,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。”因此,“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,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。”他还强调:“我们改造社会,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、一桩一件、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,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,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”,“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,人类底幸福,社会底文明,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,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。”那些所谓“彻底”、“完全”、“根本改造”、“一劳永逸”的想法,都是“懒惰的心理底表现”。这种思想,几乎与胡适如出一辙。
有意思的是,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发动对胡适口诛笔伐的领军之人,在胡适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主义》一文后,他主持的《湘江评论》马上发文,列举出很多的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,作为对胡适文章提出的“多研究些问题”的积极响应。
蓝公武和胡适本就是好朋友,李大钊和胡适关系也一直很好。李大钊遇难时胡适不在国内,后来,胡适曾尽力照顾过李的遗孀和子女。而发生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时,胡适还在不遗余力的为陈独秀的释放而奔走,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之事。
历史需要的是真相,对历史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随意编撰,是最为令人不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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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《每周评论》遭北洋政府封禁,第37号只印刷了第一版,其中就有《四论问题与主义———论输入学理的方法》的部分文字。文章谈及“输入学说”的注意事项和“应该注意‘论主’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”。
此后的文字没有刊出,这篇文章后来被胡适收入《胡适文存》。
《四论问题与主义》的题下,胡适特地标明该文主要探讨“论输入学理的方法”,即对于输入各种学说主义所应采取的态度。胡适将其归结为“历史的态度”,即“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,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,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孤立东西,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”。他希望中国学者都用这种态度研究一切学理、一切主义,这样输入的每一个主义,“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”“都有来历可考”“都有效果可寻”,并且避免了许多“一知半解、半生不熟、生吞活剥主义”的弊端。
输入学说怎样实行“历史的态度”?胡适认为,要注意三点:第一,要注意学说产生的时势情形,因为“凡是有生命的学说,都是时代的产儿”,最初“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”。
第二,要注意“论主”的生平事迹和所受的学术影响,因为学说代表某人的“心思见解”,如不仔细分辨,就会把“个人怪癖的分子,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”。他以“马克思主义”的“论主”马克思为例,对此作了说明。
第三,要注意学说的效果即“主义的价值和功用”,效果包括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的影响、改变人的言行、变换制度风俗的性质等等,观察这些效果,就能清楚学说的意义和功用价值。
他以“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”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为例,对此加以说明。胡适虽然充分肯定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,但却极力反对阶级斗争。对其,其言辞很激烈,认为“阶级竞争说”“太偏向申明‘阶级的自觉心’,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”。其结果是,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,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,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,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”。
前边说了,1919年8月30日,北洋政府下令封禁《每周评论》。原定8月31日出版的第37号,只印刷了第一个版面。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便被迫戛然而止。
蓝公武(1887年1月23日—1957年9月9日)字志先,祖籍广东省大埔县湖寮镇古城村。
幼读私塾,后赴日本留学,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。1913年赴德国留学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回国。1904年加入光复会。辛亥革命后曾任《时事新报》总编辑等职。1917年后任《国民公报》社长、《晨报》董事、北洋政府国会议员。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国、护法运动。1919年五四运动后,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。192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、中国大学任教,讲授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
1931年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。抗日战争时期,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,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,后经亲朋营救获释。
1945年夏到晋察冀解放区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、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。
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.席兼民政部部长。
新中国成立后,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。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.大代表、人.大常.委.会委员。
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,无论胡适还是李大钊,都力图通过充分和缜密的说理服人,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温和的态度。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开头就表示,他的观点“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,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。现在把他一一写出,请先生指正”;文末又说:“以上拉杂写来,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,有的稍相差异”,“如有未当,请赐指教”。而胡适对蓝公武、李大钊二文的反应则是“把我的一点意思,发挥的更透彻明了,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,我很感激他们两位”。由此可见,双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讨论问题,既相互辩驳,又相互肯定,绝无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。
细读争论双方的观点,都有可圈可点之处,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,甚至相互学习和借鉴,何来剑拔弓张。
无论胡适、李大钊、蓝公武,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努力作学问和追求真理之人。现在回过头来,讨论他们在哪些方面谁对谁错,谁更有道理,固然也是有益处的;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治学的态度,和讨论问题时的心怀若谷,不像有些人那样搞起大批判来就你死我活。
著名党史学家胡绳晚年曾指出:“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‘问题与主义’之争,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,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,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、旧势力的。……这场为时短暂的‘问题与主义’之争,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。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,直率而温和,并没有剑拔弩张。争论之时,胡适与李大钊之间,友谊依旧。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,陈独秀、李大钊与胡适,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。所以,过去把这场争论说成两种敌对思想体系不可调和的大搏斗,无疑是夸大了。”
至于论争的结果,有人认为,这场争论促进了李大钊等人更切实地把学习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深入了解和逐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,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,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。如李大钊在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一文中就写道:我们“把这个那个的主义,拿来作工具,用以为实际的运动,他会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”。因此,“一个社会主义者,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,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”。这无疑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。他还承认:“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,偏于纸上空谈的多,涉及实际问题的少。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。”
从后来的情况来看,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。
一个多月后,李大钊发表《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》一文,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问题列出20条意见。这些意见都是关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问题,如税收、房租、图书馆、夜校、公园、医院、孤儿院、恤老院、汽车、电车、浴所、食堂、公厕、电灯、电话、市区规划等,均一一列出,力主逐项改良。
文章最后还说:“此外应加改良的事,必然还有许多,今天我只想起这些,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”。可见,他对胡适提出的“多研究些问题”的主张并不完全排斥,而是颇为赞许的。
1922年1月创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《先驱》的《发刊词》便有感于“近一二年来的言论界,……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,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”,因而认为必须反对“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”。这份《发刊词》最后还宣布:“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,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。”其中明显反映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重视。
1924年,《中国青年》亦发表文章表示应“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,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”,并指出:多研究问题,少谈些主义’这句话,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,然而我们从一种的主义上去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,总是应该的。”这也表明,或许,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起到积极作用的。
而陈独秀在1920年的几篇文章中就写道:“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,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;与其空谈女子解放,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。”因此,“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,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。”他还强调:“我们改造社会,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、一桩一件、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,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,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”,“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,人类底幸福,社会底文明,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,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。”那些所谓“彻底”、“完全”、“根本改造”、“一劳永逸”的想法,都是“懒惰的心理底表现”。这种思想,几乎与胡适如出一辙。
有意思的是,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发动对胡适口诛笔伐的领军之人,在胡适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主义》一文后,他主持的《湘江评论》马上发文,列举出很多的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,作为对胡适文章提出的“多研究些问题”的积极响应。
蓝公武和胡适本就是好朋友,李大钊和胡适关系也一直很好。李大钊遇难时胡适不在国内,后来,胡适曾尽力照顾过李的遗孀和子女。而发生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时,胡适还在不遗余力的为陈独秀的释放而奔走,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之事。
历史需要的是真相,对历史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随意编撰,是最为令人不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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