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2章 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
1918年1月11日,曾与一班朋友去游上庄西面的上溪山口,凭吊明末遗民“采薇子”墓。
采薇子墓修建于上金公路旁一片桑豆混种的农田中,四周青山环抱。墓地建得较为简陋,没修墓道,需要穿过一片薯地才能来到墓前。新墓高约一米二,墓前矗立的花岗岩石碑上刻有“文化传播者——采薇子墓”及立碑年份,并无其他文字及墓志铭。墓地没有半点奢繁之气,其自然沉稳,毫不张扬的风格似乎更符合采薇子的隐逸之情。
关于“采薇子”其人,据绩溪县旧志记载,清顺治初年,有无名隐士由义子忠侍随来绩溪县上庄上溪山(今上金山)一带,衣衫褴褛,夜宿路亭,靠拾干柴煮野菜度日,偶尔入私塾作诗文,文字工整,文理深奥,多数不被人理解。有人向其索取诗文,不用草稿摇笔挥洒而就,自署“采薇子”。据此推测此人必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南明王朝旧臣。南明亡后不愿仕清而效仿殷商时期的伯夷、叔齐,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,采野菜为生并作采薇歌的故事。后来采薇子父子定居余川村汪辅老家。康熙中期,父子相继去世,当地汪姓村民将他们葬于上溪山口。
乾隆初,当地文人汪云寻访采薇子故迹为其立墓碑,题“采薇子墓”四字。
胡适作了一首五言诗:“野竹遮荒冢,残碑认故臣。前年亡虏日,几个采薇人?”
1月下旬,胡适留江冬秀在家奉侍母亲,独自一人回北京去了。
胡适初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,由于忙于教学、家庭和婚事,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文字不是很多,主要有白话诗《人力车夫》、《新婚杂诗》以及《论小说及白话韵文—答钱玄同书》、《归国杂感》等文章。
1918年1月,《新青年》编委会进行了改组,成员基本由北大教授组成,由胡适、钱玄同、李大钊、刘半农、沈尹默、高一涵、周作人等轮流编辑,不久鲁迅也加人。自当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,所有撰译稿件均由编辑部成员负责,不再接收外来投稿,而且从这一期起,全部刊登白话诗文。
1918年3月,胡适为《新青年》写了篇长文,他在3月17日的家书中说:“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,所以我虽吃点小辛苦,也是情愿的。”这篇胡适颇为自信的长文便是1918年4月发表于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四号的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。
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和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算得上是姊妹篇,前者也是后者接续。
胡适所以写这篇文章如他文章中所说:“我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发表以来,已有一年多了。这十几个月之中,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,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。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,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。但是我们仔细看来,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。……他们(指旧文学)所以还能存在国中,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、真有生气、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。有了这种“真文学”和“活文学”,那些“假文学”和“死文学”,自然会消灭了。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,对于那些腐败文学,个个都该存一个“彼可取而代也”的心理,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,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。我现在作这篇文章的宗旨,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。”
对于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中提出的破坏性的“八不主义”:即一,不作“言之无物”的文字。二,不作“无病呻.吟”的文字。三,不用典。四,不用套语烂调。五,不重对偶:文须废骈,诗须废律。六,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。七,不摹仿古人。八,不避俗话俗字。
在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提出了建设性的四条:“一,要有话说,方才说话。这是‘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’一条的变相。二,有什么话,说什么话;话怎么说,就怎么说。这是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诸条的变相。三,要说我自己的话,别说别人的话。这是‘不摹仿古人’一条的变相。四,是什么时代的人,说什么时代的话。这是‘不避俗话俗字’的变相。”
总而之言之,胡适说:“我的《建设新文学论》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:“国语的文学,文学的国语”。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,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。有了国语的文学,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。有了文学的国语,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。国语没有文学,便没有生命,便没有价值,便不能成立,便不能发达。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。”
接下来,胡适说:“我曾仔细研究: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‘文言的文学’?我自己回答道:‘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,都是用己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。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。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,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。’
“我们为什么爱读《木兰辞》和《孔雀东南飞》呢?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?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爱杜甫的《石壕吏》、《兵车行》诸诗呢?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不爱韩愈的《南山》呢?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。……简单说来,自从《三百篇》到于今,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,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。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,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!”
于是,胡适得出结论说:“因此我说,“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”。中国若想有活文学,必须用白话,必须用国语,必须作国语的文学。”
今天,回过头来看,胡适的这些话肯定是走了极端。虽然他在文章中做出说明:“读者不要误会,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、有生命的。我说的是: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。”
是的,白话作的书不一定有价值,文言做的书就一定没价值吗?当然,胡适在这里是为了大力提倡白话文,而我们也必须承认,和文言文相比,白话文肯定更容易表达思想和情感,也更容易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领会。
所谓人无完人,文章也应该是同样。但是,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:“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,若要活文学,必须用国语。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,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。”的思想在当时是至关重要。
针对有人提出:“若要用国语作文学,总须先有国语。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,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?”
胡适:“这乎有理,其实不然。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;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,就能造成的。若要造国语,先须造国语的文学。有了国语的文学,自然有国语。……总而言之,我们今日所用的“标准白话”,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。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‘标准国语’,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。
“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,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。我们尽可努力去作白话的文学。我们可尽量采用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的白话。有不合今日的用的,便不用它;有不够用的,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;有不得不用文言的,便用文言来补助。这样做去,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,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。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,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。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,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。”
如何创造新文学呢,胡适说:“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,约有三步:(一)工具;(二)方法;(三)创造。前两步是预备,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。
“一)工具。古人说得好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写字的要笔好,杀猪的要刀快。我们要创造新文学,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‘工具’。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。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,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。预备的方法,约有两种:
“甲)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。例如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;宋儒语录,白话信札;元人戏曲,明清传奇的说白。唐宋的白话诗词,也该选读。
“乙)用白话作各种文学。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,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:无论通信,作诗,译书,做笔记,作报馆文章,编学堂讲义,替死人作墓志,替活人上条陈,……都该用白话来作。……
“二)方法。我以为中国近来文学所以这样腐败,大半虽由于没有适用的“工具”,但是单有“工具”,没有方法,也还不能造新文学。做木匠的人,单有锯凿钻刨,没有规矩师法,决不能造成木器。文学也是如此。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,难道把郑孝胥、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,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?难道那些用白话作的《新华春梦记》、《九尾龟》,也可算作新文学吗?我以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“文人”,受病最深的所在,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。……
“大凡文学的方法可分三类:
“1)集收材料的方法。中国的“文学”,大病在于缺少材料。那些古文家,除了墓志、寿序、家传之外,几乎没有一毫材料。因此,他们不得不作那些极无聊的《汉高帝斩丁公论》,《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》。至于近人的诗词,更没有什么材料可说了。近人的小说材料,只有三种:一种是官场,一种是妓女,一种是不官而官,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(留学生、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,亦附此类),除此之外,别无材料。最下流的,竟至登告白征求这种材料。作小说竟须登告白征求材料,便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。我以为将来的文学家收集材料的方法,约如下:
“甲)推广材料的区域。官场、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,决不够采用。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,如工厂之男女工人、人力车夫、内地农家、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,一切痛苦情形,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。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,一切家庭惨变,婚姻苦痛,女子之位置,教育之不适宜,……种种问题,都可供文学的材料。
“乙)注意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。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,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。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,总觉得浮泛敷衍,不痛不痒的,没有一毫精彩。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“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”做个根底。不能做实地的观察,便不能做文学家;全没有个人的经验,也不能做文学家。
“丙)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。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,固是极重要,但是也不能全靠这两件。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,决不能作出一部《水浒传》。个人所经验的,所观察的,究竟有限。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(Imagination),把观察经验的材料,一一的体会出来,一一的整理如式,一一的组织完全;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,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,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。这才是文学家的本领。
“2)结构的方法。有了材料,第二步须要讲究结构。结构是个总名词,内中所包甚广,简单说来,可分剪裁和布局两步。
“甲)剪裁。有了材料,先要剪裁。譬如做衣服,先要看哪块料可做袍子,哪块料可做背心。估计定了,方可下剪。文学家的材料也要如此办理。先须看这些材料该用作小诗呢,还是作长歌呢?该用作章回小说呢,还是作短篇小说呢?该用作小说呢,还是作戏本呢?筹划定了,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,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;方才可以决定作什么体裁的文字。
“乙)布局。体裁定了,再可讲布局。有剪裁,方可决定‘做什么’;有布局,方可决定‘怎样做’。材料剪定了,须要筹算怎样做去始能把这材料用得最得当又最有效力。例如唐朝天宝时代的兵祸,百姓的痛苦,都是材料。这些材料,到了杜甫的手里,便成了诗料。如今且举他的《石壕吏》一篇,作布局的例。这首诗只写一个过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个人家内偷听得的事情。只用一百二十个字,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孙三代的历史都写出来,并且把那时代兵祸之惨,壮丁死亡之多,差役之横行,小民之苦痛,都写得逼真活现,使人读了生无限的感慨。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。又如古诗《上山采帘芜,下山逢故夫》一篇,写一家夫妇的惨剧,却不从“某人娶妻甚贤,后别有所欢,遂出妻再娶”说起,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来遇着故夫的时候下笔,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写得充分满意。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。近来的文人全不讲求布局,只顾凑足多少字可卖几块钱,全不问材料用的得当不得当,动人不动人。他们今日作上回的文章,还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处!这样的文人怎样造得出有价值的新文学呢!
“3)描写的方法。局已布定了,方才可讲描写的方法。描写的方法,千头万绪,大要不出四条:1.写人。2.写境。3.写事。4.写情。写人要举动、口气、身分、才性,……都要有个性的区别:件件都是林黛玉,决不是薛宝钗;件件都是武松,决不是李逵。写境要一喧、一静、一石、一山、一云、一鸟,……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。《老残游记》的大明湖,决不是西湖,也决不是洞庭湖;《红楼梦》里的家庭,决不是《金瓶梅》里的家庭。写事要线索分明,头绪清楚,近情近理,亦正亦奇。写情要真、要精、要细腻婉转、要淋漓尽致。有时须用境写人,用情写人,用事写人;有时须用人写境,用事写境,用情写境;……这里面的千变万化,一言难尽。”
毫不夸张的说,胡适的这些精彩论断,对今天的人们照样大有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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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薇子墓修建于上金公路旁一片桑豆混种的农田中,四周青山环抱。墓地建得较为简陋,没修墓道,需要穿过一片薯地才能来到墓前。新墓高约一米二,墓前矗立的花岗岩石碑上刻有“文化传播者——采薇子墓”及立碑年份,并无其他文字及墓志铭。墓地没有半点奢繁之气,其自然沉稳,毫不张扬的风格似乎更符合采薇子的隐逸之情。
关于“采薇子”其人,据绩溪县旧志记载,清顺治初年,有无名隐士由义子忠侍随来绩溪县上庄上溪山(今上金山)一带,衣衫褴褛,夜宿路亭,靠拾干柴煮野菜度日,偶尔入私塾作诗文,文字工整,文理深奥,多数不被人理解。有人向其索取诗文,不用草稿摇笔挥洒而就,自署“采薇子”。据此推测此人必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南明王朝旧臣。南明亡后不愿仕清而效仿殷商时期的伯夷、叔齐,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,采野菜为生并作采薇歌的故事。后来采薇子父子定居余川村汪辅老家。康熙中期,父子相继去世,当地汪姓村民将他们葬于上溪山口。
乾隆初,当地文人汪云寻访采薇子故迹为其立墓碑,题“采薇子墓”四字。
胡适作了一首五言诗:“野竹遮荒冢,残碑认故臣。前年亡虏日,几个采薇人?”
1月下旬,胡适留江冬秀在家奉侍母亲,独自一人回北京去了。
胡适初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,由于忙于教学、家庭和婚事,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文字不是很多,主要有白话诗《人力车夫》、《新婚杂诗》以及《论小说及白话韵文—答钱玄同书》、《归国杂感》等文章。
1918年1月,《新青年》编委会进行了改组,成员基本由北大教授组成,由胡适、钱玄同、李大钊、刘半农、沈尹默、高一涵、周作人等轮流编辑,不久鲁迅也加人。自当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,所有撰译稿件均由编辑部成员负责,不再接收外来投稿,而且从这一期起,全部刊登白话诗文。
1918年3月,胡适为《新青年》写了篇长文,他在3月17日的家书中说:“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,所以我虽吃点小辛苦,也是情愿的。”这篇胡适颇为自信的长文便是1918年4月发表于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四号的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。
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和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算得上是姊妹篇,前者也是后者接续。
胡适所以写这篇文章如他文章中所说:“我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发表以来,已有一年多了。这十几个月之中,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,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。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,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。但是我们仔细看来,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。……他们(指旧文学)所以还能存在国中,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、真有生气、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。有了这种“真文学”和“活文学”,那些“假文学”和“死文学”,自然会消灭了。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,对于那些腐败文学,个个都该存一个“彼可取而代也”的心理,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,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。我现在作这篇文章的宗旨,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。”
对于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中提出的破坏性的“八不主义”:即一,不作“言之无物”的文字。二,不作“无病呻.吟”的文字。三,不用典。四,不用套语烂调。五,不重对偶:文须废骈,诗须废律。六,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。七,不摹仿古人。八,不避俗话俗字。
在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提出了建设性的四条:“一,要有话说,方才说话。这是‘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’一条的变相。二,有什么话,说什么话;话怎么说,就怎么说。这是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诸条的变相。三,要说我自己的话,别说别人的话。这是‘不摹仿古人’一条的变相。四,是什么时代的人,说什么时代的话。这是‘不避俗话俗字’的变相。”
总而之言之,胡适说:“我的《建设新文学论》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:“国语的文学,文学的国语”。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,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。有了国语的文学,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。有了文学的国语,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。国语没有文学,便没有生命,便没有价值,便不能成立,便不能发达。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。”
接下来,胡适说:“我曾仔细研究: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‘文言的文学’?我自己回答道:‘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,都是用己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。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。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,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。’
“我们为什么爱读《木兰辞》和《孔雀东南飞》呢?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?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爱杜甫的《石壕吏》、《兵车行》诸诗呢?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不爱韩愈的《南山》呢?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。……简单说来,自从《三百篇》到于今,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,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。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,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!”
于是,胡适得出结论说:“因此我说,“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”。中国若想有活文学,必须用白话,必须用国语,必须作国语的文学。”
今天,回过头来看,胡适的这些话肯定是走了极端。虽然他在文章中做出说明:“读者不要误会,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、有生命的。我说的是: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。”
是的,白话作的书不一定有价值,文言做的书就一定没价值吗?当然,胡适在这里是为了大力提倡白话文,而我们也必须承认,和文言文相比,白话文肯定更容易表达思想和情感,也更容易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领会。
所谓人无完人,文章也应该是同样。但是,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:“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,若要活文学,必须用国语。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,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。”的思想在当时是至关重要。
针对有人提出:“若要用国语作文学,总须先有国语。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,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?”
胡适:“这乎有理,其实不然。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;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,就能造成的。若要造国语,先须造国语的文学。有了国语的文学,自然有国语。……总而言之,我们今日所用的“标准白话”,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。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‘标准国语’,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。
“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,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。我们尽可努力去作白话的文学。我们可尽量采用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的白话。有不合今日的用的,便不用它;有不够用的,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;有不得不用文言的,便用文言来补助。这样做去,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,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。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,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。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,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。”
如何创造新文学呢,胡适说:“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,约有三步:(一)工具;(二)方法;(三)创造。前两步是预备,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。
“一)工具。古人说得好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写字的要笔好,杀猪的要刀快。我们要创造新文学,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‘工具’。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。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,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。预备的方法,约有两种:
“甲)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。例如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;宋儒语录,白话信札;元人戏曲,明清传奇的说白。唐宋的白话诗词,也该选读。
“乙)用白话作各种文学。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,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:无论通信,作诗,译书,做笔记,作报馆文章,编学堂讲义,替死人作墓志,替活人上条陈,……都该用白话来作。……
“二)方法。我以为中国近来文学所以这样腐败,大半虽由于没有适用的“工具”,但是单有“工具”,没有方法,也还不能造新文学。做木匠的人,单有锯凿钻刨,没有规矩师法,决不能造成木器。文学也是如此。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,难道把郑孝胥、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,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?难道那些用白话作的《新华春梦记》、《九尾龟》,也可算作新文学吗?我以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“文人”,受病最深的所在,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。……
“大凡文学的方法可分三类:
“1)集收材料的方法。中国的“文学”,大病在于缺少材料。那些古文家,除了墓志、寿序、家传之外,几乎没有一毫材料。因此,他们不得不作那些极无聊的《汉高帝斩丁公论》,《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》。至于近人的诗词,更没有什么材料可说了。近人的小说材料,只有三种:一种是官场,一种是妓女,一种是不官而官,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(留学生、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,亦附此类),除此之外,别无材料。最下流的,竟至登告白征求这种材料。作小说竟须登告白征求材料,便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。我以为将来的文学家收集材料的方法,约如下:
“甲)推广材料的区域。官场、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,决不够采用。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,如工厂之男女工人、人力车夫、内地农家、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,一切痛苦情形,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。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,一切家庭惨变,婚姻苦痛,女子之位置,教育之不适宜,……种种问题,都可供文学的材料。
“乙)注意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。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,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。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,总觉得浮泛敷衍,不痛不痒的,没有一毫精彩。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“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”做个根底。不能做实地的观察,便不能做文学家;全没有个人的经验,也不能做文学家。
“丙)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。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,固是极重要,但是也不能全靠这两件。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,决不能作出一部《水浒传》。个人所经验的,所观察的,究竟有限。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(Imagination),把观察经验的材料,一一的体会出来,一一的整理如式,一一的组织完全;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,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,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。这才是文学家的本领。
“2)结构的方法。有了材料,第二步须要讲究结构。结构是个总名词,内中所包甚广,简单说来,可分剪裁和布局两步。
“甲)剪裁。有了材料,先要剪裁。譬如做衣服,先要看哪块料可做袍子,哪块料可做背心。估计定了,方可下剪。文学家的材料也要如此办理。先须看这些材料该用作小诗呢,还是作长歌呢?该用作章回小说呢,还是作短篇小说呢?该用作小说呢,还是作戏本呢?筹划定了,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,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;方才可以决定作什么体裁的文字。
“乙)布局。体裁定了,再可讲布局。有剪裁,方可决定‘做什么’;有布局,方可决定‘怎样做’。材料剪定了,须要筹算怎样做去始能把这材料用得最得当又最有效力。例如唐朝天宝时代的兵祸,百姓的痛苦,都是材料。这些材料,到了杜甫的手里,便成了诗料。如今且举他的《石壕吏》一篇,作布局的例。这首诗只写一个过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个人家内偷听得的事情。只用一百二十个字,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孙三代的历史都写出来,并且把那时代兵祸之惨,壮丁死亡之多,差役之横行,小民之苦痛,都写得逼真活现,使人读了生无限的感慨。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。又如古诗《上山采帘芜,下山逢故夫》一篇,写一家夫妇的惨剧,却不从“某人娶妻甚贤,后别有所欢,遂出妻再娶”说起,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来遇着故夫的时候下笔,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写得充分满意。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。近来的文人全不讲求布局,只顾凑足多少字可卖几块钱,全不问材料用的得当不得当,动人不动人。他们今日作上回的文章,还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处!这样的文人怎样造得出有价值的新文学呢!
“3)描写的方法。局已布定了,方才可讲描写的方法。描写的方法,千头万绪,大要不出四条:1.写人。2.写境。3.写事。4.写情。写人要举动、口气、身分、才性,……都要有个性的区别:件件都是林黛玉,决不是薛宝钗;件件都是武松,决不是李逵。写境要一喧、一静、一石、一山、一云、一鸟,……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。《老残游记》的大明湖,决不是西湖,也决不是洞庭湖;《红楼梦》里的家庭,决不是《金瓶梅》里的家庭。写事要线索分明,头绪清楚,近情近理,亦正亦奇。写情要真、要精、要细腻婉转、要淋漓尽致。有时须用境写人,用情写人,用事写人;有时须用人写境,用事写境,用情写境;……这里面的千变万化,一言难尽。”
毫不夸张的说,胡适的这些精彩论断,对今天的人们照样大有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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