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83章 报考中国公学
胡适离开澄衷学堂是1906年上半年的事,恰好这年夏间中国公学招考新生。他所以报考中国公学,起因于他读到了姚宏业的遗书。
姚宏业(1881—1906),字剑生,民主革命家,湖南益阳下梅塘人。1904年赴日留学,首倡保护路矿主权,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。
1905年12月8日,陈天华(姚宏业的湖南老乡、挚友),同盟会骨干。在日本东京南面的大森海湾,跳海自杀了。
陈的自杀,最直接的原因,是当时愈演愈烈的反对“取缔在日留学生规程”风潮。日官方提出要对中国留学生加强管理约束,引发了留学生群体强烈不满,当地报刊又出现了诋毁中国留学生的言论。31岁的陈天华,为唤醒同胞的民族尊严,决定以死明志!
姚宏业是这场风潮的积极参与者,他对陈的“以死明志”最为悲痛。
然而,这场风潮,原本却是始于一个误会。
鸦片战争以后,清朝廷昏聩无能,致使中国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,泱泱华夏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机。此时,近邻日本却因明治维新的成功而迅速崛起,这使国内的仁人志士看到了希望,以为复制日本模式便可以救国于危难。
从1896年开始的留日运动,在进入20世纪以后,逐渐出现高潮,东渡日本的学子或官费,或公费,或自费,络绎于途。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,至少有五万人在日本接受了各种程度、各种类别的教育。”
当时日本的学校各式各样,其中不乏以牟利为目的之所谓野鸡学校。而8000名中国留学生(1905年)也是良莠不齐,玩乐之徒丢了中国人的脸。于是,1905年11月2日,日本文部省19号令正式公布了《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》。
其实这个规程主要是将各类学校纳入文部省统一监管,同时正确引导留学生尽快步入正轨。这很正常,所以规程刚出炉的时候,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。
但是,学校执行走了样,有学校布告称:“限令各生于该月二十九日前呈报其原籍、住址、年龄、学历等,若逾期不报,则对该生不利。”语气生冷强硬,立刻引起留学生的警觉。他们翻出20几天前刊登的《规程》,反复阅读、比对、琢磨,在读到以下两条时,读出了敌意。
第九条:“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,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督之公寓,须受校外之取缔。”
第十条:“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,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。”
“取缔”一词深深刺痛了中国学生的心,冲动之下,他们忘记了日文的“取缔”有监督管理的意思。经过层层揣摩、层层演绎,这个规程竟成了“取缔留学生规程”。当然,敏感也不是毫无道理,因为早在六七月间,坊间就有传闻说要取缔留学生,沸沸扬扬的。这次,学生们以为是揭开了盖子。
尽管中国留学生总会出面交涉,日本文部省紧急解释调停,但为时已晚,留学生的群情激奋已无法阻挡。
姚宏业等人认为事关国体,倡议全体罢课回国,各校留学生纷纷响应。女校也竖起了大旗,以秋瑾最为激进,她举刀明誓:“如有人回到祖国,投降满虏,卖友求荣,欺压汉人,吃我一刀!”
鲁迅、许寿裳、杨度等人持不同意见,认为不必全体罢课回国,但他们的声音太小,没人听。
据记载,当时的激进派自发组织了纠察大队,甚至带着短刀在各校门口蹲堵,阻拦留日学生到校上课。
正在僵持不下之时,陈天华的死,成了重磅炸弹,彻底激化了“敌我矛盾”。实际上,冷静回想一下陈的遗书,不难发现,他的自尽主要是因为日本报刊诋毁中国留学生“放纵卑劣”,他要以死来换取同胞的觉醒悔悟、奋发图强。而对于这个规程,他的本意是“可了则了,切勿固执”。
但没人顾得上陈的本意,他的死,就是促成留日学生集体归国的致命一击,任谁也不可能挽回了。
这么多学生集体回国,以后该怎么办?这是姚宏业首先想到的问题。
“国民欲有爱国之思想,不可无自立之学校。”办学!这是姚宏业的答案。
从12月4日罢课,到14日第一批留学生回国,仅仅10天时间。匆匆忙忙中,大伙儿订立了《归国办法》和《善后办法》,其中明确提出了归国办学的思路。
正当大家四处张罗之时,清政府留日监督处突然传来消息,要求全体学生立即返回日本复课。原来,从风潮初起,清官方就和日本交涉,力求平息事态、安抚学生。一下子,留学生群体分裂成两派,一是归国派,一是复课派,双方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1月11日,两派召开协商会,一致同意以自愿为原则复课,并电告全国。
大批学生返回日本继续读书了,留下的只有几百人。那么,这学还办不办?
姚宏业等人怀揣赶超耶鲁大学、早稻田大学的美好憧憬,决定不改初衷,继续兴办本土大学。将学校定名为“中国公学”。
万事开头难,而前路更难。那一年的旧历春节,干事们在奔波中度过。尽管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演讲,但社会各界对这所新学校多持观望态度,并不给予实质性的支持。
据早期学生张承槱回忆:“当时办学毫无基础,全体同仁遭遇极大困难,同情者虽多,而实际援助者除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捐了数千元外,其他各界毫无表现,全凭我数百人自己解囊相助,大多数困苦不堪,连生活也难于维持了。”
校舍房租每月必付不得拖欠,学生宿舍租在农户家,因为缺钱,两个学生合租一个铺位。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,中国公学竟然颤颤巍巍地开学了。
理想丰满,现实骨感,最难的是两点:
一是生源不足。3000人锐减到260人,还不到10%。学生来自13个省,年龄不一、层次不一,同班同学能差出14岁之多!教员配备完全跟不上,有些课程还要请日本教师来讲,再请懂日语的同学做翻译。甚至年龄大一些的学生要给低年级做兼职讲师,颇有点自给自足、自教自学的劲头。这能长久吗?
二是资金匮乏。社会各界持观望态度,有的甚至说办学是假,革命党的阴谋才是真,这样的谣言喧嚣直上,就更没有人敢出钱了。下层盯着中层,中层盯着上层,谁也没有真行动。
这边正焦头烂额,那边开学才不到十天,竟出了一件大事,差点让这新学校夭折!
办学条件艰苦,教学水平也跟不上,有的学生已心生不满。副干事朱剑和部分江苏籍学生发生了点口角,本来也不是大事,互相体谅一下也就过去了。但冲动是魔鬼,朱干事甩了一句难听话:“江苏人闹事,江苏人皆出。”意思是闹事的都滚蛋。
这本来是一句气话,何况朱干事自己就是江苏人。但江苏籍学生们不干了,认为学校有意排斥,闹着要罢课、要退学。
为避免同室操戈愈演愈烈,朱干事被迫辞职了,但江苏籍学生们态度坚决拒绝和解,他们带人破坏了学校设施,公开在报纸上声讨攻击中国公学。最终,50多名学生坚决退学,自立门户,组了一个健行公学。
学校诞生仅10天就闹出来的分崩离析,无疑使中国公学的形象大受损害。本来观望的人,这下成了看热闹的,说这帮学生简直就是胡闹,幸亏自己当初没出钱。而更严重的影响是,上海官府本来批付一部分经费,但因为出了这事,已经在走流程的款项,被紧急召回了。
整个事件,姚宏业一直尽力周旋,力求保住中国公学的颜面,但无奈以失败告终,他痛感:“东京之现象既如彼,内地之悲观又如此,此次归国对外之种种大愿,终莫得遂。”
失意失望、郁闷悲痛,姚的脑中渐渐浮现出陈天华的身影。冥冥之中,他萌发了同样的以死明志的念头。
4月5日,姚宏业和干事王敬芳促膝长谈,把自己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尽了。王觉察出不对劲,想着第二天是清明节,就说一起出去散散心,姚一口答应。但第二天敲门时,姚不在屋内。此后7天,杳无音信。
13日,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,说黄浦江里打捞上来一具尸体,是个穿西装的中国人。王敬芳、张邦杰等人感觉不妙,立刻赶往医院认尸。但尸体已经膨胀模糊,无法辨认,只从口袋里翻出两枚图章,一个“剑生”,一个“竞生启事”。剑生、竞生是姚的字号,这尸体无疑就是他了。在场之人无不痛哭流涕,无法抑止。
人们在整理姚的遗物时,发现一封事先写好的遗书,字里行间,言辞慷慨,声泪俱下:
“……我愿我死之后,君等勿复念我,而但念我中国公学……竭力求学以备中国前途之用……振起精神,无轻灰心,无争意见,于各事件不完善者补之,不良者改之,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,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。我愿我四万万同胞之官绅、兵士、农工商,贵者施其权、富者施其财,智者施其学问,筹划以共,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……我死后如有知也,愿此一点灵魂与我中国公学共不朽!”
赤子丹心,苍天可鉴。投江这一年,姚宏业不过才25岁。
悲剧发生后,感动了不少人慷慨解囊相助。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,也不得不在1907年夏由两江总督端方拨给上海市郊吴淞炮台公地100余亩土地为校址,大清银行助借10万两白银兴建校舍。
姚宏业几千字的遗书在报纸上发表后,引起社会震动。胡适从报上读到这份遗书。受到极大感动与鼓舞,遂决定报考该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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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宏业(1881—1906),字剑生,民主革命家,湖南益阳下梅塘人。1904年赴日留学,首倡保护路矿主权,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。
1905年12月8日,陈天华(姚宏业的湖南老乡、挚友),同盟会骨干。在日本东京南面的大森海湾,跳海自杀了。
陈的自杀,最直接的原因,是当时愈演愈烈的反对“取缔在日留学生规程”风潮。日官方提出要对中国留学生加强管理约束,引发了留学生群体强烈不满,当地报刊又出现了诋毁中国留学生的言论。31岁的陈天华,为唤醒同胞的民族尊严,决定以死明志!
姚宏业是这场风潮的积极参与者,他对陈的“以死明志”最为悲痛。
然而,这场风潮,原本却是始于一个误会。
鸦片战争以后,清朝廷昏聩无能,致使中国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,泱泱华夏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机。此时,近邻日本却因明治维新的成功而迅速崛起,这使国内的仁人志士看到了希望,以为复制日本模式便可以救国于危难。
从1896年开始的留日运动,在进入20世纪以后,逐渐出现高潮,东渡日本的学子或官费,或公费,或自费,络绎于途。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,至少有五万人在日本接受了各种程度、各种类别的教育。”
当时日本的学校各式各样,其中不乏以牟利为目的之所谓野鸡学校。而8000名中国留学生(1905年)也是良莠不齐,玩乐之徒丢了中国人的脸。于是,1905年11月2日,日本文部省19号令正式公布了《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》。
其实这个规程主要是将各类学校纳入文部省统一监管,同时正确引导留学生尽快步入正轨。这很正常,所以规程刚出炉的时候,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反响。
但是,学校执行走了样,有学校布告称:“限令各生于该月二十九日前呈报其原籍、住址、年龄、学历等,若逾期不报,则对该生不利。”语气生冷强硬,立刻引起留学生的警觉。他们翻出20几天前刊登的《规程》,反复阅读、比对、琢磨,在读到以下两条时,读出了敌意。
第九条:“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,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督之公寓,须受校外之取缔。”
第十条:“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,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。”
“取缔”一词深深刺痛了中国学生的心,冲动之下,他们忘记了日文的“取缔”有监督管理的意思。经过层层揣摩、层层演绎,这个规程竟成了“取缔留学生规程”。当然,敏感也不是毫无道理,因为早在六七月间,坊间就有传闻说要取缔留学生,沸沸扬扬的。这次,学生们以为是揭开了盖子。
尽管中国留学生总会出面交涉,日本文部省紧急解释调停,但为时已晚,留学生的群情激奋已无法阻挡。
姚宏业等人认为事关国体,倡议全体罢课回国,各校留学生纷纷响应。女校也竖起了大旗,以秋瑾最为激进,她举刀明誓:“如有人回到祖国,投降满虏,卖友求荣,欺压汉人,吃我一刀!”
鲁迅、许寿裳、杨度等人持不同意见,认为不必全体罢课回国,但他们的声音太小,没人听。
据记载,当时的激进派自发组织了纠察大队,甚至带着短刀在各校门口蹲堵,阻拦留日学生到校上课。
正在僵持不下之时,陈天华的死,成了重磅炸弹,彻底激化了“敌我矛盾”。实际上,冷静回想一下陈的遗书,不难发现,他的自尽主要是因为日本报刊诋毁中国留学生“放纵卑劣”,他要以死来换取同胞的觉醒悔悟、奋发图强。而对于这个规程,他的本意是“可了则了,切勿固执”。
但没人顾得上陈的本意,他的死,就是促成留日学生集体归国的致命一击,任谁也不可能挽回了。
这么多学生集体回国,以后该怎么办?这是姚宏业首先想到的问题。
“国民欲有爱国之思想,不可无自立之学校。”办学!这是姚宏业的答案。
从12月4日罢课,到14日第一批留学生回国,仅仅10天时间。匆匆忙忙中,大伙儿订立了《归国办法》和《善后办法》,其中明确提出了归国办学的思路。
正当大家四处张罗之时,清政府留日监督处突然传来消息,要求全体学生立即返回日本复课。原来,从风潮初起,清官方就和日本交涉,力求平息事态、安抚学生。一下子,留学生群体分裂成两派,一是归国派,一是复课派,双方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1月11日,两派召开协商会,一致同意以自愿为原则复课,并电告全国。
大批学生返回日本继续读书了,留下的只有几百人。那么,这学还办不办?
姚宏业等人怀揣赶超耶鲁大学、早稻田大学的美好憧憬,决定不改初衷,继续兴办本土大学。将学校定名为“中国公学”。
万事开头难,而前路更难。那一年的旧历春节,干事们在奔波中度过。尽管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演讲,但社会各界对这所新学校多持观望态度,并不给予实质性的支持。
据早期学生张承槱回忆:“当时办学毫无基础,全体同仁遭遇极大困难,同情者虽多,而实际援助者除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捐了数千元外,其他各界毫无表现,全凭我数百人自己解囊相助,大多数困苦不堪,连生活也难于维持了。”
校舍房租每月必付不得拖欠,学生宿舍租在农户家,因为缺钱,两个学生合租一个铺位。就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,中国公学竟然颤颤巍巍地开学了。
理想丰满,现实骨感,最难的是两点:
一是生源不足。3000人锐减到260人,还不到10%。学生来自13个省,年龄不一、层次不一,同班同学能差出14岁之多!教员配备完全跟不上,有些课程还要请日本教师来讲,再请懂日语的同学做翻译。甚至年龄大一些的学生要给低年级做兼职讲师,颇有点自给自足、自教自学的劲头。这能长久吗?
二是资金匮乏。社会各界持观望态度,有的甚至说办学是假,革命党的阴谋才是真,这样的谣言喧嚣直上,就更没有人敢出钱了。下层盯着中层,中层盯着上层,谁也没有真行动。
这边正焦头烂额,那边开学才不到十天,竟出了一件大事,差点让这新学校夭折!
办学条件艰苦,教学水平也跟不上,有的学生已心生不满。副干事朱剑和部分江苏籍学生发生了点口角,本来也不是大事,互相体谅一下也就过去了。但冲动是魔鬼,朱干事甩了一句难听话:“江苏人闹事,江苏人皆出。”意思是闹事的都滚蛋。
这本来是一句气话,何况朱干事自己就是江苏人。但江苏籍学生们不干了,认为学校有意排斥,闹着要罢课、要退学。
为避免同室操戈愈演愈烈,朱干事被迫辞职了,但江苏籍学生们态度坚决拒绝和解,他们带人破坏了学校设施,公开在报纸上声讨攻击中国公学。最终,50多名学生坚决退学,自立门户,组了一个健行公学。
学校诞生仅10天就闹出来的分崩离析,无疑使中国公学的形象大受损害。本来观望的人,这下成了看热闹的,说这帮学生简直就是胡闹,幸亏自己当初没出钱。而更严重的影响是,上海官府本来批付一部分经费,但因为出了这事,已经在走流程的款项,被紧急召回了。
整个事件,姚宏业一直尽力周旋,力求保住中国公学的颜面,但无奈以失败告终,他痛感:“东京之现象既如彼,内地之悲观又如此,此次归国对外之种种大愿,终莫得遂。”
失意失望、郁闷悲痛,姚的脑中渐渐浮现出陈天华的身影。冥冥之中,他萌发了同样的以死明志的念头。
4月5日,姚宏业和干事王敬芳促膝长谈,把自己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尽了。王觉察出不对劲,想着第二天是清明节,就说一起出去散散心,姚一口答应。但第二天敲门时,姚不在屋内。此后7天,杳无音信。
13日,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,说黄浦江里打捞上来一具尸体,是个穿西装的中国人。王敬芳、张邦杰等人感觉不妙,立刻赶往医院认尸。但尸体已经膨胀模糊,无法辨认,只从口袋里翻出两枚图章,一个“剑生”,一个“竞生启事”。剑生、竞生是姚的字号,这尸体无疑就是他了。在场之人无不痛哭流涕,无法抑止。
人们在整理姚的遗物时,发现一封事先写好的遗书,字里行间,言辞慷慨,声泪俱下:
“……我愿我死之后,君等勿复念我,而但念我中国公学……竭力求学以备中国前途之用……振起精神,无轻灰心,无争意见,于各事件不完善者补之,不良者改之,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,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。我愿我四万万同胞之官绅、兵士、农工商,贵者施其权、富者施其财,智者施其学问,筹划以共,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……我死后如有知也,愿此一点灵魂与我中国公学共不朽!”
赤子丹心,苍天可鉴。投江这一年,姚宏业不过才25岁。
悲剧发生后,感动了不少人慷慨解囊相助。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,也不得不在1907年夏由两江总督端方拨给上海市郊吴淞炮台公地100余亩土地为校址,大清银行助借10万两白银兴建校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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