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2章 北大不是世外桃源
然而,北大不是世外桃源,方方面面的人都关注着北大发生的事情,特别是男女同校,更是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反感。
此时,正值直皖大战结束不久,直系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,直、奉两系取代了皖系控制了北京的政权。
一次,在中央公园的一次宴会上,直系的首领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在谈话中竟然突然说起了蔡元培。
张作霖说:“四哥,您注意哪个姓蔡的了吗,闹得太不像话了,还搞起男女同校,成何体统?”
曹锟说:“亲家,您说的是蔡元培吧!是不是得把他看管起来?”
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大,好像故意是让更多的人听到。
和徐世昌这样的文人,甚至和段祺瑞这样的武人,有时还是可以讲讲理的。因为他们总要顾及一下社会影响,知道什么事情能干,什么事情不能干,或者说一般情况下做事还能有底线。但张作霖这样的土匪出身的人是不一样的,犯起混来可是无所顾忌,甚至为所欲为。
为了蔡元培的安全,李石曾等人通过政.府和学界中的朋友积极运作,北京政.府决定派蔡元培赴欧美考察,意在使蔡元培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1920年10月,蔡元培告别北大师生,陪同杜威和到华不久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,应邀赴湖南长沙进行学术讲演。此期间,蔡元培也就文化、美学和教育等,先后发表了七次演说。
一个月后,他便踏上赴欧美考察的漫长旅程。
蔡元培于11月24日乘法国“高尔地埃”(cordilLere)号轮船自上海出发,1920年12月5日航行到新加坡。
对此《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周刊》做了详细报道:
“本月初五日蔡孓民先生偕陈大齐、张崧年、徐彦之、刘清扬、王新亚、李光宇、夏循垍、刘运筹、陶尚剑诸君,乘法船高尔地埃,于清晨七时抵驻本坡。端蒙学校校长沈朝阳先生、道南学校校长形延祖先生及本校涂校长,均同时赴船埠迎接,晤蔡先生略淡,遂知该船于本日下午四时,即须启促,于是将其欲办各事,一一商定而接次行之。
“兹将是日经过各事列下;八时至九时,至林君义顺店中小坐,晤各商家。十时至十一时,游本坡风景佳处。十二时至本校午膳(素食)。时参观本校,并与同学作十分钟谈话(所谈之话另录)。一时三十分,赴道南、端蒙、启发、中学四校欢迎会。会场假道校食堂。本校童子军十五人,及道南童子军五人,任维持秩序、招待来宾之责。道南教员夏应佛君、养正教员陈安仁君任记录。
“布置即定,本校校长涂先生略为介绍,蔡先生遂登坛演讲约一时二十分乃止(其演词另录)。听者均鼓掌不已。其中对于健全人格,及女子须受同等之教育,尤为注意焉。三时茶会。三时三十分摄影。四时船乃启碇,送者约三十余人。是日经过各事,均能照预定者行之。蔡先生在本校参观时,语多称赞,见校中校训‘明智力学爱国乐群’八字,似有深感,随书‘乐群’二字以赠本校。吉隆坡尊孔学校长周君南君,系其高足,此次因病未能来叨欢迎。蔡先生询问之余,亦行赠四字。”
据此可知,蔡元培访问新加坡“华中”,实为旋风式的顺访。上午7点抵港,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等偕端蒙、道南等校校长前往迎接。蔡元培先去访问林义顺,林既是华社领袖,也是接任陈嘉庚的华中董事长;接着游览新加坡。午餐后蔡元培访问尼文路的南洋华侨中学,在道南、端蒙、启发、华中四校欢迎会上发表《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》,然后下午4点启航。在新加坡总计逗留九个小时。
为什么刚成立一年的南洋华侨中学,能够邀请到蔡元培这样的学界巨擘来发表演讲?
首先是鉴于华侨中学在南洋地区的特殊地位。“华中”是华侨自力更生在南洋创办的第一所华文中学,陈嘉庚在创立“华中”时,高屋建瓴地打破地缘畛域,将学校定名为“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”。
在《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》中明确指出:“新加坡为南洋孔道,英荷各埠,航路交通,所有父兄伯叔,亲戚朋友,商务关系,耳目最周,经费既无虑浩繁,寄托亦有抚任”
“华中”向包括英殖民地马来亚联邦和海峡三州府、缅甸、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群岛、法属中南半岛的安南、和暹逻王国等地的所有南洋学子张开怀抱。华中不仅是华风远被的南洋华文教育的里程碑,而且也是本区域启智兴邦的华文教育最高学府。
蔡元培在访问时与华中同学促膝交谈,对华中学子在南洋经济社会等领域即将发挥的重要影响,给予高度期许:“诸位是南洋青年的中心点。那样叫做中心点呢?就是责任最重大,人人都拿你来做模范,做中心归束点。你好,人家也跟你来做好;你坏,人家也跟你去做坏。你一举一动,都与社会的好坏有莫大的关系。比方南京学校的中心点,就是高等师范;北京学校的中心点,就是北京大学;而南洋学校的中心点,自然是南洋华侨中学。”
蔡元培将华中与北京大学、南京高等师范(后更名中央大学,今南京大学的前身)并列,由此可窥见华中在南洋华社的位置。
其次,晚清以降至民国,中国越来越注重侨务。清光绪三年(1877年)开始遣洋出国,外派使臣,途径新加坡时都会登岛访问。“而且中国政府对华侨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,到南洋视学者不绝于缕”。
在华中成立前的1917年5月,蔡元培的学生——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前来南洋视查,并与陈嘉庚先生结缘。华侨中学作为侨校,是中华民国国家教育体制的海外延伸,其招生简章明确“一切学科悉照(中国)部章规定为专门教育之预备,限四年毕业。”
蔡元培作为中国杏坛领袖,途径新加坡时访问当时南洋最高学府,也属情理中事。
另外,蔡元培与当时华中的创办团队及校长也多有私谊。蔡元培与陈嘉庚都是“教育救国论”的积极倡导与力行者,1920年陈嘉庚拟建厦门大学,特意邀请蔡元培作为创办厦大筹备委员会委员。陈嘉庚返回厦门后,华中继任董事主席林义顺与蔡元培同为国民党元老。
前来迎接蔡元培的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是黄炎培推荐而来,黄炎培与蔡元培既是师生,又是“教育救国”的生死道义之交,而涂开舆则是被蔡元培赞誉为“最有希望之团体”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会员,与蔡亦有往来。
蔡元培本来性格就“和平敦厚,蔼然使人如坐春风”,所以尽管没有充分准备,但还是应邀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《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》,“谆谆教诲,嘉惠南洋莘莘学子”。
蔡元培《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》于1920年12月以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》发表在《教育杂志》第13期第1号上。这篇演说词的主要内容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、人格教育与女性教育等。
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这篇演说词的基轴,《教育杂志》以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》命名这次演讲。蔡元培之所以以此为演讲主旨,他在演讲开头就予以说明:“在座诸君,大半是学界中人,因此可知这里的学校多了。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说一说。刚才从中学校来,知道中学内有商科一班,这却是职业教育的性质,不在普通小学校或中学校的普通教育范围以内。”
原来,华中1919年3月创校后,先开办普通科;1920年在普通科的基础上又开设商科。1912年2月蔡元培率先揭橥“实利主义教育”思想,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奠定基石。1917年黄炎培继起,把“实利主义教育”改为“职业教育”,建议在高等小学、中学分设职业科,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。
陈嘉庚也提出“教育为立国之本,兴学乃国民天职”,“教育不振则实业不振”的主张。华中校长涂开舆原为南京暨南学校的学监兼教员,经黄炎培推荐前来新加坡,深受黄炎培影响。陈嘉庚主张学校设置学科和教学内容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,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,所有才会在华中开设商科。
身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,蔡元培认为兴办“有用之学”必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,“一方为人计,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;一方为事计,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。”职业教育作为“有用之学”,既要解决人民生计的问题,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。
蔡元培在这篇演讲稿中,一方面认为在南洋倡办商科是必须的:“这里(新加坡)有了小学,渐觉中学的不可少。办了普通教育,又觉职业教育的不可少。南洋是富于实业的地方,我们华侨初到这里的,大多数从工事人手以创造家业。不过发大财成大功的,都从商务上得来。商业在南洋,的确很当注意的,这里的中学,就应社会的需要,而先办商科。”
另一方面,他认为南洋仅发展商科是不够的,还应该促进科学发展,推广农业、工业等职业教育。“照现在的社会看来,商务的发达,可算到极点了,以后能否保持现状,或更有所进步,这都不能有把握。万一退步起来,那么,急须从根本上补救。像研究农业和开工厂等,都足为经商的后盾,使商务的基础,十分稳固,便不愁不能发展。故学生中有天性近农近工的,不妨分头去研究,切不可都走一条路。”
此外,蔡元培还认为,职业教育要得到长足发展,必须先从普通教育抓起。“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,显有分别:职业教育好像一所房子,内分教室、寝室等,各有用处;普通教育则像一所房屋的地基,有了地基,便可把楼台亭阁等建筑起来。要起盖房子时,必将先求地基坚实,若起初不留意,等到高星将成,才发现地基不稳,才想设法补救,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在他看来,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质不同类,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:普通教育是打基础的,职业教育是分专业讲技能的。职业训练能够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,但这不等于也不能代替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。重要的是把基础打好,使学生日后能够接受专业训练。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在世界教育史上关系复杂,无论华中在普通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,还是蔡元培提出的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普通教育为基础,都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积极有益的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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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,正值直皖大战结束不久,直系联合奉系打败了皖系,直、奉两系取代了皖系控制了北京的政权。
一次,在中央公园的一次宴会上,直系的首领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在谈话中竟然突然说起了蔡元培。
张作霖说:“四哥,您注意哪个姓蔡的了吗,闹得太不像话了,还搞起男女同校,成何体统?”
曹锟说:“亲家,您说的是蔡元培吧!是不是得把他看管起来?”
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大,好像故意是让更多的人听到。
和徐世昌这样的文人,甚至和段祺瑞这样的武人,有时还是可以讲讲理的。因为他们总要顾及一下社会影响,知道什么事情能干,什么事情不能干,或者说一般情况下做事还能有底线。但张作霖这样的土匪出身的人是不一样的,犯起混来可是无所顾忌,甚至为所欲为。
为了蔡元培的安全,李石曾等人通过政.府和学界中的朋友积极运作,北京政.府决定派蔡元培赴欧美考察,意在使蔡元培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1920年10月,蔡元培告别北大师生,陪同杜威和到华不久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,应邀赴湖南长沙进行学术讲演。此期间,蔡元培也就文化、美学和教育等,先后发表了七次演说。
一个月后,他便踏上赴欧美考察的漫长旅程。
蔡元培于11月24日乘法国“高尔地埃”(cordilLere)号轮船自上海出发,1920年12月5日航行到新加坡。
对此《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周刊》做了详细报道:
“本月初五日蔡孓民先生偕陈大齐、张崧年、徐彦之、刘清扬、王新亚、李光宇、夏循垍、刘运筹、陶尚剑诸君,乘法船高尔地埃,于清晨七时抵驻本坡。端蒙学校校长沈朝阳先生、道南学校校长形延祖先生及本校涂校长,均同时赴船埠迎接,晤蔡先生略淡,遂知该船于本日下午四时,即须启促,于是将其欲办各事,一一商定而接次行之。
“兹将是日经过各事列下;八时至九时,至林君义顺店中小坐,晤各商家。十时至十一时,游本坡风景佳处。十二时至本校午膳(素食)。时参观本校,并与同学作十分钟谈话(所谈之话另录)。一时三十分,赴道南、端蒙、启发、中学四校欢迎会。会场假道校食堂。本校童子军十五人,及道南童子军五人,任维持秩序、招待来宾之责。道南教员夏应佛君、养正教员陈安仁君任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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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可知,蔡元培访问新加坡“华中”,实为旋风式的顺访。上午7点抵港,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等偕端蒙、道南等校校长前往迎接。蔡元培先去访问林义顺,林既是华社领袖,也是接任陈嘉庚的华中董事长;接着游览新加坡。午餐后蔡元培访问尼文路的南洋华侨中学,在道南、端蒙、启发、华中四校欢迎会上发表《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》,然后下午4点启航。在新加坡总计逗留九个小时。
为什么刚成立一年的南洋华侨中学,能够邀请到蔡元培这样的学界巨擘来发表演讲?
首先是鉴于华侨中学在南洋地区的特殊地位。“华中”是华侨自力更生在南洋创办的第一所华文中学,陈嘉庚在创立“华中”时,高屋建瓴地打破地缘畛域,将学校定名为“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”。
在《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》中明确指出:“新加坡为南洋孔道,英荷各埠,航路交通,所有父兄伯叔,亲戚朋友,商务关系,耳目最周,经费既无虑浩繁,寄托亦有抚任”
“华中”向包括英殖民地马来亚联邦和海峡三州府、缅甸、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群岛、法属中南半岛的安南、和暹逻王国等地的所有南洋学子张开怀抱。华中不仅是华风远被的南洋华文教育的里程碑,而且也是本区域启智兴邦的华文教育最高学府。
蔡元培在访问时与华中同学促膝交谈,对华中学子在南洋经济社会等领域即将发挥的重要影响,给予高度期许:“诸位是南洋青年的中心点。那样叫做中心点呢?就是责任最重大,人人都拿你来做模范,做中心归束点。你好,人家也跟你来做好;你坏,人家也跟你去做坏。你一举一动,都与社会的好坏有莫大的关系。比方南京学校的中心点,就是高等师范;北京学校的中心点,就是北京大学;而南洋学校的中心点,自然是南洋华侨中学。”
蔡元培将华中与北京大学、南京高等师范(后更名中央大学,今南京大学的前身)并列,由此可窥见华中在南洋华社的位置。
其次,晚清以降至民国,中国越来越注重侨务。清光绪三年(1877年)开始遣洋出国,外派使臣,途径新加坡时都会登岛访问。“而且中国政府对华侨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,到南洋视学者不绝于缕”。
在华中成立前的1917年5月,蔡元培的学生——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前来南洋视查,并与陈嘉庚先生结缘。华侨中学作为侨校,是中华民国国家教育体制的海外延伸,其招生简章明确“一切学科悉照(中国)部章规定为专门教育之预备,限四年毕业。”
蔡元培作为中国杏坛领袖,途径新加坡时访问当时南洋最高学府,也属情理中事。
另外,蔡元培与当时华中的创办团队及校长也多有私谊。蔡元培与陈嘉庚都是“教育救国论”的积极倡导与力行者,1920年陈嘉庚拟建厦门大学,特意邀请蔡元培作为创办厦大筹备委员会委员。陈嘉庚返回厦门后,华中继任董事主席林义顺与蔡元培同为国民党元老。
前来迎接蔡元培的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是黄炎培推荐而来,黄炎培与蔡元培既是师生,又是“教育救国”的生死道义之交,而涂开舆则是被蔡元培赞誉为“最有希望之团体”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会员,与蔡亦有往来。
蔡元培本来性格就“和平敦厚,蔼然使人如坐春风”,所以尽管没有充分准备,但还是应邀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《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》,“谆谆教诲,嘉惠南洋莘莘学子”。
蔡元培《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》于1920年12月以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》发表在《教育杂志》第13期第1号上。这篇演说词的主要内容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、人格教育与女性教育等。
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这篇演说词的基轴,《教育杂志》以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》命名这次演讲。蔡元培之所以以此为演讲主旨,他在演讲开头就予以说明:“在座诸君,大半是学界中人,因此可知这里的学校多了。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说一说。刚才从中学校来,知道中学内有商科一班,这却是职业教育的性质,不在普通小学校或中学校的普通教育范围以内。”
原来,华中1919年3月创校后,先开办普通科;1920年在普通科的基础上又开设商科。1912年2月蔡元培率先揭橥“实利主义教育”思想,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奠定基石。1917年黄炎培继起,把“实利主义教育”改为“职业教育”,建议在高等小学、中学分设职业科,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。
陈嘉庚也提出“教育为立国之本,兴学乃国民天职”,“教育不振则实业不振”的主张。华中校长涂开舆原为南京暨南学校的学监兼教员,经黄炎培推荐前来新加坡,深受黄炎培影响。陈嘉庚主张学校设置学科和教学内容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,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,所有才会在华中开设商科。
身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,蔡元培认为兴办“有用之学”必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,“一方为人计,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;一方为事计,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。”职业教育作为“有用之学”,既要解决人民生计的问题,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。
蔡元培在这篇演讲稿中,一方面认为在南洋倡办商科是必须的:“这里(新加坡)有了小学,渐觉中学的不可少。办了普通教育,又觉职业教育的不可少。南洋是富于实业的地方,我们华侨初到这里的,大多数从工事人手以创造家业。不过发大财成大功的,都从商务上得来。商业在南洋,的确很当注意的,这里的中学,就应社会的需要,而先办商科。”
另一方面,他认为南洋仅发展商科是不够的,还应该促进科学发展,推广农业、工业等职业教育。“照现在的社会看来,商务的发达,可算到极点了,以后能否保持现状,或更有所进步,这都不能有把握。万一退步起来,那么,急须从根本上补救。像研究农业和开工厂等,都足为经商的后盾,使商务的基础,十分稳固,便不愁不能发展。故学生中有天性近农近工的,不妨分头去研究,切不可都走一条路。”
此外,蔡元培还认为,职业教育要得到长足发展,必须先从普通教育抓起。“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,显有分别:职业教育好像一所房子,内分教室、寝室等,各有用处;普通教育则像一所房屋的地基,有了地基,便可把楼台亭阁等建筑起来。要起盖房子时,必将先求地基坚实,若起初不留意,等到高星将成,才发现地基不稳,才想设法补救,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在他看来,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质不同类,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:普通教育是打基础的,职业教育是分专业讲技能的。职业训练能够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,但这不等于也不能代替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。重要的是把基础打好,使学生日后能够接受专业训练。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在世界教育史上关系复杂,无论华中在普通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,还是蔡元培提出的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普通教育为基础,都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积极有益的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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