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0章 越缦堂日记
5月17日夜,蔡元培到了上海。18日上午他与来访的蒋梦麟、黄炎培、沈恩孚等人面议良久,具体的商谈内容没有直接资料,但此后,蔡元培的态度显然有所松动。
这可由他20日复北洋当局电报为证:“奉大总统指令慰留,不胜愧悚……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,宽其既往”,那么“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,共图补救”。
电文表明,蔡元培实际上是“有条件的”接受了当局的“慰留”,愿意回校“维持、补救”。
数日后黄炎培、蒋梦麟致胡适信亦可作旁证:“回校复职事,孑公已允。此事若不另生枝节,大学可望回复原状。”
但世事难料,枝节还偏偏还是生出来了。蔡元培于5月21日到达杭州,很快就洞悉北洋当局“留他是假,去他是真”,故他于26日复电当局:“卧病故乡,未能北上”,这就意味着拒绝了当局的“慰留”。
6月6日,北洋当局也终于失去了耐心,撕下了虚情“留蔡”的面具,发布大总统令宣布由“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”。
此令发出,师生的怒火再次喷发,社会各界的反应也愈加强烈,整个运动呈现出激烈的对抗状态。与此同时,各界劝蔡“回职”的函电也纷纷发到蔡元培手里,许多机构和团体先后派代表到杭州面陈“挽蔡”诚意。
在运动不断升级、“挽蔡”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,蔡元培出于激愤于15日撰《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》,向各界宣示拒绝复职的理由:“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”,因为那是“半官僚的性质”;“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”,因为“思想自由,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例”;“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”,因为“北京是个臭虫窠”。
内容上看,《宣言》无异于一篇檄文,表明了蔡元培对北洋政府决绝的态度,似乎也表明了他不回北大的决心。
这份宣言由于言辞激烈,被其弟蔡元康压下未能发表。
蔡元康随后以自己的名义在《申报》刊出启事,称:家兄患病,遵医嘱屏绝外缘,俾得静养云云。
这样,就为蔡元培争取到了些许相对宁静的“世外”生活的时间。
在这段时间里,蔡元培终于实现了他很长时间以来的宿愿,出版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。
李慈铭(1830年~1894年),初名模,字式侯,后改今名,字爱伯,号莼客,室名越缦堂,晚年自署“越缦老人”。会稽(今浙江绍兴)西郭霞川村人。
自幼聪颖,勤思好学,博览群书,十二三岁即工诗韵,深受汉学大师、学正吴晴舫器重,有“越中俊才”之称。
一生仕途却极不得意,十一次参加南北乡试,无不落第而归。咸丰九年(1859)北游京城,欲捐资为户部郎中,不料为人欺哄,丧失携资,落魄京师,其母因此变卖田产以遂其志,而家道由此中落。
同治九年(1870),41岁终于中举。光绪六年(1880),51岁始中进士。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。“数上封事,不避权要。日记四十余年不断,读书心得无不收录。学识渊博,承乾嘉汉学之余绪,治经学、史学,蔚然可观。长于骈文,被称为‘旧文学的殿军’”。
所著《越缦堂日记》,内容涉及经史、纪事、读书记、诗文等,字数多达数百万字,是一部文史、学术宝库,人评为“可继亭林《日知录》之博,”又谓“生不愿作执金吾,惟愿尽读李公书。”为“晚清四大日记之冠”(另三部为《缘督庐日记》《翁同龢日记》和《湘绮楼日记》)。
所谓《越缦堂日记》,就是李慈铭一生坚持四十余年写下的日记。最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读书扎记,文史价值极高。
李慈铭病逝后,蔡元培受其家人的委托,对七十多册李氏日记曾作过初步整理,以备刻印。其后,沈曾植、缪荃孙、刘翰怡等人曾先后筹划过印行该日记,但终未能实现。
1919年初,蔡元培得知李慈铭的藏书将出售,立即与友人商定,“仿曾湘乡日记例”,以影印方式刊出此日记。
他约请张弧、傅增湘、王幼山、王式通四人作为发起人,谋求社会的支持,得到李的故友和文化出版界人士的大力赞助。
蔡元培随后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商定了出版事宜。
此刻,他闲居沪、杭,正好可以专心于日记的编印。期间,李慈铭之侄李璧臣带来日记64册(其余9册由樊增祥取走),蔡元培翻检后经与李璧臣商量,决定先印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,即1863年——1888的日记本51册,取名《越缦堂日记》,以浙江公会名义付印。此后,从送交书稿、审定书样到题签书名,包括议定书价,蔡元培都是亲历亲为。至1920年,《越缦堂日记》终于与读者见面。
但在此期间,五四运动并没有停歇,运动在高潮之中,实现了广大师生和社会各阶层、各团体、各派别的大联合。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,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,尤其是津沪工商界的强力介入给北京政.府以“最严重的打击”,终使北京政.府败下阵来。
6月10日,北.京.当.局不得不发布命令,宣布“批准”曹、章、陆辞职并改组政.府;6月28日,中国代表奉命拒签“巴黎和约”。至此,五四运动“外争主权,内惩国贼”的目的已经达到,在政治上获得大胜。
但学生的运动并未就此结束,因为运动的另一个目的——“挽蔡”还没有实现。6月17日教育部曾发布训令,调胡仁源“到部办事”,意欲缓解;同日国务院、教育部分别致电蔡元培,曰“学.潮已息,校事亟待主持……务希早日莅止,以副群望”云云,同时派部员前往杭州“面致忱悃”,表现出迎蔡回校的积极姿态。
蔡元培对此很冷静,他很清楚,17日训令虽然“调胡到部办事”,但并未撤销6日的“任胡署校”令,故他于20日分别复电院、部,“敢求转请大总统俯赐解职,别任贤能”,辞意仍坚。
一场“拒蔡”和“迎蔡”的较量随后又接着展开:一方面是安福系频施小动作,煽动少数对北大不满的师生“迎胡拒蔡”;另一方面是广大师生和知识界呼吁“迎蔡拒胡”。
直到7月9日,在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呼声之中,加之众多朋友于公于私的劝慰,蔡元培态度终于转变。
他于9日复电教育总长,说“宁敢固执己见”,并允“谨当暂任维持,共图补救”。
同时,蔡元培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等有关团体,表示尊重“诸君雅意”和“各方责望”,“不容坚持初志”,公开宣告了返校复职的决定。
其后,尽管安福系仍负隅顽抗,收买少数师生上演“迎胡拒蔡”闹剧,并在媒体上对蔡元培和北大造谣诬蔑,但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。
1919年7月23日,蔡元培发表了《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》,进一步阐述了他学术之上、文化建国的理念。他说:“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,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,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,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。全国国民,既动于诸君之热诚,而不敢自外,急起直追,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。即当局也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,而容纳国民之要求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,至矣尽矣,无以复加矣……然诸君自身,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,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?”
7月30日,北.京.当.局正式发布大总统令,宣布胡仁源“调部任用,准免署职”。蔡元培回北大复职的最后一个障碍也排除了,至此,对于北大师生而言,五四运动的所有目的全部达到,大获全胜。
此时,正赶上蔡元培的胃病复发,确实不能马上北上。他曾电请北大温宗禹教授继续代行校长职务,但遭到北大师生的拒绝。这样一来,正在江苏教育会任干事长并主编《新教育》杂志的蒋梦麟,便以蔡校长私人代表身份进入北大代理校政。
此后,尽管安福系的政客们曾借机尝试由蒋智由取代蔡元培,但立马遭致北大师生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。
经历了此番学.潮,学生还能安下心读书吗?蔡元培的一些朋友也为他耽着这份心,说学生们此后一定会“遇事生风,不复用功了”。
对此,蔡元培有着同样的担心,或许,他比他的朋友们要乐观一些,但也认为必须要“善加引导”。
他于返京之前与学生代表谈话或公开致书全国的学生,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:此次运动,学生唤醒国民,作用重大,“然牺牲学业,代价不轻”,青年救国,不可单凭热情,主要应靠学识才力,学生主要的责任还是“力学报国”。
由此,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:“读书不忘救国,救国不忘读书。”
他十分赞赏北京学界提出的关于恢复“五四”以前教育现状的主张,其中显然含有重建学校秩序,继续全力进行学术文化建设的用意。
蔡元培在家乡小休之后,于9月中旬抵京,其时恰逢北大新学年开学。
虽说过了一个暑假,学生的激情差不多可以平静下来了,但五四运动却不一样,对于这样一场规模宏大、席卷全国的运动,学生是以完胜者的姿态回到校园的,运动的余热尚未消退,趾高气扬的心态也在所难免。如何让学生收心,把学生的心思收到学问上来,这是蔡元培返校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。
在9月20日的开学典礼上,蔡元培高度赞扬学生的“爱国热诚”,赞扬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“自治的能力”和“自动的精神”,但他的重点则在强调“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”,并围绕这个重点大谈“研究的兴趣”“纯碎学理的文理科”“服务社会的习惯”等问题。这番话在平日或许是老生常谈,但在斯时斯地,却有一层特别的含义,有鲜明的针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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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可由他20日复北洋当局电报为证:“奉大总统指令慰留,不胜愧悚……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,宽其既往”,那么“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,共图补救”。
电文表明,蔡元培实际上是“有条件的”接受了当局的“慰留”,愿意回校“维持、补救”。
数日后黄炎培、蒋梦麟致胡适信亦可作旁证:“回校复职事,孑公已允。此事若不另生枝节,大学可望回复原状。”
但世事难料,枝节还偏偏还是生出来了。蔡元培于5月21日到达杭州,很快就洞悉北洋当局“留他是假,去他是真”,故他于26日复电当局:“卧病故乡,未能北上”,这就意味着拒绝了当局的“慰留”。
6月6日,北洋当局也终于失去了耐心,撕下了虚情“留蔡”的面具,发布大总统令宣布由“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”。
此令发出,师生的怒火再次喷发,社会各界的反应也愈加强烈,整个运动呈现出激烈的对抗状态。与此同时,各界劝蔡“回职”的函电也纷纷发到蔡元培手里,许多机构和团体先后派代表到杭州面陈“挽蔡”诚意。
在运动不断升级、“挽蔡”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,蔡元培出于激愤于15日撰《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》,向各界宣示拒绝复职的理由:“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”,因为那是“半官僚的性质”;“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”,因为“思想自由,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例”;“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”,因为“北京是个臭虫窠”。
内容上看,《宣言》无异于一篇檄文,表明了蔡元培对北洋政府决绝的态度,似乎也表明了他不回北大的决心。
这份宣言由于言辞激烈,被其弟蔡元康压下未能发表。
蔡元康随后以自己的名义在《申报》刊出启事,称:家兄患病,遵医嘱屏绝外缘,俾得静养云云。
这样,就为蔡元培争取到了些许相对宁静的“世外”生活的时间。
在这段时间里,蔡元培终于实现了他很长时间以来的宿愿,出版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。
李慈铭(1830年~1894年),初名模,字式侯,后改今名,字爱伯,号莼客,室名越缦堂,晚年自署“越缦老人”。会稽(今浙江绍兴)西郭霞川村人。
自幼聪颖,勤思好学,博览群书,十二三岁即工诗韵,深受汉学大师、学正吴晴舫器重,有“越中俊才”之称。
一生仕途却极不得意,十一次参加南北乡试,无不落第而归。咸丰九年(1859)北游京城,欲捐资为户部郎中,不料为人欺哄,丧失携资,落魄京师,其母因此变卖田产以遂其志,而家道由此中落。
同治九年(1870),41岁终于中举。光绪六年(1880),51岁始中进士。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。“数上封事,不避权要。日记四十余年不断,读书心得无不收录。学识渊博,承乾嘉汉学之余绪,治经学、史学,蔚然可观。长于骈文,被称为‘旧文学的殿军’”。
所著《越缦堂日记》,内容涉及经史、纪事、读书记、诗文等,字数多达数百万字,是一部文史、学术宝库,人评为“可继亭林《日知录》之博,”又谓“生不愿作执金吾,惟愿尽读李公书。”为“晚清四大日记之冠”(另三部为《缘督庐日记》《翁同龢日记》和《湘绮楼日记》)。
所谓《越缦堂日记》,就是李慈铭一生坚持四十余年写下的日记。最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读书扎记,文史价值极高。
李慈铭病逝后,蔡元培受其家人的委托,对七十多册李氏日记曾作过初步整理,以备刻印。其后,沈曾植、缪荃孙、刘翰怡等人曾先后筹划过印行该日记,但终未能实现。
1919年初,蔡元培得知李慈铭的藏书将出售,立即与友人商定,“仿曾湘乡日记例”,以影印方式刊出此日记。
他约请张弧、傅增湘、王幼山、王式通四人作为发起人,谋求社会的支持,得到李的故友和文化出版界人士的大力赞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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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此期间,五四运动并没有停歇,运动在高潮之中,实现了广大师生和社会各阶层、各团体、各派别的大联合。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,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,尤其是津沪工商界的强力介入给北京政.府以“最严重的打击”,终使北京政.府败下阵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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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学生的运动并未就此结束,因为运动的另一个目的——“挽蔡”还没有实现。6月17日教育部曾发布训令,调胡仁源“到部办事”,意欲缓解;同日国务院、教育部分别致电蔡元培,曰“学.潮已息,校事亟待主持……务希早日莅止,以副群望”云云,同时派部员前往杭州“面致忱悃”,表现出迎蔡回校的积极姿态。
蔡元培对此很冷静,他很清楚,17日训令虽然“调胡到部办事”,但并未撤销6日的“任胡署校”令,故他于20日分别复电院、部,“敢求转请大总统俯赐解职,别任贤能”,辞意仍坚。
一场“拒蔡”和“迎蔡”的较量随后又接着展开:一方面是安福系频施小动作,煽动少数对北大不满的师生“迎胡拒蔡”;另一方面是广大师生和知识界呼吁“迎蔡拒胡”。
直到7月9日,在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呼声之中,加之众多朋友于公于私的劝慰,蔡元培态度终于转变。
他于9日复电教育总长,说“宁敢固执己见”,并允“谨当暂任维持,共图补救”。
同时,蔡元培致电全国学生联合会等有关团体,表示尊重“诸君雅意”和“各方责望”,“不容坚持初志”,公开宣告了返校复职的决定。
其后,尽管安福系仍负隅顽抗,收买少数师生上演“迎胡拒蔡”闹剧,并在媒体上对蔡元培和北大造谣诬蔑,但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。
1919年7月23日,蔡元培发表了《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》,进一步阐述了他学术之上、文化建国的理念。他说:“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,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,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,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。全国国民,既动于诸君之热诚,而不敢自外,急起直追,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。即当局也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,而容纳国民之要求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,至矣尽矣,无以复加矣……然诸君自身,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,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?”
7月30日,北.京.当.局正式发布大总统令,宣布胡仁源“调部任用,准免署职”。蔡元培回北大复职的最后一个障碍也排除了,至此,对于北大师生而言,五四运动的所有目的全部达到,大获全胜。
此时,正赶上蔡元培的胃病复发,确实不能马上北上。他曾电请北大温宗禹教授继续代行校长职务,但遭到北大师生的拒绝。这样一来,正在江苏教育会任干事长并主编《新教育》杂志的蒋梦麟,便以蔡校长私人代表身份进入北大代理校政。
此后,尽管安福系的政客们曾借机尝试由蒋智由取代蔡元培,但立马遭致北大师生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。
经历了此番学.潮,学生还能安下心读书吗?蔡元培的一些朋友也为他耽着这份心,说学生们此后一定会“遇事生风,不复用功了”。
对此,蔡元培有着同样的担心,或许,他比他的朋友们要乐观一些,但也认为必须要“善加引导”。
他于返京之前与学生代表谈话或公开致书全国的学生,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:此次运动,学生唤醒国民,作用重大,“然牺牲学业,代价不轻”,青年救国,不可单凭热情,主要应靠学识才力,学生主要的责任还是“力学报国”。
由此,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:“读书不忘救国,救国不忘读书。”
他十分赞赏北京学界提出的关于恢复“五四”以前教育现状的主张,其中显然含有重建学校秩序,继续全力进行学术文化建设的用意。
蔡元培在家乡小休之后,于9月中旬抵京,其时恰逢北大新学年开学。
虽说过了一个暑假,学生的激情差不多可以平静下来了,但五四运动却不一样,对于这样一场规模宏大、席卷全国的运动,学生是以完胜者的姿态回到校园的,运动的余热尚未消退,趾高气扬的心态也在所难免。如何让学生收心,把学生的心思收到学问上来,这是蔡元培返校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。
在9月20日的开学典礼上,蔡元培高度赞扬学生的“爱国热诚”,赞扬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“自治的能力”和“自动的精神”,但他的重点则在强调“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”,并围绕这个重点大谈“研究的兴趣”“纯碎学理的文理科”“服务社会的习惯”等问题。这番话在平日或许是老生常谈,但在斯时斯地,却有一层特别的含义,有鲜明的针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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