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41章 美育
谈到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所作的贡献,不能不谈及美育,而一旦谈到美育,就一定会和蔡元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
在北大校长任上,蔡元培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文化进步的国民,既然实施科学教育,尤要普及美育。”
他说:“人的一生,不外乎意志的活动,而意志是盲目的,其所恃以为较近之观照者,是知识;所以供远照、旁照之用者,是感情……人人都有感情,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由于感情动力的薄弱。要转弱为强,转薄为厚,有待于陶养。陶养的工具,为美的对象,陶养的作用,叫做美育。”
美育,又称美感教育。即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、体验美、感受美、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,从而使我们具有美的理想、美的情操、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。
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(“美育”一词也是由他译自德文)。
在蔡元培看来,爱美是人类性能中固有的要求,“如其能够将这种爱美之心,因势利导之,小之可以怡性悦情,进德善身,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”。
美育的独特功能,不仅在受美育的当时,能得到美的享受,可以“怡性悦情”,而且可以获得审辨美丑的能力。
他在《美学观念》中,把科学、道德、审美作了区别:“科学在于探究,故论理学之判断,所以别真伪。道德在于执行,故伦理学之判断,所以别善恶。美感在于欣赏,故美学之判断,所以别美丑。”所以,美育还具有提高人的审美判断能力。
更进一层,美育还可以“陶养吾人之感情,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”,久而久之,就能培养“人人有一种美的精神,纯洁的人格”。在他看来,要通过美育来培养一种美的精神,纯洁的人格,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目的。
1917年,蔡元培发表了《以美育代宗教》的演讲,针对当时一股要在中国掀起倡导宗教的思潮,提出中国不需要倡导宗教,可以而且应该以美育代宗教。他把美育和宗教作了优劣的比较:一、美育是自由的,而宗教是强制的;二、美育是进步的,而宗教保守的;三、美育是普及的,而宗教是有界的。所以,我国只能美育来代宗教,而绝不能以宗教来代教育。
早在德国留学,特别是就读莱比锡大学时,他就对美育情有独钟。
蔡元培在后来所写的《自写年谱》中说:“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、艺术史、文学史的讲演,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、美术的熏习,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。”
他在德国,不仅听美学课,而且知行并重,自己还学弹钢琴、拉小提琴,把学到的美学付诸自己的人生实践。
蔡元培从德国回南京,受命担任临时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。蔡元培先调绍兴同乡许寿裳到教育部,许寿裳又推荐了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周树人(鲁迅),协助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。1912年,蔡元培公开发表了《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》,旗帜鲜明地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中。
由蔡元培主掌的教育部,先是设在南京,后又迁往北京,许寿裳和鲁迅也跟着到北京。鲁迅是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的得力助手。蔡元培对教育方针的意见,由鲁迅起草一个教育部文件,予以推行。
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,先是做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,后升任为社会教育司的佥事,主管的就是文博图书和美术教育。
蔡元培所说的美术教育并不仅是视觉艺术的绘画、雕塑等,而是含括所有的艺术,包括文学在内。
受蔡元培的委托,鲁迅积极在北京实施艺术教育,向社会推行美育,甚至在暑假中还举办美术演讲会。鲁迅在暑期的美术演讲就先后举办了四次,1913年发表的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》就是在这些演讲的基础之上作了发挥写成的。在这篇文章中,鲁迅对文学艺术(总称为美术)的作用和价值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。
到北大不久,蔡元培将艺术与美育纳入北大教育系统,开设美学和美术史,亲讲美学。不止如此,他的更大目标是“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”。
他在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中说到,在十年之间,“我讲了十余次,因足疾进医院而停止”。
而美学之课在北大一直延续。他请留法回来的张竞生来北大当专职教授,继续讲授美学课程。就在北大期间,蔡元培开始了《美学通论》的撰写,写出了《美学的对象》、《美学的趋向》等文。
在他之后制定的一整套教育改革方案中,艺术、艺术教育及美育占据了基础性位置。在他看来,“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。美育之实施,直以艺术为教育,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知识,而普及于社会。”
这里的美育的目标人群,并不局限于艺术专业人才,而是着眼于以艺术为业余爱好、兴趣或素养的所有普通人。
“渺小的个体找寻宇宙的本体,在被其接纳与之合一的过程中获得喜悦与安宁。这种超越性的体验,过去人们往往通过宗教而实现。”
正是蔡元培,第一次为国人指出了,有一条叫做“美”的道路,一样可以抵达。
为鼓励北大学生向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,他发动师生开展课外活动,组织各类社团,学校为之创造条件。
1917年7月,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,陈师曾、贺履之、汤定之、胡佩衡等都是初创时期的导师。
这个名师云集的美术社团组织,在推动中国美术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影响深远。
后来的美术大家李苦禅,就是在这里遇到徐悲鸿,并得到了艺术的入门教育。依旧是这些老师,依旧是在蔡元培的倡导下,一年后共同成立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——如今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。
由于蔡元培的发起与鼓励,1918年在北大成立了音乐研究会,聘请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为导师。1922年成立北大的音乐传习所,宗旨是培养音乐人才,国乐专家刘天华是音乐传习所的导师之一。传习所师生经常举行音乐会,并出版《音乐》月刊。
文学艺术社团、文学研究会、书法研究社等也纷纷成立。
后来,张竞生还发起成立了审美学社,出版审美丛书。
这种由蔡元培倡导在讲堂之外展开美育的活动方式,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。
在很长的时间里,进入北大的人都能亲身感受到这种课外的艺术氛围。国乐社、交响乐鉴赏会、文学社、新诗社、戏剧社等一到下午社会活动时间,就各自活跃起来。
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,又成立了由王朝闻、宗白华任指导的文艺美学研究会,公开出版《文艺美学》论丛。这要归功于蔡元培美育精神的鼓舞。
正如梁漱溟在40年代所作《纪念蔡元培先生》一文所说:“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,不在事功,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,酿成一大潮流,影响全国,收果于后世。”
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影响之大,乃这种缘由。
对于美育方面的人才,蔡元培更是格外爱惜。徐悲鸿、刘海粟和林风眠,无一例外均得助于蔡元培的提携。
他在法国就慧眼识人,不遗余力帮助林风眠,资助其生活。1928年更是不拘一格任命,28岁的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,造就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。
23岁的徐悲鸿因时局动荡无法完成赴法的行程,滞留北京,也被求贤若渴的蔡元培请到北大,成为外国画部的导师。
民国著名女画家、蔡元培最疼爱的女儿蔡威廉也任教于国立艺术院。
教务长林文铮娶了蔡威廉后,蔡元培对女婿说:“你不要从政做官,把一生精力投放在艺术事业中去,就在这里干一辈子,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,他一个人是很难办下去的。”
雕塑家刘开渠原本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毕业生,在大学院当抄写员。他对蔡元培说自己想出国学雕塑。1928年蔡元培就将他以“驻外著作员”身份派往巴黎,月薪80元。
他在巴黎国立美院学业有成时,蔡元培又适时来信:“国内的雕塑事业需要人才”。他的召唤让刘开渠1933年归国,后成为新中国雕塑的奠基者。
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、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说:蔡元培“在学术上也支持了无数的人,功德无量”。这位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,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。“社会正在变革的时期,蔡元培推动了美育极大的发展,他是做这个事情,效果最大的一个个人”。
随着美育实践的逐步推进,蔡元培越来越意识到,美育决不限于艺术教育。
他对美学、美育、美术三者作了区别。提出了美育不同于美术(广义的美术,包括了所有艺术),范围不同,作用也不同。艺术里包含了真、善、美,文学的道德功利更为明显。美育则在怡性悦情,陶冶感情,培养美的精神,塑造纯洁的人格,但美育的范围却要比艺术教育广泛得多。
美育的工具,离不开美的对象,而美的对象广泛存在于世界上,所以,美育的途径十分广阔。
针对当时文化教育界普遍把美育和美术混为一谈的这种倾向,他特别地指出:“有的人常把美育和美术混在一起。自然,美育和美术是有关系的,但这两者范围不同。”不同在那里呢?“美育的范围要比美术大得多,包括一切音乐、文学、戏院、电影、公园,小小园林的布置,繁华的都市(例如上海),幽静的乡村(例如龙华)等等,此外,如个人的举动(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谈),社会的组织,学术团体,山水的利用,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,都是美育。”
这就是说,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现象,从社会上的人文现象,精神现象,一直到自然现象,都可能成为美的对象。美育可以运用这些美的对象,作为美育的手段,因而美育的范围无比广泛。
北大在蔡元培的推动下,对学生在德、智、体、美各方面的教育,显著改变了学生的精神面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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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大校长任上,蔡元培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文化进步的国民,既然实施科学教育,尤要普及美育。”
他说:“人的一生,不外乎意志的活动,而意志是盲目的,其所恃以为较近之观照者,是知识;所以供远照、旁照之用者,是感情……人人都有感情,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由于感情动力的薄弱。要转弱为强,转薄为厚,有待于陶养。陶养的工具,为美的对象,陶养的作用,叫做美育。”
美育,又称美感教育。即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、体验美、感受美、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,从而使我们具有美的理想、美的情操、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。
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(“美育”一词也是由他译自德文)。
在蔡元培看来,爱美是人类性能中固有的要求,“如其能够将这种爱美之心,因势利导之,小之可以怡性悦情,进德善身,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”。
美育的独特功能,不仅在受美育的当时,能得到美的享受,可以“怡性悦情”,而且可以获得审辨美丑的能力。
他在《美学观念》中,把科学、道德、审美作了区别:“科学在于探究,故论理学之判断,所以别真伪。道德在于执行,故伦理学之判断,所以别善恶。美感在于欣赏,故美学之判断,所以别美丑。”所以,美育还具有提高人的审美判断能力。
更进一层,美育还可以“陶养吾人之感情,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”,久而久之,就能培养“人人有一种美的精神,纯洁的人格”。在他看来,要通过美育来培养一种美的精神,纯洁的人格,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目的。
1917年,蔡元培发表了《以美育代宗教》的演讲,针对当时一股要在中国掀起倡导宗教的思潮,提出中国不需要倡导宗教,可以而且应该以美育代宗教。他把美育和宗教作了优劣的比较:一、美育是自由的,而宗教是强制的;二、美育是进步的,而宗教保守的;三、美育是普及的,而宗教是有界的。所以,我国只能美育来代宗教,而绝不能以宗教来代教育。
早在德国留学,特别是就读莱比锡大学时,他就对美育情有独钟。
蔡元培在后来所写的《自写年谱》中说:“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、艺术史、文学史的讲演,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、美术的熏习,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。”
他在德国,不仅听美学课,而且知行并重,自己还学弹钢琴、拉小提琴,把学到的美学付诸自己的人生实践。
蔡元培从德国回南京,受命担任临时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。蔡元培先调绍兴同乡许寿裳到教育部,许寿裳又推荐了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周树人(鲁迅),协助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。1912年,蔡元培公开发表了《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》,旗帜鲜明地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中。
由蔡元培主掌的教育部,先是设在南京,后又迁往北京,许寿裳和鲁迅也跟着到北京。鲁迅是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的得力助手。蔡元培对教育方针的意见,由鲁迅起草一个教育部文件,予以推行。
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,先是做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,后升任为社会教育司的佥事,主管的就是文博图书和美术教育。
蔡元培所说的美术教育并不仅是视觉艺术的绘画、雕塑等,而是含括所有的艺术,包括文学在内。
受蔡元培的委托,鲁迅积极在北京实施艺术教育,向社会推行美育,甚至在暑假中还举办美术演讲会。鲁迅在暑期的美术演讲就先后举办了四次,1913年发表的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》就是在这些演讲的基础之上作了发挥写成的。在这篇文章中,鲁迅对文学艺术(总称为美术)的作用和价值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。
到北大不久,蔡元培将艺术与美育纳入北大教育系统,开设美学和美术史,亲讲美学。不止如此,他的更大目标是“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”。
他在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》中说到,在十年之间,“我讲了十余次,因足疾进医院而停止”。
而美学之课在北大一直延续。他请留法回来的张竞生来北大当专职教授,继续讲授美学课程。就在北大期间,蔡元培开始了《美学通论》的撰写,写出了《美学的对象》、《美学的趋向》等文。
在他之后制定的一整套教育改革方案中,艺术、艺术教育及美育占据了基础性位置。在他看来,“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。美育之实施,直以艺术为教育,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知识,而普及于社会。”
这里的美育的目标人群,并不局限于艺术专业人才,而是着眼于以艺术为业余爱好、兴趣或素养的所有普通人。
“渺小的个体找寻宇宙的本体,在被其接纳与之合一的过程中获得喜悦与安宁。这种超越性的体验,过去人们往往通过宗教而实现。”
正是蔡元培,第一次为国人指出了,有一条叫做“美”的道路,一样可以抵达。
为鼓励北大学生向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,他发动师生开展课外活动,组织各类社团,学校为之创造条件。
1917年7月,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,陈师曾、贺履之、汤定之、胡佩衡等都是初创时期的导师。
这个名师云集的美术社团组织,在推动中国美术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影响深远。
后来的美术大家李苦禅,就是在这里遇到徐悲鸿,并得到了艺术的入门教育。依旧是这些老师,依旧是在蔡元培的倡导下,一年后共同成立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——如今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。
由于蔡元培的发起与鼓励,1918年在北大成立了音乐研究会,聘请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为导师。1922年成立北大的音乐传习所,宗旨是培养音乐人才,国乐专家刘天华是音乐传习所的导师之一。传习所师生经常举行音乐会,并出版《音乐》月刊。
文学艺术社团、文学研究会、书法研究社等也纷纷成立。
后来,张竞生还发起成立了审美学社,出版审美丛书。
这种由蔡元培倡导在讲堂之外展开美育的活动方式,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。
在很长的时间里,进入北大的人都能亲身感受到这种课外的艺术氛围。国乐社、交响乐鉴赏会、文学社、新诗社、戏剧社等一到下午社会活动时间,就各自活跃起来。
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,又成立了由王朝闻、宗白华任指导的文艺美学研究会,公开出版《文艺美学》论丛。这要归功于蔡元培美育精神的鼓舞。
正如梁漱溟在40年代所作《纪念蔡元培先生》一文所说:“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,不在事功,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,酿成一大潮流,影响全国,收果于后世。”
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影响之大,乃这种缘由。
对于美育方面的人才,蔡元培更是格外爱惜。徐悲鸿、刘海粟和林风眠,无一例外均得助于蔡元培的提携。
他在法国就慧眼识人,不遗余力帮助林风眠,资助其生活。1928年更是不拘一格任命,28岁的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,造就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。
23岁的徐悲鸿因时局动荡无法完成赴法的行程,滞留北京,也被求贤若渴的蔡元培请到北大,成为外国画部的导师。
民国著名女画家、蔡元培最疼爱的女儿蔡威廉也任教于国立艺术院。
教务长林文铮娶了蔡威廉后,蔡元培对女婿说:“你不要从政做官,把一生精力投放在艺术事业中去,就在这里干一辈子,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,他一个人是很难办下去的。”
雕塑家刘开渠原本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毕业生,在大学院当抄写员。他对蔡元培说自己想出国学雕塑。1928年蔡元培就将他以“驻外著作员”身份派往巴黎,月薪80元。
他在巴黎国立美院学业有成时,蔡元培又适时来信:“国内的雕塑事业需要人才”。他的召唤让刘开渠1933年归国,后成为新中国雕塑的奠基者。
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、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说:蔡元培“在学术上也支持了无数的人,功德无量”。这位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,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。“社会正在变革的时期,蔡元培推动了美育极大的发展,他是做这个事情,效果最大的一个个人”。
随着美育实践的逐步推进,蔡元培越来越意识到,美育决不限于艺术教育。
他对美学、美育、美术三者作了区别。提出了美育不同于美术(广义的美术,包括了所有艺术),范围不同,作用也不同。艺术里包含了真、善、美,文学的道德功利更为明显。美育则在怡性悦情,陶冶感情,培养美的精神,塑造纯洁的人格,但美育的范围却要比艺术教育广泛得多。
美育的工具,离不开美的对象,而美的对象广泛存在于世界上,所以,美育的途径十分广阔。
针对当时文化教育界普遍把美育和美术混为一谈的这种倾向,他特别地指出:“有的人常把美育和美术混在一起。自然,美育和美术是有关系的,但这两者范围不同。”不同在那里呢?“美育的范围要比美术大得多,包括一切音乐、文学、戏院、电影、公园,小小园林的布置,繁华的都市(例如上海),幽静的乡村(例如龙华)等等,此外,如个人的举动(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谈),社会的组织,学术团体,山水的利用,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,都是美育。”
这就是说,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现象,从社会上的人文现象,精神现象,一直到自然现象,都可能成为美的对象。美育可以运用这些美的对象,作为美育的手段,因而美育的范围无比广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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