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38章 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
所谓一山不容二虎,把这么多个大师级的人物集合在一起,能处得来吗?
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,中国有多少党派,北大就有多少学派;北大有多少个教授,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。
在北大的讲堂上,史学方面,既有信古派的黄侃、陈汉章,也有疑古派的胡适、钱玄同。李大钊、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.克.思.主义、社.会.主义,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、无政府主义;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,有人宣传儒佛道者;陈独秀、胡适、刘半农、周作人提倡白话文,而黄侃、刘师培、林损等则极力维护文言文的地位。
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,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。当时的校园里,有些教授如胡适,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、洋派十足;而在另一间教室上课的辜鸿铭,则是长袍马褂、拖着长辫子,还手持旱烟袋,并专门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,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。这些人似乎在用自己的外表装束在无形中宣示着自己的理念。
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、互捧、或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,也是家常便饭。
本来中国有“文人相轻”的传统,互相谁也瞧谁不服气,共处一堂,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。
但是,这难不倒蔡元培。用老百姓的话,叫做没有金刚钻,不揽瓷器活。
就任北大校长后,蔡元培提出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。正如他的一句名言:“大学者,‘囊括大典、网罗众家’之学府也。”
凡是有人的地方,总要有不同的人,不同的思想和观念。对同样一件事,看法也很难没有分歧。要使这些不同的人,不同的思想,不同的观点,能够在相处在一起,途径无非有两个。
其一,是弱者对强者的臣服。在动物界,如果在争夺交.配权时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,这个物种肯定不会得到好的发展,也很容易走向灭绝。倒是弱者能够对强者臣服的种群,能够有利于繁衍光大。
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常说,人没有虎豹凶猛,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是靠群体的力量,离开群体个人是很难生存的。但是,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,没有弱者对强者的臣服,群体是不能维持的。
弱者对强者的臣服,这应该是封建专制及其之前的奴隶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的条件。所以,才有人被神化,有人拜倒在“神”的脚下,所以才有勇敢和智慧本身能成为道德。崇拜其实也是一种臣服,只是从表面看不是被强迫,而是心甘情愿。但臣服就是臣服,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。
要使这些不同的人,不同的思想,不同的观点,能够在相处在一起,这第二个途径便是“兼容并包”。不仅仅是求同存异,而是不同的人,不同的思想,不同的观点能够互相包容,进而能够在一起和谐相处。
何为共和,或许共和真谛就是“兼容并包”。
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,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。毫无疑问,一个社会能实现兼容并包,标志这个社会已发展到了民主社会的较高阶段。
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肯定是个伟大的社会,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社会。
唯物史观告诉我们,这样的社会,要建立在很高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之上,与此相适应的,则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,已经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平。当然,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,同样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产物,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。
或许有了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,才能使得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”落到实处。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,它反映了领导办学事业的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,如果放大了来看,它更反映了这个领导者对自己理念的自信,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种自信。
胡适对钱穆的《向歆父子年谱》的考据谨严,折合今古家法,十分佩服,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。但他对钱穆、冯友兰、顾颉刚等人关于老子和《老子》一书的争论,在课堂上则大肆抨击,而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友谊。
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说:“胡适是一个书生,说不好听一点,就是一个书呆子。举一小事,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,会上忽而有人谈到《水经注》,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,眉飞色舞,口若悬河起来,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。”
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家辜鸿铭就不买胡适的账,他认为胡适号称治哲学史,但却既不懂德文,又不懂拉丁文,简直是硬充门面、画虎成猫、误人子弟。
而章太炎的高足黄侃也看不起留美的洋博士胡适。但这可不是唯一让他看不上的人,黄侃在上课的时候骂起同门师弟钱玄同来也照样毫不留情。以至于两人同时上课,因教室相邻,钱玄同这边听得字字入耳。连下面听课的学生都忍不住好笑,但钱玄同站在讲堂上若无其事。
当年就曾在下面听课的王昆仑回忆说:“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,一位是新派钱玄同;一位是老派黄侃。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。一天,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,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。钱听了也满不在乎,照样讲课。后来,我既听钱玄同的课,也听黄侃的课,以便两相对照。”
陈独秀曾在《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》中称赞蔡元培“容纳异己的雅量,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,在习于专制、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”。
其实,他更应该感谢蔡元培对他本人的爱护和包容。这位为呼吁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行事风格圭角毕露、锋芒侵人,个人生活上也是放浪形骸、不检细行,往往给他的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。他曾去当时北京的红灯区“八大胡同”消遣,有时闹到被妓女控告、被警察局传讯、被小报大肆渲染,成为轰动社会的丑闻。这位运笔如枪的仲甫,若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,恐怕早就被赶出北大了。
难得的是,蔡元培自己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,“不嫖,不赌,不纳妾”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了,但蔡元培并不以自己的道德标尺去苛求他人。蔡元培对陈独秀之爱护并不是毫无原则,而实在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后者是难得的人才、有益国家,其言论主张值得同情、支持。
能使各类学术人才兼收并蓄,并造成了一种大家和平共存、不相妨害的局面,当然还需要其他的条件。
比如,校长蔡元培处事公平、不偏不倚,使各路才俊心服口服,把彼此的不满和争辩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。
比如,需要这些人有较高的道德水平,能够宽容相待。宽容和包容,本身就是较高道德水平的表现。
在公共汽车上,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。
被踩的人马上大叫起来:“长眼睛没有,往哪儿踩呢?”
另一个人也不是省油的灯:“怕踩把脚放家里呀!”
于是。两个人吵了起来。
还是在公共汽车上,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。
却发生了另一幕:踩人的人正要向被踩的道歉,但还没等他开口,被踩的人先和他道歉了。
还能吵起来吗?
这便是俩个地方的差异,这便是人的道德水平的差异。
蔡元培提出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。其意义可不止是使不同的人,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的人,能够相处在一起,不是的。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学术方面。
正是在这个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十六字的办学方针指导下,北大的思想和学术呈现出缤纷万象、百家齐鸣的景象。
北大设立研究所,组织学术团体,出版学术刊物,促进中西学术交流,为师生提供从事高深研究的机会。
各类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:例如,陈独秀、李大钊发起组织的“社.会.主义研究会”,1921年改名为“马.克.思学说研究会”;胡适、马叙伦等组织的“哲学研究会”;梁漱溟组织的“行知社”;徐志摩组织的“阅书报社”;其他还有“教育研究会”“成美学会”“进德学会”“雄辩讲演会”……
在北大校园里的刊物,有校方编办的,如《北京大学日刊》《北京大学月刊》《国学季刊》《社会科学季刊》;有教授私人筹办的,如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《努力周刊》《读书杂志》《语丝周刊》《现代评论》《猛进》;也有学生自办的,如《新潮》月刊。其中以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、胡适主编的《每周评论》最为有名。
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十六字的办学方针,鼓励师生学术争鸣,培养学生的思辨力,开创学术自由的风气,促进新思潮的传播。
这时的北大创办才仅仅20多年,得益于蔡元培的“十六字办学方针”,北大已迅速跻身于当时世界一流的大学。
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,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令人骄羡的成绩。例如物理专业,由于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教授们的殚精竭虑,北大预科的物理水平已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级水平相当,北大物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水平也处在美国学士与硕士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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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,中国有多少党派,北大就有多少学派;北大有多少个教授,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。
在北大的讲堂上,史学方面,既有信古派的黄侃、陈汉章,也有疑古派的胡适、钱玄同。李大钊、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.克.思.主义、社.会.主义,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、无政府主义;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,有人宣传儒佛道者;陈独秀、胡适、刘半农、周作人提倡白话文,而黄侃、刘师培、林损等则极力维护文言文的地位。
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,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。当时的校园里,有些教授如胡适,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、洋派十足;而在另一间教室上课的辜鸿铭,则是长袍马褂、拖着长辫子,还手持旱烟袋,并专门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,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。这些人似乎在用自己的外表装束在无形中宣示着自己的理念。
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、互捧、或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,也是家常便饭。
本来中国有“文人相轻”的传统,互相谁也瞧谁不服气,共处一堂,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。
但是,这难不倒蔡元培。用老百姓的话,叫做没有金刚钻,不揽瓷器活。
就任北大校长后,蔡元培提出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。正如他的一句名言:“大学者,‘囊括大典、网罗众家’之学府也。”
凡是有人的地方,总要有不同的人,不同的思想和观念。对同样一件事,看法也很难没有分歧。要使这些不同的人,不同的思想,不同的观点,能够在相处在一起,途径无非有两个。
其一,是弱者对强者的臣服。在动物界,如果在争夺交.配权时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,这个物种肯定不会得到好的发展,也很容易走向灭绝。倒是弱者能够对强者臣服的种群,能够有利于繁衍光大。
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。我们常说,人没有虎豹凶猛,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是靠群体的力量,离开群体个人是很难生存的。但是,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,没有弱者对强者的臣服,群体是不能维持的。
弱者对强者的臣服,这应该是封建专制及其之前的奴隶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的条件。所以,才有人被神化,有人拜倒在“神”的脚下,所以才有勇敢和智慧本身能成为道德。崇拜其实也是一种臣服,只是从表面看不是被强迫,而是心甘情愿。但臣服就是臣服,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。
要使这些不同的人,不同的思想,不同的观点,能够在相处在一起,这第二个途径便是“兼容并包”。不仅仅是求同存异,而是不同的人,不同的思想,不同的观点能够互相包容,进而能够在一起和谐相处。
何为共和,或许共和真谛就是“兼容并包”。
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,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。毫无疑问,一个社会能实现兼容并包,标志这个社会已发展到了民主社会的较高阶段。
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肯定是个伟大的社会,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社会。
唯物史观告诉我们,这样的社会,要建立在很高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之上,与此相适应的,则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,已经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平。当然,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,同样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产物,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。
或许有了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,才能使得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”落到实处。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,它反映了领导办学事业的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,如果放大了来看,它更反映了这个领导者对自己理念的自信,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种自信。
胡适对钱穆的《向歆父子年谱》的考据谨严,折合今古家法,十分佩服,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。但他对钱穆、冯友兰、顾颉刚等人关于老子和《老子》一书的争论,在课堂上则大肆抨击,而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友谊。
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说:“胡适是一个书生,说不好听一点,就是一个书呆子。举一小事,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,会上忽而有人谈到《水经注》,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,眉飞色舞,口若悬河起来,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。”
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家辜鸿铭就不买胡适的账,他认为胡适号称治哲学史,但却既不懂德文,又不懂拉丁文,简直是硬充门面、画虎成猫、误人子弟。
而章太炎的高足黄侃也看不起留美的洋博士胡适。但这可不是唯一让他看不上的人,黄侃在上课的时候骂起同门师弟钱玄同来也照样毫不留情。以至于两人同时上课,因教室相邻,钱玄同这边听得字字入耳。连下面听课的学生都忍不住好笑,但钱玄同站在讲堂上若无其事。
当年就曾在下面听课的王昆仑回忆说:“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,一位是新派钱玄同;一位是老派黄侃。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。一天,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,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。钱听了也满不在乎,照样讲课。后来,我既听钱玄同的课,也听黄侃的课,以便两相对照。”
陈独秀曾在《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》中称赞蔡元培“容纳异己的雅量,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,在习于专制、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”。
其实,他更应该感谢蔡元培对他本人的爱护和包容。这位为呼吁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行事风格圭角毕露、锋芒侵人,个人生活上也是放浪形骸、不检细行,往往给他的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。他曾去当时北京的红灯区“八大胡同”消遣,有时闹到被妓女控告、被警察局传讯、被小报大肆渲染,成为轰动社会的丑闻。这位运笔如枪的仲甫,若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,恐怕早就被赶出北大了。
难得的是,蔡元培自己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,“不嫖,不赌,不纳妾”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了,但蔡元培并不以自己的道德标尺去苛求他人。蔡元培对陈独秀之爱护并不是毫无原则,而实在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后者是难得的人才、有益国家,其言论主张值得同情、支持。
能使各类学术人才兼收并蓄,并造成了一种大家和平共存、不相妨害的局面,当然还需要其他的条件。
比如,校长蔡元培处事公平、不偏不倚,使各路才俊心服口服,把彼此的不满和争辩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。
比如,需要这些人有较高的道德水平,能够宽容相待。宽容和包容,本身就是较高道德水平的表现。
在公共汽车上,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。
被踩的人马上大叫起来:“长眼睛没有,往哪儿踩呢?”
另一个人也不是省油的灯:“怕踩把脚放家里呀!”
于是。两个人吵了起来。
还是在公共汽车上,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。
却发生了另一幕:踩人的人正要向被踩的道歉,但还没等他开口,被踩的人先和他道歉了。
还能吵起来吗?
这便是俩个地方的差异,这便是人的道德水平的差异。
蔡元培提出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。其意义可不止是使不同的人,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的人,能够相处在一起,不是的。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学术方面。
正是在这个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十六字的办学方针指导下,北大的思想和学术呈现出缤纷万象、百家齐鸣的景象。
北大设立研究所,组织学术团体,出版学术刊物,促进中西学术交流,为师生提供从事高深研究的机会。
各类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:例如,陈独秀、李大钊发起组织的“社.会.主义研究会”,1921年改名为“马.克.思学说研究会”;胡适、马叙伦等组织的“哲学研究会”;梁漱溟组织的“行知社”;徐志摩组织的“阅书报社”;其他还有“教育研究会”“成美学会”“进德学会”“雄辩讲演会”……
在北大校园里的刊物,有校方编办的,如《北京大学日刊》《北京大学月刊》《国学季刊》《社会科学季刊》;有教授私人筹办的,如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《努力周刊》《读书杂志》《语丝周刊》《现代评论》《猛进》;也有学生自办的,如《新潮》月刊。其中以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、胡适主编的《每周评论》最为有名。
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十六字的办学方针,鼓励师生学术争鸣,培养学生的思辨力,开创学术自由的风气,促进新思潮的传播。
这时的北大创办才仅仅20多年,得益于蔡元培的“十六字办学方针”,北大已迅速跻身于当时世界一流的大学。
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,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令人骄羡的成绩。例如物理专业,由于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教授们的殚精竭虑,北大预科的物理水平已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级水平相当,北大物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水平也处在美国学士与硕士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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