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8章 大学令
1912年10月,蔡元培主政的教育部颁布《大学令》。
《大学令》是民国初期关于大学教育的第一个通令,共22条。
规定大学以“教授高深学术、养成硕学闳材、应国家需要为宗旨。分文、理、法、商、医、农、工七科;以文理二科为主,须文理二科并设,或文科兼法商二科,或理科兼医农工科者,方得称大学”。
大学内设预科3年,收“中学毕业生及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”;设本科3年~4年,“收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”,毕业后称学士;设大学院,不设年限,收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。
全校设校长1人,总辖全部事务,各科设学长1人,主持一科事务;教员设教授、助教授,必要时得延聘讲师。
全校设评议会,以各科学长及教授若干为会员,校长自为议长,负责审议各学科设置及废止、讲座种类、校内规则、大学院生成绩、授学位等事项;各科设教授会,以教授为会员,学长为议长,负责审议学科课程、学生试验、该科大学院生成绩、请授学位者合格与否等事项。私人或私法人亦可设大学。
该令于1917年9月修正,主要内容有:设二科以上者都可称大学,单设一科者亦可称单科大学;本科修业年限4年,预科2年;教员设正教授、教授、助教授,必要时得延聘讲师。
这体现了蔡元培民主办学的思想。
日本政府在1918年曾颁布实施《大学令》,蔡元培主持制定的《大学令》显然是学习日本。
《大学令》准许社会上的民间人士设办私立大学。同年11月又公布《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》,规定国家对于公立、私立专门学校一视同仁,不同点在于,私立专门学校的开办在呈报教育总长认可时,“须开具代表人之履历”,而“代表人对于该校应负完全责任”。
《大学令》一出台,1912年至1927年间,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,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和学校。例如严范孙、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,陈嘉庚斥资创办的厦门大学,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,以及大同大学、大夏大学、光华大学、中法大学、广州大学、广东国民大学、上海美术专科学校、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等,这些学校后来成为中国诸多著名高校的前身。
教育部还出台了“整理教育方案草案”,提出“教育自治”的基本原则。其第一条规定,要“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,注重自治的教育”,“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,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。……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,国家根本在于人民,唤起人民的责任心,而后学能有起色也”。
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间虽然很短暂,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。谈到民初的教育,有人用空前绝后来形容。空前是肯定的,绝后就未必了,即便是现在不行,也肯定会被未来所超越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民国初年的教育搞得确实很不错,这其中蔡元培的作用是公认的。
后袁世凯时代的军阀混战,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但是,很值得玩味的是,在战火的蹂躏下,教育这一块似乎成了世外桃源,简直成为荒漠中的一片绿洲。除了个别时候,经费得不到保障外,教育几乎没遇到什么磨难。
为什么会这样,或许我们从那些动不动就兴兵作乱,但对教育却格外热心的一些军阀大佬们的故事里,能唔出一些道理。
1921年,曹锟在保定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——河北大学,自任董事长。河北大学设文学科、法学科、农学科、医学科,其中文学科又设中国文学系和英文系;学校教师实行聘任制。由于曹锟本人亲自出马办学,这所大学的师资力量在当时非常强。
曹锟常对手下说,自己“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,什么都不懂,办大学就得靠教授”。据说曹锟每逢到了学校,对教授们毕恭毕敬、以师礼待之。他发给教授的工资也超过手下的师长、旅长们。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,比当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,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,一个月二三百大洋的工资,已属天价。曹锟的副官们每月也只能拿到这个数字的零头。
就是这样,曹锟还感到有些对不住人家,有一次,他看见教授正在用显微镜做试验,内疚地说:“你们这样用脑子,每月那点钱,还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。”
一次路过教室,看见夏天课堂上的教授讲课时热得汗流满面,命令校工以后上课要送毛巾给教授们擦汗,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,放冰块降温。每逢发工资的时候,曹绲都嘱咐行政人员要把大洋用红纸包好,再用托盘托着、举俸齐眉,恭恭敬敬地送上前去。
曹锟从不干涉学校正常的教务和用人,但却常这样教育学生,“你们要尊敬教授。这些教授都是我从南北各省精选聘请过来的,今后如发现你们对教授有不礼貌的行为,那么我就要你们的脑袋!”这一番话让举座学生闻之错愕。
没受过教育反倒越重视教育,越不懂办起来倒越认真。绿林出身的东北枭雄张作霖20世纪20年代也办了一所影响力非凡的东北大学。他让人看到,目不识丁的武人办起教育来毫不逊色。
张作霖办大学很舍得下本钱,他曾在东北下令,政府经费40%投入教育,这样的比例在世界各国都少见。据曾在吉林做过校长的李鼎彝(台湾作家李敖的父亲)回忆说,每当孔子诞辰日,张作霖都会脱下戎装,穿着长袍马褂,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,坦言自己是大老粗,什么都不懂,教育下一代,全仰仗各位老师,特地赶来致谢,云云。
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。实验仪器和机械,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、工学机械、动植物标本、图书、工厂设备,几乎无一不备。据1926年的统计,学校藏书共33164册,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,以及价值达万元的机械设备,为学生阅览、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至20世纪20年代末,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,教授300人,学生3000人,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。
北洋的这种重学作风甚至延续到后来民国的一些武人。
1930年9月,韩复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,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,只有教育厅长、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,是“蒋介石的人”。与蒋介石有隙的韩复榘一开始对何思源不给好脸色。
由于财政困难,韩复榘欲削减教育经费。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,态度强硬地说:“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,以后每年还要增加……这不是我个人的事,事关后代青年。主席要我干,就得这样,不叫我干,我就走路!”
韩复榘一听,马上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何思源说:“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,你放心吧!”
何思源后来回忆:“以后在我和韩复榘同事的八年中,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,还添设了一处医学专科学校,一处高中,八个乡村师范,几处初中和职业学校。此外,我还扩充了省立剧院,费用等于两个后期师范,筹备国立山东大学。国立山东大学名为国立,其实经费几乎完全由山东省支给。因此,教育费每年增加,到了1935年,为普及义务教育,又大大地增加了一笔经费。山东省库从来没有欠过教育经费,韩复榘履行了他的诺言。”
韩复榘在任期间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和裙带关系,而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。当时韩复榘周围的人想把何思源从山东排挤走,韩复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:“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不是河南人和山东人,又是读书人,我们还不能容他?不要越做越小,那样非垮台不可!”
1938年,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,为搜罗罪名,蒋介石面召何思源问他:“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?韩复榘是怎样卖.鸦.片的?”
何思源直言道:“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,也并不出卖.鸦.片。”
韩复榘听了学者梁漱溟的讲学,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,后来韩复榘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“乡村建设”计划。
梁漱溟直言不讳地说:“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。在河南靠冯玉祥,在山东靠韩复榘。”
这一时期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,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。自1942年开始,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,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。这个百分率,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。要知道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,在一个战争频仍、离乱不断的环境下,一省的入学率还能到这么高,实属难得。阎锡山曾留学国外,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。山西的教育被称为当时中国教育的典范。
还有一段关于四川军阀刘文辉的有名的轶事。1930年代,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(旧省名)考察时发现,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,学生衣着整齐,令人耳目一新。而当地的县政府却破烂不堪。出于好奇,孙明经就问身边的一个县长:“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?”县长回答:“刘主席说了,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,县长就地正法!”刘文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,尽管他的政令充满了军阀的“霸气”,但其重视教育的雄心与铁腕,使四川出现了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差”的特殊景象。
至于袁世凯在教育方面的表现,就更为突出了。早在1905年,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,推广新式教育。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统计,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(今河北省)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,实业学堂20所,优级师范学堂3所,初级师范学堂90所,师范传习所5处,中学堂30所,小学堂7391所,女子学堂121所,蒙养院2所。
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,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,袁世凯曾带头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(200两)作为奖学金,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事学堂中的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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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学令》是民国初期关于大学教育的第一个通令,共22条。
规定大学以“教授高深学术、养成硕学闳材、应国家需要为宗旨。分文、理、法、商、医、农、工七科;以文理二科为主,须文理二科并设,或文科兼法商二科,或理科兼医农工科者,方得称大学”。
大学内设预科3年,收“中学毕业生及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”;设本科3年~4年,“收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”,毕业后称学士;设大学院,不设年限,收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。
全校设校长1人,总辖全部事务,各科设学长1人,主持一科事务;教员设教授、助教授,必要时得延聘讲师。
全校设评议会,以各科学长及教授若干为会员,校长自为议长,负责审议各学科设置及废止、讲座种类、校内规则、大学院生成绩、授学位等事项;各科设教授会,以教授为会员,学长为议长,负责审议学科课程、学生试验、该科大学院生成绩、请授学位者合格与否等事项。私人或私法人亦可设大学。
该令于1917年9月修正,主要内容有:设二科以上者都可称大学,单设一科者亦可称单科大学;本科修业年限4年,预科2年;教员设正教授、教授、助教授,必要时得延聘讲师。
这体现了蔡元培民主办学的思想。
日本政府在1918年曾颁布实施《大学令》,蔡元培主持制定的《大学令》显然是学习日本。
《大学令》准许社会上的民间人士设办私立大学。同年11月又公布《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》,规定国家对于公立、私立专门学校一视同仁,不同点在于,私立专门学校的开办在呈报教育总长认可时,“须开具代表人之履历”,而“代表人对于该校应负完全责任”。
《大学令》一出台,1912年至1927年间,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,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和学校。例如严范孙、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,陈嘉庚斥资创办的厦门大学,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,以及大同大学、大夏大学、光华大学、中法大学、广州大学、广东国民大学、上海美术专科学校、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等,这些学校后来成为中国诸多著名高校的前身。
教育部还出台了“整理教育方案草案”,提出“教育自治”的基本原则。其第一条规定,要“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,注重自治的教育”,“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,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。……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,国家根本在于人民,唤起人民的责任心,而后学能有起色也”。
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间虽然很短暂,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。谈到民初的教育,有人用空前绝后来形容。空前是肯定的,绝后就未必了,即便是现在不行,也肯定会被未来所超越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民国初年的教育搞得确实很不错,这其中蔡元培的作用是公认的。
后袁世凯时代的军阀混战,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但是,很值得玩味的是,在战火的蹂躏下,教育这一块似乎成了世外桃源,简直成为荒漠中的一片绿洲。除了个别时候,经费得不到保障外,教育几乎没遇到什么磨难。
为什么会这样,或许我们从那些动不动就兴兵作乱,但对教育却格外热心的一些军阀大佬们的故事里,能唔出一些道理。
1921年,曹锟在保定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——河北大学,自任董事长。河北大学设文学科、法学科、农学科、医学科,其中文学科又设中国文学系和英文系;学校教师实行聘任制。由于曹锟本人亲自出马办学,这所大学的师资力量在当时非常强。
曹锟常对手下说,自己“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,什么都不懂,办大学就得靠教授”。据说曹锟每逢到了学校,对教授们毕恭毕敬、以师礼待之。他发给教授的工资也超过手下的师长、旅长们。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,比当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,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,一个月二三百大洋的工资,已属天价。曹锟的副官们每月也只能拿到这个数字的零头。
就是这样,曹锟还感到有些对不住人家,有一次,他看见教授正在用显微镜做试验,内疚地说:“你们这样用脑子,每月那点钱,还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。”
一次路过教室,看见夏天课堂上的教授讲课时热得汗流满面,命令校工以后上课要送毛巾给教授们擦汗,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,放冰块降温。每逢发工资的时候,曹绲都嘱咐行政人员要把大洋用红纸包好,再用托盘托着、举俸齐眉,恭恭敬敬地送上前去。
曹锟从不干涉学校正常的教务和用人,但却常这样教育学生,“你们要尊敬教授。这些教授都是我从南北各省精选聘请过来的,今后如发现你们对教授有不礼貌的行为,那么我就要你们的脑袋!”这一番话让举座学生闻之错愕。
没受过教育反倒越重视教育,越不懂办起来倒越认真。绿林出身的东北枭雄张作霖20世纪20年代也办了一所影响力非凡的东北大学。他让人看到,目不识丁的武人办起教育来毫不逊色。
张作霖办大学很舍得下本钱,他曾在东北下令,政府经费40%投入教育,这样的比例在世界各国都少见。据曾在吉林做过校长的李鼎彝(台湾作家李敖的父亲)回忆说,每当孔子诞辰日,张作霖都会脱下戎装,穿着长袍马褂,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,坦言自己是大老粗,什么都不懂,教育下一代,全仰仗各位老师,特地赶来致谢,云云。
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。实验仪器和机械,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、工学机械、动植物标本、图书、工厂设备,几乎无一不备。据1926年的统计,学校藏书共33164册,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,以及价值达万元的机械设备,为学生阅览、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至20世纪20年代末,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,教授300人,学生3000人,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。
北洋的这种重学作风甚至延续到后来民国的一些武人。
1930年9月,韩复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,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,只有教育厅长、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,是“蒋介石的人”。与蒋介石有隙的韩复榘一开始对何思源不给好脸色。
由于财政困难,韩复榘欲削减教育经费。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,态度强硬地说:“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,以后每年还要增加……这不是我个人的事,事关后代青年。主席要我干,就得这样,不叫我干,我就走路!”
韩复榘一听,马上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何思源说:“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,你放心吧!”
何思源后来回忆:“以后在我和韩复榘同事的八年中,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,还添设了一处医学专科学校,一处高中,八个乡村师范,几处初中和职业学校。此外,我还扩充了省立剧院,费用等于两个后期师范,筹备国立山东大学。国立山东大学名为国立,其实经费几乎完全由山东省支给。因此,教育费每年增加,到了1935年,为普及义务教育,又大大地增加了一笔经费。山东省库从来没有欠过教育经费,韩复榘履行了他的诺言。”
韩复榘在任期间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和裙带关系,而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。当时韩复榘周围的人想把何思源从山东排挤走,韩复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:“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不是河南人和山东人,又是读书人,我们还不能容他?不要越做越小,那样非垮台不可!”
1938年,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,为搜罗罪名,蒋介石面召何思源问他:“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?韩复榘是怎样卖.鸦.片的?”
何思源直言道:“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,也并不出卖.鸦.片。”
韩复榘听了学者梁漱溟的讲学,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,后来韩复榘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“乡村建设”计划。
梁漱溟直言不讳地说:“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。在河南靠冯玉祥,在山东靠韩复榘。”
这一时期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,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。自1942年开始,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,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。这个百分率,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。要知道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,在一个战争频仍、离乱不断的环境下,一省的入学率还能到这么高,实属难得。阎锡山曾留学国外,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。山西的教育被称为当时中国教育的典范。
还有一段关于四川军阀刘文辉的有名的轶事。1930年代,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(旧省名)考察时发现,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,学生衣着整齐,令人耳目一新。而当地的县政府却破烂不堪。出于好奇,孙明经就问身边的一个县长:“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?”县长回答:“刘主席说了,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,县长就地正法!”刘文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,尽管他的政令充满了军阀的“霸气”,但其重视教育的雄心与铁腕,使四川出现了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差”的特殊景象。
至于袁世凯在教育方面的表现,就更为突出了。早在1905年,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,推广新式教育。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统计,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(今河北省)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,实业学堂20所,优级师范学堂3所,初级师范学堂90所,师范传习所5处,中学堂30所,小学堂7391所,女子学堂121所,蒙养院2所。
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,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,袁世凯曾带头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(200两)作为奖学金,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事学堂中的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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