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8章 开始革命生涯
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,对中国的革新人士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,中国的立宪运动和戊戌变法在很多的方面都是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。日本在很长时间里,也是国人新思想、新观念的重要策源地。
这次游学,蔡元培原本打算,用一个月的时间到日本各地考查与学习,但因故而提前回国。
“那时候,我国留日学生,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案,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,如《浙江潮》《新湖南》等等。《浙江潮》的主笔,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(蒋观云之子),同学陆军,成绩优异,有‘浙江二蒋’之称。”
从蔡元培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,他所看重的还是当时的“新媒体”(即杂志)、“新人物”(蒋百里、蒋伯器)、“新思潮”(革新思想)。蔡元培本来就是抱着救国的思想到海外游学,这些爱国、救国、变革、斗争的热潮自然深深地感染着他。
蔡元培游学日本期间,吴稚晖带领一批中国学生到达日本,请求中国驻日使馆为他们联系日本军事学校,屡遭公使蔡钧托词拒绝,双方矛盾加剧。
最后,吴稚晖带领学生们留在使馆,声称公使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就不离开。双方僵持的时候,使馆干脆叫来日本警察,拘留了吴稚晖,遣散了其他学生。
紧接着,营救吴稚晖便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重要活动。当探知日本警方将递解吴稚晖出境后,大家想到的最好的应对之策,就是能有熟悉中国北方情形的人自愿与吴同行,以便随时援救。
蔡元培虽然希望在日本好好游历一番,但在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,他马上放弃了接下来的行程,主动提出愿与吴稚晖同行。
结果,日本警察将吴稚晖押解到前往中国的轮船上以后,便不再过问。蔡元培与吴稚晖顺利回到了上海。
这便是蔡元培的第一次海外游学。
从日本归来不久,就发生了南洋公学退学的风潮。
这所学校在课程的设置在当时虽特别先进,但校政管理仍笼罩在封建专制的固执和傲慢之下。尤其是有些教员思想很守旧,还是用过去私塾里那一套对待学生。而学生方面日益受新思潮的熏染,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萌发了自由自主的意识。这种观念的反差,终于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展成为公开的抗争。
11月中旬,第五班学生误将一瓶墨水放置在讲桌上。国文教习郭某发现后严厉追查,并处罚了无辜学生,激起全班学生的愤怒,一致要求校方辞退郭氏。校方反以“聚众滋事”的罪名,无理开除了全班的学生。此行激起了包括特班在内的全校二百多名学生的强烈不满,大家相约全体退学。
蔡元培同情学生,曾向学校当局交涉,希望能改变无理的决定。但有人说学生此举就是因为他平素提倡民权思想所致,在此情况下,蔡元培只能愤然辞职。
随后他将一部分退学的学生组织起来,征得中国教育会同人的赞同和支持后,募集款项,聘用义务教员,创办起了爱国学社。
他被推举为学社的总理,也就是校长,该学于1903年初正式开学。
爱国学校的成立,是蔡元培为新教育奔波多年之后,相对独立创办起来的一个教学实体。在这里,他总算可以自主的贯彻自己的教育救国主张了。
而随着一批反清志士的加入和客观形势的推动,蔡元培这位儒者也就开始了革命的生涯。
20世纪初的上海。作为中国近代发展最快的通都大邑,常能独得风气之先。十里洋场本就鱼龙混杂,信息灵便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国内很多仁人志士聚集于此各展宏图。海外反清力量于庚子事变之后气势也越来越强盛,凭借沪上的租界,联络同志,开展活动。
这一时期,忧国的中国精英分子们纷纷走上了暴力推翻满清政权的道路,革命成为风尚。
这些志士们都以为,非颠覆满清政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。其时,在世界范围内,民族主义、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正风靡全球,这同样也被当时中国的热血青年奉为最时髦、最便捷、最有希望推翻一个破落王朝的不二之法。
当时中国的革命党人,在日本的留学生如徐锡麟、秋瑾、汪精卫、任鸿隽、鲁迅等都曾纷纷投身到这股激流飞溅的大潮之中。
这时的蔡元培,英雄豪情丝毫不输于这些革命家们。但是,他比这些年轻人多了一份成熟和周详。
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,其活动主要集中于1903年的上半年。
爱国学社有意仿效日本西乡隆盛等人当年的办学宗旨:“重在精神教育”。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。
蔡元培主讲伦理学,在讲课中大力提倡民权、女权,公言革命无所忌。
他把返乡闭门著书的章太炎请来教国文。
章太炎在作文课上命学生们各作本人的《本纪》一篇。本纪是中国正史中专门记载帝王生平和国家大事的一种体裁,章太炎让学生们自书《本纪》,以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蔑视。有的学生在《本纪》中述及自己由保皇到革命的思想转变过程,章太炎便用自己摆脱束缚的体验来鼓励他们。
吴稚晖授课时则用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作为课本。
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。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。住宿生实行自治制,设有评议会,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。
有的高年级学生还充当寻常班的教师,更促成了一种平等地氛围。学生们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,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风气,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。
爱国学社的师生还经常在社会上公开进行政治宣传。
地处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之南,同孚路(石门一路)之西,旧址在今泰兴路南端,有一个曾叫做张园的所在。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,这块地方还不是弄堂,而是繁华上海的缩影。是那个时候公认的上海私家园林之最。是游乐场,也是体育场,能办私家茶话会,也能办公开演说。这里,人们甚至可以乘坐过山车。
张园安垲第大洋房是张园的地标性建筑,爱国学社的师生每月都要到张园安垲第演说一次。与会演说者都极力主张革命,以吴稚晖的演说最具风采。章太炎有时并不演说,只是大叫革命,革命,只有革命,同样博得听众们热烈欢迎。
爱国学社还附设蒙学堂,创立童子会,出刊《童子世界》。东京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后,爱国学社社员也准备组织。恰好南京陆师学堂发生学.潮,退学学生章行严(士钊)、林砺来沪联系加入。
不久,陆师学生四十余人都编入爱国学社学籍,在校成立军国民教育会,开始进行军事操练。36岁的蔡元培脱去长衫,与学生共同操练,躬身实践其“尚武求强”的主张。
学社与其是学校,不如说是鼓动革命的机关,事实上也确为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众多的革命战士。
蔡元培曾经回忆说:“自组织爱国学社,我已离开公学为学社教员。那时候同任教员吴稚晖、章太炎诸君,都喜言革命,并在张园开演说会,凡是来会演说的人,都是讲排满革命的。我在南洋公学时,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,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,及到学社,受热烈环境的影响,遂以公言革命无所忌。”
又回忆说:“自36岁(1902年)以后,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。觉得革命自有两途:一是暴动,一是暗杀。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,算是下暴动的种子。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,于爱国女学,预备下暗杀的种子。”
1904年底,蔡元培联络江浙一带的同志,一起成立了近代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,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。
光复会又名复古会。1903年(光绪二十九年)冬,由王嘉伟、蒋尊簋、陶成章、魏兰、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。次年初又经陶成章、魏兰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,至同年11月,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,在上海正式成立。
该会的主张除文字宣传外,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。光复会积极联络会党、策动新军,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等地。
光复会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三大革命组织之一(其他两个是同盟会、华兴会)。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,后迁三马路保安里。
光复会的入会誓词是:“光复汉族,还我河山,以身许国,功成身退!”
蔡元培的学生俞子夷回忆说:“将近寒假前,蔡师与我谈起组织问题,他提示几点纲要,嘱我起草一种章程,会名定‘光复’,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……章程以外,有一套通信用的暗语,多以商业中词汇语句作代,例如:‘销路畅’代‘工作顺利’,‘生意不好’代‘情势不利’之类。成员亦各有一类似店号的代用姓名,例如我的代号是‘怡康’。
“更有一套相见时探询用的暗语,例如:你认识黄先生吗(是否成员)?何时认识(参加年月)?何地认识(入会地点)?问答时,必须做些手势,例如问答那一题时,右手伸中指,无名指,小指并置右膝上,问答另一题则须头向左看看。据说此种方式均是模仿会党的做法。从此等情况看,那时发起组织的光复会,是个秘密的暗杀团体。”
可见光复会在蔡元培等人的领导之下,不但有明确的纲领,而且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颇为严密的组织纪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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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游学,蔡元培原本打算,用一个月的时间到日本各地考查与学习,但因故而提前回国。
“那时候,我国留日学生,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案,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,如《浙江潮》《新湖南》等等。《浙江潮》的主笔,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(蒋观云之子),同学陆军,成绩优异,有‘浙江二蒋’之称。”
从蔡元培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,他所看重的还是当时的“新媒体”(即杂志)、“新人物”(蒋百里、蒋伯器)、“新思潮”(革新思想)。蔡元培本来就是抱着救国的思想到海外游学,这些爱国、救国、变革、斗争的热潮自然深深地感染着他。
蔡元培游学日本期间,吴稚晖带领一批中国学生到达日本,请求中国驻日使馆为他们联系日本军事学校,屡遭公使蔡钧托词拒绝,双方矛盾加剧。
最后,吴稚晖带领学生们留在使馆,声称公使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就不离开。双方僵持的时候,使馆干脆叫来日本警察,拘留了吴稚晖,遣散了其他学生。
紧接着,营救吴稚晖便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重要活动。当探知日本警方将递解吴稚晖出境后,大家想到的最好的应对之策,就是能有熟悉中国北方情形的人自愿与吴同行,以便随时援救。
蔡元培虽然希望在日本好好游历一番,但在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,他马上放弃了接下来的行程,主动提出愿与吴稚晖同行。
结果,日本警察将吴稚晖押解到前往中国的轮船上以后,便不再过问。蔡元培与吴稚晖顺利回到了上海。
这便是蔡元培的第一次海外游学。
从日本归来不久,就发生了南洋公学退学的风潮。
这所学校在课程的设置在当时虽特别先进,但校政管理仍笼罩在封建专制的固执和傲慢之下。尤其是有些教员思想很守旧,还是用过去私塾里那一套对待学生。而学生方面日益受新思潮的熏染,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萌发了自由自主的意识。这种观念的反差,终于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展成为公开的抗争。
11月中旬,第五班学生误将一瓶墨水放置在讲桌上。国文教习郭某发现后严厉追查,并处罚了无辜学生,激起全班学生的愤怒,一致要求校方辞退郭氏。校方反以“聚众滋事”的罪名,无理开除了全班的学生。此行激起了包括特班在内的全校二百多名学生的强烈不满,大家相约全体退学。
蔡元培同情学生,曾向学校当局交涉,希望能改变无理的决定。但有人说学生此举就是因为他平素提倡民权思想所致,在此情况下,蔡元培只能愤然辞职。
随后他将一部分退学的学生组织起来,征得中国教育会同人的赞同和支持后,募集款项,聘用义务教员,创办起了爱国学社。
他被推举为学社的总理,也就是校长,该学于1903年初正式开学。
爱国学校的成立,是蔡元培为新教育奔波多年之后,相对独立创办起来的一个教学实体。在这里,他总算可以自主的贯彻自己的教育救国主张了。
而随着一批反清志士的加入和客观形势的推动,蔡元培这位儒者也就开始了革命的生涯。
20世纪初的上海。作为中国近代发展最快的通都大邑,常能独得风气之先。十里洋场本就鱼龙混杂,信息灵便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国内很多仁人志士聚集于此各展宏图。海外反清力量于庚子事变之后气势也越来越强盛,凭借沪上的租界,联络同志,开展活动。
这一时期,忧国的中国精英分子们纷纷走上了暴力推翻满清政权的道路,革命成为风尚。
这些志士们都以为,非颠覆满清政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。其时,在世界范围内,民族主义、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正风靡全球,这同样也被当时中国的热血青年奉为最时髦、最便捷、最有希望推翻一个破落王朝的不二之法。
当时中国的革命党人,在日本的留学生如徐锡麟、秋瑾、汪精卫、任鸿隽、鲁迅等都曾纷纷投身到这股激流飞溅的大潮之中。
这时的蔡元培,英雄豪情丝毫不输于这些革命家们。但是,他比这些年轻人多了一份成熟和周详。
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,其活动主要集中于1903年的上半年。
爱国学社有意仿效日本西乡隆盛等人当年的办学宗旨:“重在精神教育”。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。
蔡元培主讲伦理学,在讲课中大力提倡民权、女权,公言革命无所忌。
他把返乡闭门著书的章太炎请来教国文。
章太炎在作文课上命学生们各作本人的《本纪》一篇。本纪是中国正史中专门记载帝王生平和国家大事的一种体裁,章太炎让学生们自书《本纪》,以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蔑视。有的学生在《本纪》中述及自己由保皇到革命的思想转变过程,章太炎便用自己摆脱束缚的体验来鼓励他们。
吴稚晖授课时则用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作为课本。
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。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。住宿生实行自治制,设有评议会,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。
有的高年级学生还充当寻常班的教师,更促成了一种平等地氛围。学生们经常同教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,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风气,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。
爱国学社的师生还经常在社会上公开进行政治宣传。
地处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之南,同孚路(石门一路)之西,旧址在今泰兴路南端,有一个曾叫做张园的所在。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,这块地方还不是弄堂,而是繁华上海的缩影。是那个时候公认的上海私家园林之最。是游乐场,也是体育场,能办私家茶话会,也能办公开演说。这里,人们甚至可以乘坐过山车。
张园安垲第大洋房是张园的地标性建筑,爱国学社的师生每月都要到张园安垲第演说一次。与会演说者都极力主张革命,以吴稚晖的演说最具风采。章太炎有时并不演说,只是大叫革命,革命,只有革命,同样博得听众们热烈欢迎。
爱国学社还附设蒙学堂,创立童子会,出刊《童子世界》。东京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后,爱国学社社员也准备组织。恰好南京陆师学堂发生学.潮,退学学生章行严(士钊)、林砺来沪联系加入。
不久,陆师学生四十余人都编入爱国学社学籍,在校成立军国民教育会,开始进行军事操练。36岁的蔡元培脱去长衫,与学生共同操练,躬身实践其“尚武求强”的主张。
学社与其是学校,不如说是鼓动革命的机关,事实上也确为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众多的革命战士。
蔡元培曾经回忆说:“自组织爱国学社,我已离开公学为学社教员。那时候同任教员吴稚晖、章太炎诸君,都喜言革命,并在张园开演说会,凡是来会演说的人,都是讲排满革命的。我在南洋公学时,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,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,及到学社,受热烈环境的影响,遂以公言革命无所忌。”
又回忆说:“自36岁(1902年)以后,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。觉得革命自有两途:一是暴动,一是暗杀。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,算是下暴动的种子。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,于爱国女学,预备下暗杀的种子。”
1904年底,蔡元培联络江浙一带的同志,一起成立了近代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,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。
光复会又名复古会。1903年(光绪二十九年)冬,由王嘉伟、蒋尊簋、陶成章、魏兰、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。次年初又经陶成章、魏兰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,至同年11月,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,在上海正式成立。
该会的主张除文字宣传外,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。光复会积极联络会党、策动新军,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等地。
光复会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三大革命组织之一(其他两个是同盟会、华兴会)。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,后迁三马路保安里。
光复会的入会誓词是:“光复汉族,还我河山,以身许国,功成身退!”
蔡元培的学生俞子夷回忆说:“将近寒假前,蔡师与我谈起组织问题,他提示几点纲要,嘱我起草一种章程,会名定‘光复’,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……章程以外,有一套通信用的暗语,多以商业中词汇语句作代,例如:‘销路畅’代‘工作顺利’,‘生意不好’代‘情势不利’之类。成员亦各有一类似店号的代用姓名,例如我的代号是‘怡康’。
“更有一套相见时探询用的暗语,例如:你认识黄先生吗(是否成员)?何时认识(参加年月)?何地认识(入会地点)?问答时,必须做些手势,例如问答那一题时,右手伸中指,无名指,小指并置右膝上,问答另一题则须头向左看看。据说此种方式均是模仿会党的做法。从此等情况看,那时发起组织的光复会,是个秘密的暗杀团体。”
可见光复会在蔡元培等人的领导之下,不但有明确的纲领,而且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颇为严密的组织纪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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