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6章 张瑞玑
三月二十五日,上海和会派赴西安监督停战的张瑞玑,由西安来电,报告陕西停战划界业已实现。
张瑞玑三月二十二日到达西安时,陈树藩的‘八省联军’已取得很大进展,气焰嚣张,没有停止进攻的意愿。对靖国军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后的防地,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根本不予理睬,仍诬坚守乾县之靖国军为土匪。
有史料记载:“张瑞玑受陈笼络,偏袒北方,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国军全是‘土匪’的话语。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国军的极大愤慨,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,并在致张书中有‘闻执事将去矣,长安市上古物字画,为之腾贵’之语,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,张不得不怏怏而去”
张瑞玑(1872~1928)字衡玉。山西赵城(今属山西洪洞)人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进士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后,曾在陕西韩城、兴平、临潼、长安等县任知县。
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,西安光复的第三天,受命组织民政.府于咸宁县署。民政.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,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。共和建立,辞归太原,任山西省军政.府财政司司长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曾署理山西民政长,后辞职去西安,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.府顾问。
在第一次南北和议中,袁世凯曾声称陕西、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“群盗”,提出“秦晋群盗,不在和议条款之列”。
张致书袁世凯:“执事谓秦晋群盗,瑞玑不敢辩,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,害且百倍于盗。执事视其焚掠不禁,是残民也;逆天下之心,是树敌也;避南军之锋,专攻秦晋,是示怯也;朝议停战,夕谋进攻,是背盟也。残民不仁,树敌不智,示怯不勇,背盟不信,秦晋之人,固将有以待执事也。”
当张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,再次致书袁世凯谓:“大总统者,国民之所同推,非一方所得私举。孙公人望所归,故天下共举之,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?”
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命归阴后,张在庆幸之余,以辛辣的笔锋,写了《祭袁世凯文》,内称:“汝今死也!恶贯满盈,皇梦不成。民穷财尽,乞美求日,未得其逞。花招骗世,知者齿冷。积恶成疾,一命归阴。衣冠羽化,面目狰狞。噫嘻!早死一年,香臭难分。今日物化,盖棺论定。呜呼哀哉!……若在中华征民意,死尔万千谁挽留?”
我们前边提到过,臭名远扬的杨翠喜案,查案大臣以“查无实据”复命,御史赵启霖反倒以“奏劾不实”被革职。
如此大案,事关朝政与皇室体面,醇亲王与大学士尚不敢查实,参奏的御史也遭祸,但张瑞玑却敢以《杨花曲》实记其事,将该丑闻宣扬天下。
《杨花曲》前有小序,简述那件卖官丑闻,诗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经过。开头为:“东风吹绿满天津,轻薄杨花乱扑人。落絮沾泥飞不起,化作薄命女儿身。”先从杨翠喜写起,写这位女伶的风流漂亮与动人。随后写王孙载振于国难当头之时如何荒淫游乐、寻花问柳:“春风猎色打花围,小队青衣拥马飞。西邸宾朋皆内相,津门草木生光辉。……杯盘狼藉夜沉沉,丝竹凄凉亡国音。不下铜驼卧荆泪,还存金屋贮娇心。……河间王邸列群芳,家卉争如野卉香。”其下写段芝贵观察“红丝月老费商量”、“亲代天孙筹聘钱”事,“香车宝马配双环,比肩亲载玉人还”。
再下即写到事件的要害:“消受章台一枝柳,人天好事感良友。昆仑肝胆押衙心,酬恩岂在谢媒酒。阿翁只手揽朝纲,亲草诏书代玉皇。白山黑水新开府,头衔一旦生光芒。”这几句是全诗的关键所在。
载振得到杨翠喜后,为了感谢段观察,就让“只手揽朝纲”的老子授予段芝贵要职,段氏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的头衔。叙此经过后,诗人还有更厉害的话:“天语飞传万众骇,辽东节度用钱买!”天语,朝廷的诏命也。公然对清廷进行严厉斥责。
诗人笔锋,并不止此,又写道:“多事青骢赵御史,弹章再拜奏天子。太息深宫拊玉床,预人家事竟如此。朝廷家法本疏宽,尧母仁慈左右难。白发龙钟老宰相,护持亲贵费周旋。”以反语讥讽说,卖官是皇帝家的私事,赵御史何必多事参奏,惹朝廷不快,让慈禧太后为难,又苦了年迈的孙家鼐费心周旋。
诗的结尾为:“杨花依旧随风飞,荡作游丝绾不住。”照应开头,又含无限讽刺意味。这样才气横溢的诗作,出自三十五岁的青年诗人之手。作为清政.府的下级官吏,敢于以诗讥刺朝中权贵直至皇帝与慈禧太后,不但全然不顾自己的功名与前途,甚至连身家性命也置之度外。诗人肝胆,感人至深。所以章太炎称张瑞玑这样的人,“近不可得已”。
一代名流——张瑞玑,身为清朝官员而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朋友和同志,同盟会成立,即“慨然与焉”,并积极响应起义。其后义正辞严致袁世凯两书,也曾置生死于不顾抵制曹锟贿选、斥卢永祥军之土匪行径,及反对帝党分子沈铭昌长晋,充分表现了一位正义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胆气,名重一时,长令后人钦敬。
张瑞玑又是一位藏书家和饱学之士,十万卷藏书后来悉捐山西省图书馆。而他同时又是一位画家,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。
章太炎在《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》中说,张瑞玑“自谓书不如画,画不如诗,诗不如其为人,盖笃论云。”
派张瑞玑赴西安监督停战是南方推荐的,但结果却令南方大失所望。
这样的一位凛然正气的名士,怎么会收受陈树藩贿赂,置事实真相于不顾呢?
看来,陈树藩贿赂之物是名贵书画之类。如果是其他的金银财宝,像张瑞玑这样的文人,或许很难被打动。但名贵书画就不一样了。看来,一个官员想保持清正廉洁也并非易事,因为这行贿之人实在是无孔不入。
收了人家的东西,就得给人家办事。
或许,在张瑞玑看来,“读书人的事”不能算是收受贿赂。或许,他还认为,虽然他说了假话,但有利于促和,不算是干坏事。
只是,张瑞玑应该也为此而自愧,因为此后,“张隐居长安闭门读书,绝意世事不复问政”。
由于李纯的敦促恢复和谈,张瑞玑的陕西已经停战的电报四月一日到达上海,遂使和谈谈话会于四月七日恢复。这样。停开三十七天后,四月九日上海和谈恢复正式会议。
双方的代表还是有诚意的。和谈正式恢复后,南北双方代表达成一项共识,为了避免来自各省人民团体的干预,南北双方代表相约不公布会议的内容。于是,上海和谈变成了“闭门会议”。
南北双方代表同时决定把双方所要提出的问题,完全提出来,逐一谋求解决途径。
南方的条件是:取消中日军事协定,裁撤参战机构及其所属部队,停止继续支用参战借款。国会自由行使职权。善后借款南北分用。军政.府所颁法令均应认为有效。湖南、陕西两省的善后。
北方的条件是:全国裁军方案“全国兵额规定为五十师”,军民分治,地方自治,发展国民经济,进行善后借款。
国会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。南方坚持护法,提出,广州军政.府的政务会议确定,“坚持维持法治”为最高原则,如果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,南方的护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,。没法向国人交代,因此,解散安福国会是在法统上必争的问题。
而安福国会是徐世昌取得总统的法律根据,如果取消了安福国会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总统地位,尽管徐世昌和段祺瑞对和谈意见不尽一致,但是在维持安福国会问题上,两个人态度都很坚决。
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启程南下时,曾谒徐请示哪些条件可以接受和让步。
徐答:“除了国会问题外,一切问题都可让步。”
言外之意是国会问题是不能突破的底线。
于是,国会问题又使和谈陷入僵局,走进了死胡同。
为打破僵局,李纯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,把民国六年国会被解散以前的宪法会议恢复。
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的三读会,完成制宪过程,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,然后公布宪法,解散南北两国会,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,进行选举,召集新国会。
李纯的方案获得徐世昌的同意。这方案情理法都能顾到,既符合南方“维持法治”的要求,又保全徐世昌的总统地位,南北两国会则同归于尽。
任何一个对等的谈判,得以实现的条件是谈判的各方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。如果某一方寸步不让,谈判是很难取得成果的,除非所谓谈判是城下之盟。
李纯这一方案,照顾到南北方的核心关切,双方又都做出了妥协和让步,无疑是可取的。
但是,这样一来,就没有安福系什么事了,安福系显然是无法接受的。
在北方代表团中,有安福系分子参加,他们把李纯方案电告北京的安福国会。
段祺瑞和安福国会获知这个方案,为之大哗。
四月十二日,北京安福系总部根据北方代表方枢发来的密报,召集紧急会议,讨论对策。
到会者一致痛斥徐世昌和钱能训出卖北方的行为。与会人士中有人主张撤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。有人则主张先推翻钱内阁。段祺瑞的重要策士曾毓隽则大骂徐世昌记恩负义,主张对总统提弹劾案。
最后有人提议先礼后兵,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(这时梁士诒已辞去参议院议长,议长一职由李盛铎继任)去见徐,质问徐为何同意出卖北方的方案。同时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同时邀请全体国务员出席答复质问。
与此同时,段祺瑞计划召张作霖、倪嗣冲等到天津再举行一次督军团会议,准备向徐正式开火。只是因为曹锟反对,说这会引起外交团的干涉,才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徐世昌、钱能训在安福系愤怒地攻讦下,矢口否认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意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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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瑞玑三月二十二日到达西安时,陈树藩的‘八省联军’已取得很大进展,气焰嚣张,没有停止进攻的意愿。对靖国军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后的防地,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根本不予理睬,仍诬坚守乾县之靖国军为土匪。
有史料记载:“张瑞玑受陈笼络,偏袒北方,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国军全是‘土匪’的话语。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国军的极大愤慨,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,并在致张书中有‘闻执事将去矣,长安市上古物字画,为之腾贵’之语,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,张不得不怏怏而去”
张瑞玑(1872~1928)字衡玉。山西赵城(今属山西洪洞)人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进士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后,曾在陕西韩城、兴平、临潼、长安等县任知县。
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,西安光复的第三天,受命组织民政.府于咸宁县署。民政.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,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。共和建立,辞归太原,任山西省军政.府财政司司长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曾署理山西民政长,后辞职去西安,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.府顾问。
在第一次南北和议中,袁世凯曾声称陕西、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“群盗”,提出“秦晋群盗,不在和议条款之列”。
张致书袁世凯:“执事谓秦晋群盗,瑞玑不敢辩,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,害且百倍于盗。执事视其焚掠不禁,是残民也;逆天下之心,是树敌也;避南军之锋,专攻秦晋,是示怯也;朝议停战,夕谋进攻,是背盟也。残民不仁,树敌不智,示怯不勇,背盟不信,秦晋之人,固将有以待执事也。”
当张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,再次致书袁世凯谓:“大总统者,国民之所同推,非一方所得私举。孙公人望所归,故天下共举之,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?”
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命归阴后,张在庆幸之余,以辛辣的笔锋,写了《祭袁世凯文》,内称:“汝今死也!恶贯满盈,皇梦不成。民穷财尽,乞美求日,未得其逞。花招骗世,知者齿冷。积恶成疾,一命归阴。衣冠羽化,面目狰狞。噫嘻!早死一年,香臭难分。今日物化,盖棺论定。呜呼哀哉!……若在中华征民意,死尔万千谁挽留?”
我们前边提到过,臭名远扬的杨翠喜案,查案大臣以“查无实据”复命,御史赵启霖反倒以“奏劾不实”被革职。
如此大案,事关朝政与皇室体面,醇亲王与大学士尚不敢查实,参奏的御史也遭祸,但张瑞玑却敢以《杨花曲》实记其事,将该丑闻宣扬天下。
《杨花曲》前有小序,简述那件卖官丑闻,诗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经过。开头为:“东风吹绿满天津,轻薄杨花乱扑人。落絮沾泥飞不起,化作薄命女儿身。”先从杨翠喜写起,写这位女伶的风流漂亮与动人。随后写王孙载振于国难当头之时如何荒淫游乐、寻花问柳:“春风猎色打花围,小队青衣拥马飞。西邸宾朋皆内相,津门草木生光辉。……杯盘狼藉夜沉沉,丝竹凄凉亡国音。不下铜驼卧荆泪,还存金屋贮娇心。……河间王邸列群芳,家卉争如野卉香。”其下写段芝贵观察“红丝月老费商量”、“亲代天孙筹聘钱”事,“香车宝马配双环,比肩亲载玉人还”。
再下即写到事件的要害:“消受章台一枝柳,人天好事感良友。昆仑肝胆押衙心,酬恩岂在谢媒酒。阿翁只手揽朝纲,亲草诏书代玉皇。白山黑水新开府,头衔一旦生光芒。”这几句是全诗的关键所在。
载振得到杨翠喜后,为了感谢段观察,就让“只手揽朝纲”的老子授予段芝贵要职,段氏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的头衔。叙此经过后,诗人还有更厉害的话:“天语飞传万众骇,辽东节度用钱买!”天语,朝廷的诏命也。公然对清廷进行严厉斥责。
诗人笔锋,并不止此,又写道:“多事青骢赵御史,弹章再拜奏天子。太息深宫拊玉床,预人家事竟如此。朝廷家法本疏宽,尧母仁慈左右难。白发龙钟老宰相,护持亲贵费周旋。”以反语讥讽说,卖官是皇帝家的私事,赵御史何必多事参奏,惹朝廷不快,让慈禧太后为难,又苦了年迈的孙家鼐费心周旋。
诗的结尾为:“杨花依旧随风飞,荡作游丝绾不住。”照应开头,又含无限讽刺意味。这样才气横溢的诗作,出自三十五岁的青年诗人之手。作为清政.府的下级官吏,敢于以诗讥刺朝中权贵直至皇帝与慈禧太后,不但全然不顾自己的功名与前途,甚至连身家性命也置之度外。诗人肝胆,感人至深。所以章太炎称张瑞玑这样的人,“近不可得已”。
一代名流——张瑞玑,身为清朝官员而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朋友和同志,同盟会成立,即“慨然与焉”,并积极响应起义。其后义正辞严致袁世凯两书,也曾置生死于不顾抵制曹锟贿选、斥卢永祥军之土匪行径,及反对帝党分子沈铭昌长晋,充分表现了一位正义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胆气,名重一时,长令后人钦敬。
张瑞玑又是一位藏书家和饱学之士,十万卷藏书后来悉捐山西省图书馆。而他同时又是一位画家,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。
章太炎在《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》中说,张瑞玑“自谓书不如画,画不如诗,诗不如其为人,盖笃论云。”
派张瑞玑赴西安监督停战是南方推荐的,但结果却令南方大失所望。
这样的一位凛然正气的名士,怎么会收受陈树藩贿赂,置事实真相于不顾呢?
看来,陈树藩贿赂之物是名贵书画之类。如果是其他的金银财宝,像张瑞玑这样的文人,或许很难被打动。但名贵书画就不一样了。看来,一个官员想保持清正廉洁也并非易事,因为这行贿之人实在是无孔不入。
收了人家的东西,就得给人家办事。
或许,在张瑞玑看来,“读书人的事”不能算是收受贿赂。或许,他还认为,虽然他说了假话,但有利于促和,不算是干坏事。
只是,张瑞玑应该也为此而自愧,因为此后,“张隐居长安闭门读书,绝意世事不复问政”。
由于李纯的敦促恢复和谈,张瑞玑的陕西已经停战的电报四月一日到达上海,遂使和谈谈话会于四月七日恢复。这样。停开三十七天后,四月九日上海和谈恢复正式会议。
双方的代表还是有诚意的。和谈正式恢复后,南北双方代表达成一项共识,为了避免来自各省人民团体的干预,南北双方代表相约不公布会议的内容。于是,上海和谈变成了“闭门会议”。
南北双方代表同时决定把双方所要提出的问题,完全提出来,逐一谋求解决途径。
南方的条件是:取消中日军事协定,裁撤参战机构及其所属部队,停止继续支用参战借款。国会自由行使职权。善后借款南北分用。军政.府所颁法令均应认为有效。湖南、陕西两省的善后。
北方的条件是:全国裁军方案“全国兵额规定为五十师”,军民分治,地方自治,发展国民经济,进行善后借款。
国会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。南方坚持护法,提出,广州军政.府的政务会议确定,“坚持维持法治”为最高原则,如果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,南方的护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,。没法向国人交代,因此,解散安福国会是在法统上必争的问题。
而安福国会是徐世昌取得总统的法律根据,如果取消了安福国会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总统地位,尽管徐世昌和段祺瑞对和谈意见不尽一致,但是在维持安福国会问题上,两个人态度都很坚决。
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启程南下时,曾谒徐请示哪些条件可以接受和让步。
徐答:“除了国会问题外,一切问题都可让步。”
言外之意是国会问题是不能突破的底线。
于是,国会问题又使和谈陷入僵局,走进了死胡同。
为打破僵局,李纯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,把民国六年国会被解散以前的宪法会议恢复。
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的三读会,完成制宪过程,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,然后公布宪法,解散南北两国会,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,进行选举,召集新国会。
李纯的方案获得徐世昌的同意。这方案情理法都能顾到,既符合南方“维持法治”的要求,又保全徐世昌的总统地位,南北两国会则同归于尽。
任何一个对等的谈判,得以实现的条件是谈判的各方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。如果某一方寸步不让,谈判是很难取得成果的,除非所谓谈判是城下之盟。
李纯这一方案,照顾到南北方的核心关切,双方又都做出了妥协和让步,无疑是可取的。
但是,这样一来,就没有安福系什么事了,安福系显然是无法接受的。
在北方代表团中,有安福系分子参加,他们把李纯方案电告北京的安福国会。
段祺瑞和安福国会获知这个方案,为之大哗。
四月十二日,北京安福系总部根据北方代表方枢发来的密报,召集紧急会议,讨论对策。
到会者一致痛斥徐世昌和钱能训出卖北方的行为。与会人士中有人主张撤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。有人则主张先推翻钱内阁。段祺瑞的重要策士曾毓隽则大骂徐世昌记恩负义,主张对总统提弹劾案。
最后有人提议先礼后兵,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(这时梁士诒已辞去参议院议长,议长一职由李盛铎继任)去见徐,质问徐为何同意出卖北方的方案。同时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同时邀请全体国务员出席答复质问。
与此同时,段祺瑞计划召张作霖、倪嗣冲等到天津再举行一次督军团会议,准备向徐正式开火。只是因为曹锟反对,说这会引起外交团的干涉,才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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