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7章 徐大总统世昌
徐世昌(1855年—1939年6月6日),字卜五,号菊人,又号弢斋、东海、涛斋,晚号水竹村人、石门山人、东海居士。直隶(今河北)天津人。其曾祖父、祖父在河南为官,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(今卫辉市)府城曹营街寓所。
幼年丧父,母教甚严。虽家境贫困,其母“典当以延师教子,并自督课,且重德育”。
徐世昌回忆:说自己孩童之时,“若有三份食物,便思得其两份”,母即予严斥:“今日如此,长大又当如何。”
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,也不让徐世昌食用。
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,每交一个朋友,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,如果真的是贤才,则以美食款待;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。
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,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,徐母说:“托人余荫,罔知艰苦,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”。
族人感叹:“汝苦心持家教子,异日必有成就,真我家功臣也。”
同治十年(1871年),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“课人兼自学,以经营薪米;十七岁因善书小楷,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;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,以文会友;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”。
徐世昌早年中举人,后中进士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,徐世昌随行护驾,得到青睐。
加之张之洞、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,徐世昌遂得重用。
在随后的三年中,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、财务、军务、学务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阅卷大臣,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的主考之梦。
东北三省是清朝的发祥地,对于清廷具有特殊的意义。
到徐世昌当那里的总督前,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、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,国土大片沦丧,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,民办凋残,疮痍满目。
为谋挽救,光绪三十一年(1906年),清廷派载振、徐世昌(皆为军机大臣)赴东北全面考察,并要求对症下药,提出解决方案。
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,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《通筹东三省全局折》,洋洋十万余言,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,已成竹在胸。
徐世昌一到任,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——“以治兵之职,而辖管理民事之官,所务不同,利害亦异,隔阂既甚,牵制斯多,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,无一弊之不出”——实行政治体制改革,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。“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”,“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,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”。
设行省公署,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,“事则公商,移则会画”,简化办事手续,提高工作效率,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,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。
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、非常之时,非改革无以图存。
为惩治腐败,更新吏治,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,付诸实施。与此同时,他还大力招贤,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,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。使东北三省“一隅之地,人才济济”。
对贪.官.污.吏.则严厉打击,杀一儆百。上任数月,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。其雄才大略,可见一斑。
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,满洲面貌焕然一新。
清廷亲贵载涛言道:“自欧考陆军归国,经奉天(今沈阳)见马路、电灯、军警无不备具,街市焕然一新,乃宿公署,俨然欧式,益服世昌新政经画,非它省疆吏所及。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。”
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“徐世昌新政”,徐世昌亦一直为此而自豪。
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,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了外交方针。一是“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”。二是“在具体交涉时,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,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”。
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:“必示人以不可攻,而后人不攻;必示人以不可欺,然后人不欺。”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,寸土不让。
一次,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九十余里钉立木桩,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(韩界为日侵占)。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,并记上华名里数,钉立标识,使日人目瞪口呆。
徐世昌任用责任心及办事能力强,与日交涉“着为功劳”的吴禄贞为解决“界务问题”督办,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“满洲政策”的推行。
徐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,同样取得了“已无余憾,为之欣慰”的结果。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,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,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,确实功莫大焉。
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,不但著书立言,而且研习书法。安阳袁林的墓碑“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”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。工于山水松竹,如《石门山临图帖》等。一生编书、刻书三十余种,如《清儒学案》《退耕堂集》《水竹村人集》等。被后人称为“文治总统”。
被选为总统这年,他六十四岁。
他是北洋的元老和重臣,本身不是军阀。在前清时代,外任总督,内握军机,民国时代则以超然姿态为政治上一大力量,因老成望重,而为北方泰斗。
袁克定称他为活曹操。皖系在这个时候把他捧出来,只因为他是个文人,手中没有兵权,不会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争权夺利。同时由于徐世昌是超然派和元老,可以利用他笼络直系。
段系的要角安福系首领王揖唐是徐的门人。段斗倒冯,自己却不愿居总统之名,推徐出山。只是希望借徐世昌的名声促成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北洋派大团结。
段祺瑞太过主观,做事情总是凭自己的想象。他的这个打算错得离谱,徐世昌这样的老狐狸精式的人物,这样的弄权专家,如何能听任他的摆布呢?如何会甘心做别人的傀儡和盖印机器。
徐世昌从当选总统那天起,就十分机密地指使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、周自齐等联合新国会中的非安福系分子,组织另外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小集团,以对抗多数党的安福系。
按说,没等宣誓就职,就遭到吴佩孚等和南方诸将联合起来反对,应该会使徐世昌大为扫兴,其实不然。
首先,他是主和的,乐见南北方将领联合起来主和。其次,他当总统后要想有所作为,必须要对垄断北京政.府段系加以节制,正需要借用吴佩孚这样的力量。
吴佩孚反对他就任总统,是因为他这个总统是安福国会选出的,对他本人则给予了足够的尊重。而对于安福国会,他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。
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,徐世昌就任大总统,并发表宣言:
“世昌不敏,从政数十年矣,忧患余生,备经世变,近年闭户养拙,不复与闻时政。而当国势纠纷,群情隔阂之际,犹将竭其忠告,思所以匡持之。盖平日忧国之抱,不异时贤。惟不愿以衰老之年,再居政柄。耿耿此衷,当能共见。乃值改选总统之期,为国会一致推选。屡贡悃忱,固辞不获。念国人付托之重,责望之殷,已于本日依法就职。惟是事变纷纭,趋于极轨,我国民之所企望者,亦冀能解决时局,促进治平耳。而昌之所虑,不在弭乱之近功,而在经邦之本计。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,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。敢以至诚极恳之意,为我国民正告之。
“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,佥曰南北统一,求统一之方法,固宜尊重和平。和平所不能达。则不得不诉诸武力。乃溯其已往之迹,两者皆有困难。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,亦何至扰攘频年,重伤国脉?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,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,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。果使阋墙知悟,休养可期,民国前途,庶几有豸。否则息争弭乱,徒托空言,或虞诈之相寻,至兵戎之再见,邦人既有苦兵之叹,友邦且生厌乱之心,推原事变,必有尸其咎者。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。
“虽然,此第解决一时之大局耳,非根本立国之图也。立于世界而成国,必有特殊之性质,与其运用之机能。我国户口繁殖,而生计日即凋残;物产蕃滋,而工商仍居幼稚。是必适用民生主义,悉力扩张实业,乃为目前根本之计。盖欲使国家之长治,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。而欲国家渐跻富强,以与列邦相提挈,尤必使全国实业,日以发展。况地沃宜农,原料无虞不给,果能懋集财力,佐以外资,垦政普兴;工厂林立,课其优劣,加之牖导;更以国力所及,振兴教育,使国人渐有国家之观念,与夫科学之知能,则利用厚生,事半功倍,十年之后,必有可观。此立国要计,凡百有司,暨全国人民所应出全力以图之者。……
“内政之设施,尚可视国内之能力,以为缓急之序,其最有重要关系,而为世界所注目者,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。自欧战发生以来,我国已成合纵之势,参战义务所在,唯力是视,讵可因循。而战备边防,同时并举,兵力财力,实有未敷。因应稍疏,动关大局。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。欧战已将结束,世界大势当有变迁,姑无论他人之对我如何,而当此漩涡,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。逆料兵争既终,商战方始,东西片壤,殆必为企业者集目之地。我则民业未振,内政不修,长此因仍,势成坐困,其为危险,什百于今,故必有统治的实力,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,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,否则委蛇其间,一筹莫展,国基且殆,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?此国家存亡之关键,我全国之官吏商民,不可不深长思也。……昌一日在职,必本此以为推行,硁硁之性,始终以之,冀以刷新国政,振拔末俗。凡我国民,亟应共勉……。”
徐世昌这一就职宣言,明确宣告,“佥曰南北统一,求统一之方法,固宜尊重和平”。提出“物产蕃滋,而工商仍居幼稚。是必适用民生主义,悉力扩张实业,乃为目前根本之计。盖欲使国家之长治,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”的国策。
这些主张令人耳目一新,是很鼓舞人心的。
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,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,即请辞职,专任参战督办。国务总理由钱能训代理。
徐世昌深知段祺瑞是个何等专横之人。他更知道黎元洪和冯国璋这二位总统结局不好,归根结底是没有乖乖听段的话。他当然不肯当“阿斗”,要抗拒“诸葛亮”,“阿斗”有作为。
这需要实力,徐恰恰没有实力。他打出了两张牌,一个是拉曹坤吴佩孚,拉直系,一个是拉旧交通系和被段系边缘化了的研究系。
研究系在安福国会中已受尽压制。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后,对新交通系极为重用,对旧交通系则不理会。旧交通系、研究系对段都已无好感,徐拉拢这两系,可谓是一拍即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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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年丧父,母教甚严。虽家境贫困,其母“典当以延师教子,并自督课,且重德育”。
徐世昌回忆:说自己孩童之时,“若有三份食物,便思得其两份”,母即予严斥:“今日如此,长大又当如何。”
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,也不让徐世昌食用。
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,每交一个朋友,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,如果真的是贤才,则以美食款待;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。
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,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,徐母说:“托人余荫,罔知艰苦,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”。
族人感叹:“汝苦心持家教子,异日必有成就,真我家功臣也。”
同治十年(1871年),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“课人兼自学,以经营薪米;十七岁因善书小楷,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;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,以文会友;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”。
徐世昌早年中举人,后中进士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,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,徐世昌随行护驾,得到青睐。
加之张之洞、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,徐世昌遂得重用。
在随后的三年中,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、财务、军务、学务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阅卷大臣,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的主考之梦。
东北三省是清朝的发祥地,对于清廷具有特殊的意义。
到徐世昌当那里的总督前,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、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,国土大片沦丧,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,民办凋残,疮痍满目。
为谋挽救,光绪三十一年(1906年),清廷派载振、徐世昌(皆为军机大臣)赴东北全面考察,并要求对症下药,提出解决方案。
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,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《通筹东三省全局折》,洋洋十万余言,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,已成竹在胸。
徐世昌一到任,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——“以治兵之职,而辖管理民事之官,所务不同,利害亦异,隔阂既甚,牵制斯多,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,无一弊之不出”——实行政治体制改革,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。“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”,“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,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”。
设行省公署,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,“事则公商,移则会画”,简化办事手续,提高工作效率,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,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。
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、非常之时,非改革无以图存。
为惩治腐败,更新吏治,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,付诸实施。与此同时,他还大力招贤,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,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。使东北三省“一隅之地,人才济济”。
对贪.官.污.吏.则严厉打击,杀一儆百。上任数月,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。其雄才大略,可见一斑。
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,满洲面貌焕然一新。
清廷亲贵载涛言道:“自欧考陆军归国,经奉天(今沈阳)见马路、电灯、军警无不备具,街市焕然一新,乃宿公署,俨然欧式,益服世昌新政经画,非它省疆吏所及。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。”
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“徐世昌新政”,徐世昌亦一直为此而自豪。
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,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了外交方针。一是“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”。二是“在具体交涉时,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,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”。
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:“必示人以不可攻,而后人不攻;必示人以不可欺,然后人不欺。”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,寸土不让。
一次,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九十余里钉立木桩,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(韩界为日侵占)。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,并记上华名里数,钉立标识,使日人目瞪口呆。
徐世昌任用责任心及办事能力强,与日交涉“着为功劳”的吴禄贞为解决“界务问题”督办,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“满洲政策”的推行。
徐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,同样取得了“已无余憾,为之欣慰”的结果。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,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,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,确实功莫大焉。
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,不但著书立言,而且研习书法。安阳袁林的墓碑“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”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。工于山水松竹,如《石门山临图帖》等。一生编书、刻书三十余种,如《清儒学案》《退耕堂集》《水竹村人集》等。被后人称为“文治总统”。
被选为总统这年,他六十四岁。
他是北洋的元老和重臣,本身不是军阀。在前清时代,外任总督,内握军机,民国时代则以超然姿态为政治上一大力量,因老成望重,而为北方泰斗。
袁克定称他为活曹操。皖系在这个时候把他捧出来,只因为他是个文人,手中没有兵权,不会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争权夺利。同时由于徐世昌是超然派和元老,可以利用他笼络直系。
段系的要角安福系首领王揖唐是徐的门人。段斗倒冯,自己却不愿居总统之名,推徐出山。只是希望借徐世昌的名声促成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北洋派大团结。
段祺瑞太过主观,做事情总是凭自己的想象。他的这个打算错得离谱,徐世昌这样的老狐狸精式的人物,这样的弄权专家,如何能听任他的摆布呢?如何会甘心做别人的傀儡和盖印机器。
徐世昌从当选总统那天起,就十分机密地指使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、周自齐等联合新国会中的非安福系分子,组织另外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小集团,以对抗多数党的安福系。
按说,没等宣誓就职,就遭到吴佩孚等和南方诸将联合起来反对,应该会使徐世昌大为扫兴,其实不然。
首先,他是主和的,乐见南北方将领联合起来主和。其次,他当总统后要想有所作为,必须要对垄断北京政.府段系加以节制,正需要借用吴佩孚这样的力量。
吴佩孚反对他就任总统,是因为他这个总统是安福国会选出的,对他本人则给予了足够的尊重。而对于安福国会,他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。
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,徐世昌就任大总统,并发表宣言:
“世昌不敏,从政数十年矣,忧患余生,备经世变,近年闭户养拙,不复与闻时政。而当国势纠纷,群情隔阂之际,犹将竭其忠告,思所以匡持之。盖平日忧国之抱,不异时贤。惟不愿以衰老之年,再居政柄。耿耿此衷,当能共见。乃值改选总统之期,为国会一致推选。屡贡悃忱,固辞不获。念国人付托之重,责望之殷,已于本日依法就职。惟是事变纷纭,趋于极轨,我国民之所企望者,亦冀能解决时局,促进治平耳。而昌之所虑,不在弭乱之近功,而在经邦之本计。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,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。敢以至诚极恳之意,为我国民正告之。
“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,佥曰南北统一,求统一之方法,固宜尊重和平。和平所不能达。则不得不诉诸武力。乃溯其已往之迹,两者皆有困难。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,亦何至扰攘频年,重伤国脉?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,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,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。果使阋墙知悟,休养可期,民国前途,庶几有豸。否则息争弭乱,徒托空言,或虞诈之相寻,至兵戎之再见,邦人既有苦兵之叹,友邦且生厌乱之心,推原事变,必有尸其咎者。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。
“虽然,此第解决一时之大局耳,非根本立国之图也。立于世界而成国,必有特殊之性质,与其运用之机能。我国户口繁殖,而生计日即凋残;物产蕃滋,而工商仍居幼稚。是必适用民生主义,悉力扩张实业,乃为目前根本之计。盖欲使国家之长治,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。而欲国家渐跻富强,以与列邦相提挈,尤必使全国实业,日以发展。况地沃宜农,原料无虞不给,果能懋集财力,佐以外资,垦政普兴;工厂林立,课其优劣,加之牖导;更以国力所及,振兴教育,使国人渐有国家之观念,与夫科学之知能,则利用厚生,事半功倍,十年之后,必有可观。此立国要计,凡百有司,暨全国人民所应出全力以图之者。……
“内政之设施,尚可视国内之能力,以为缓急之序,其最有重要关系,而为世界所注目者,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。自欧战发生以来,我国已成合纵之势,参战义务所在,唯力是视,讵可因循。而战备边防,同时并举,兵力财力,实有未敷。因应稍疏,动关大局。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。欧战已将结束,世界大势当有变迁,姑无论他人之对我如何,而当此漩涡,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。逆料兵争既终,商战方始,东西片壤,殆必为企业者集目之地。我则民业未振,内政不修,长此因仍,势成坐困,其为危险,什百于今,故必有统治的实力,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,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,否则委蛇其间,一筹莫展,国基且殆,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?此国家存亡之关键,我全国之官吏商民,不可不深长思也。……昌一日在职,必本此以为推行,硁硁之性,始终以之,冀以刷新国政,振拔末俗。凡我国民,亟应共勉……。”
徐世昌这一就职宣言,明确宣告,“佥曰南北统一,求统一之方法,固宜尊重和平”。提出“物产蕃滋,而工商仍居幼稚。是必适用民生主义,悉力扩张实业,乃为目前根本之计。盖欲使国家之长治,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”的国策。
这些主张令人耳目一新,是很鼓舞人心的。
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,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,即请辞职,专任参战督办。国务总理由钱能训代理。
徐世昌深知段祺瑞是个何等专横之人。他更知道黎元洪和冯国璋这二位总统结局不好,归根结底是没有乖乖听段的话。他当然不肯当“阿斗”,要抗拒“诸葛亮”,“阿斗”有作为。
这需要实力,徐恰恰没有实力。他打出了两张牌,一个是拉曹坤吴佩孚,拉直系,一个是拉旧交通系和被段系边缘化了的研究系。
研究系在安福国会中已受尽压制。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后,对新交通系极为重用,对旧交通系则不理会。旧交通系、研究系对段都已无好感,徐拉拢这两系,可谓是一拍即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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