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05章 湘东反击战
自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,徐树铮就成为政坛宠儿。他也踌躇满志,以段阁后台自居。有人说当时的北京政.府,一切军国大计都在段手中,而段则一切取决于小徐,他简直是内阁中的内阁,总理下面的总理。
段祺瑞刚愎自用,也特固执,他对徐树铮的宠信,应该是他这种特质的另一种表现。小徐才气高但却不善于和别人合作,这便使他处于自我孤立的状态。就算他做正确的事,只是因为是他做的也大多会使人侧目,更何况很多时候他做的事是错的;特别是他得意的时候。因为,得志便猖狂,或许是人性的一个弱点。
所谓旁观者清,人们对别人的事,常常能看得很清楚,甚至很客观。但是,论到看自己可能就没那么客观了,这或许就是当事者迷。一个人能做到有自知之明,是相当难的,不仅需要宽阔的眼界,也就是站得高看得远,不仅需要很高的学识,同时也需要很好的人品,很高的道德水平。这样的人,世间就算有,也绝对不是徐树铮。可以说,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,这应该就是个人的局限性。要克服个人的局限性,就要对个人的任性进行限制和监督,就需要集体的智慧补充个人的不足。或许,这就是民主共和,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专制和个人独裁之处。
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不当行为,付出相应的代价,段的政治麻烦多数出在对小徐的过分宠信上。这一时期,小徐极力排斥直系,这是段所乐见的。可是,小徐此人是个喜吃独食的家伙,他受不了段系中有其他的红人,这最终也只能使段成为孤家寡人。
靳云鹏和小徐都是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,靳云鹏当了参陆办公处主任,小徐是不高兴的,于是便专门和靳作对。
靳开始想和小徐争高下,但无奈段祺瑞这个主子总是站在小徐一边,他一气之下请假不办公。小徐正求之不得,军事大权便落到他的手中。
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本是小徐推荐的,不知什么事办得让小徐不满意,小徐便处处找张的茬,张也只得辞职。
段的文武两大幕僚都和小徐闹翻,让人不解的是段却视而不见。也许在段看来,有小徐一人足矣。其实,段也不是个容人之人,但却能容一个飞扬跋扈的徐树铮。
有一句古话: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对段来说,则是成也小徐败也小徐,至于成败如何评说,就很难说了。
这时候,徐树铮又突发奇想看中了直隶督军的位置,想取而代之。他的如意算盘是升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,调湖北督军王占元为江苏督军,这样既解决了李纯,又把直隶督军的位置空开。
他以为曹锟由一省督军上升为两省的巡阅使,又仍掌一省督军,应该会心满意足的。不料这个消息传出后,惹来的却是曹锟“怒发冲冠”。
直隶督军是何等荣耀,曹锟认为这是明升暗降。
于是四月四日发电给北京政.府,请辞两湖宣抚使,在未获批准前先请假一个月,以便到信阳鸡公山养疴。
这是北洋军人惯用要胁手段,都知道这不是真的有病和请病假。
与曹锟的行动相呼应,前线总司令吴佩孚亦致电北京,称因所部作战疲劳,请将全军调回直隶休息。这是表示吴部随时可以撤军北返。
曹锟是主战派的第一号大将,吴部是湖南战场上的主力,这两个人打退堂鼓,段祺瑞武力平南的大业肯定功败垂成。
段祺瑞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后,这一次倒没有袒护小徐,而是急令他亲到到汉口向曹锟道歉,劝阻曹锟和吴佩孚。
段祺瑞三度组阁前,一切有利的情势都倾向于他,可是等他上台后,情况就两样了。皖系和主战派的军阀拥护他是自有打算的,希望因为作战而能分到日本的借款和军火,同时因为作战而各自可以截留国税,买马招兵。
奉军入关前劫夺了一批军火,段上台不久,第三批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又在塘沽被奉军劫收。
如果照第三期的北军对南作战计划,一个月打下湖南,三个月平定两广,至多半年内就可以完成全国武力统一。可是天下事就是那么不如人愿,在湖南作战的直军,于占领长沙后,借口饷械不敷,进兵缓慢。
段鉴于前方军事进行不如理想,而主战派内部又不和睦,乃决定自己“南巡”到汉口召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。
会议的目的是消除前方厌战情绪,振奋精神打仗。同时要消除内部的裂痕,尤其是直皖两系的裂痕,从而促成北洋派的大团结,以便部署对西南五省的全面进攻。
此时,北京的政治形势已成一面倒之势。新国会召集后,总统即将改选,今后段自己将是北洋派唯一的领袖,自然需要内部的大团结。
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南巡计划,全体阁员都加反对,他们的反对也是有理由的。不久之前冯国璋以总统之尊曾往“南巡”,使得人心惶惶,如今总理又要南巡,岂不更增政局的不安,加深了时局的复杂性。
段不顾阁员的反对,决定南巡,先发电给李纯、陈光远、张敬尧、张怀芝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。
四月二十日段由京汉铁路南行,二十一日经过郑州,河南督军赵倜登车随行。二十二日抵汉口,从循礼门下车,直奔刘园的曹锟司令部。
可是,段所召集的督军会议却异常冷落,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四个督军,没有一个前来汉口参加。
李纯和陈光远是主和的直系,心中有所顾忌,自然不敢赴会,而主战的张怀芝和张敬尧也托词“军情紧急”而不与会。
张怀芝不来是和曹锟有了隔阂。曹锟驻节汉口时,《顺天时报》说他曾在青楼中选到一位姨太太,张怀芝是曹锟把兄,就去电责曹不应“军中行乐”。曹大为光火,认为张根据“无稽之言”破坏他的名誉,从此便和张断绝往来。
张敬尧不敢离开长沙,是因他自知在湖南不受欢迎。吴佩孚有战功又有人缘,如果他离开长沙,吴佩孚可能会取他的督军位子,所以也不敢前赴汉口。
段觉得张怀芝是第二路军统帅,如不与会,汉口的督军会议势必流产。所以一定要张来,并命他接到电报立刻动身。
二十四日张怀芝到了汉口,段在曹锟和张怀芝之间作了合事佬,张向曹道歉了事。
段祺瑞在汉口主持的军事会议,参加者有曹锟、张怀芝、王占元、赵倜四个督军,徐树铮当然也参加。江苏、江西、湖南、安徽、山西、陕西、奉天督军则派代表出席。
段在会议上说明团结北洋派的重要性和贯彻对南作战方针的决定,然后提出第四期作战计划,发交有关各省按照计划执行。
关于总统问题,主战派内部存在不同的两种意见:
一种是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选举权,选举总统;一种主张迅速召集新国会以便如期进行总统的选举。
段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。
曹锟和王占元联合请求恢复陈光远的原官,撤销王汝贤、范国璋二人的处分,对冯玉祥不究既往。这样一来,就促使汉口的督军会议对直系的态度有了大的转变。
曹锟现在如日中天,段祺瑞此时自不敢冷落他。加之现在曹表示要对直系和好,也正符合段的北洋派大团结的心意。当他失意时,极力煽动皖、直对立,是为了拆冯国璋的台。现在他大权在握,自然要高唱团结。
为了真的表示对直系的合好,,段祺瑞电约倪嗣冲、卢永祥两人先到南京等候。
二十五日晚,段由汉口动身,乘楚材军舰东下二十六日在九江和陈光远见面。二十七日到南京和李纯见面。并且在李纯、倪嗣冲、卢永祥三人间做调合人。
二十七日晚由津浦路北返,二十八日回到北京。
联军自弃守岳陽、长沙后,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决定:湘桂粤联军全部退驻衡山、永州一线,“暂取守势”;商请川、滇、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,进取鄂西,以分敌势;桂粤两省集中全力进行讨龙济光作战,以肃清后方隐患。
这时,潭浩明已率桂军退到祁陽、宝庆地区,把湘军甩在湘潭、衡山一带。
湘军退守衡山等地后,程潜、赵恒惕、刘建藩、林修梅、林祖涵等举行紧急会议,决定依靠湘军自己的力量,对敌组织顽强抵抗,确保湘南。
他们分析认为,在南犯的三路北军中,中、右两路是主力,唯左路张怀芝所部系由四省军队凑合而成,指挥关系紊乱,战斗力较弱。如将该路敌军击破,则其余两路必不敢轻进。
于是决定以赵恒惕为湘东前线总指挥,刘建藩为总参谋,集中退到衡山一带的湘军一万一千余人,并联络退守安仁的马济所属粤军和李书城之援鄂军,共约二万人,对北军左路军实施反击。
程潜、林修梅、吴剑学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陽,阻击从正面进攻之敌。
北军左路军进展迟缓,在吴佩孚、张敬尧部进占长沙后,才由赣西进入湘东。
四月十五日,其先头部队施从滨师占攸县,不久,李传业之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,分别驻于攸县城外之马鞍山、桑田、小集、朱亭等地。
二十日,施从滨师第一、第二旅由攸县分别经马子坡、桑田继续南进,企图进据安仁,进而攻取永兴、郴县,尽快实现直指广东的作战计划。
根据敌军上述行动,赵恒惕等率部于四月二十日由萱洲渡湘江,秘密进入霞流市、吴集和青山冲地域,待机歼敌。
湘军拟由五个方向对正在行进中之施从滨师发起突然攻击:
驻安仁之马济率粤军自渌田经桑田出和尚坳、五里牌,攻攸县之南。
刘建藩所部由草市、杨林出马鞍山,经马子坡、皂角市攻攸县之西。
赵恒惕所部分成两路,一路出黄泥塘以配合刘建藩部出击,一路由毛陈桥攻敌之侧背。
李仲麟部攻小集,李书城部为总预备队。
四月二十一日,刘建藩率部首先深入到攸县与桑田之间的皂角市,与粤军一道,完成对施从滨师部队的合围。
双方激战两昼夜,施师损失大半,余部向茶陵逃窜。
四月二十三日,驻攸县之北军一部,向刘建藩部侧后迂回,适与赵恒惕所部出毛陈桥之部相遇,遭到迎头痛击,缩回攸县。
下午,湘军合力向攸县城发起总攻,守敌不支,分向醴陵、茶陵方向逃窜,湘军一举攻克攸县。这一仗,共毙敌千余名,俘敌数百名,夺获飞机两架。
四月二十四日,湘粤军分数路追击敌人。
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沿新市、黄土岭(今皇图岭)大道向醴陵攻进。
第一师第一旅由新市出贺家桥,作为策应。
马济粤军一部守攸县,一部进击茶陵。
李仲麟部攻克小集后,即会合李书城部反击朱亭之敌,尔后向渌口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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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祺瑞刚愎自用,也特固执,他对徐树铮的宠信,应该是他这种特质的另一种表现。小徐才气高但却不善于和别人合作,这便使他处于自我孤立的状态。就算他做正确的事,只是因为是他做的也大多会使人侧目,更何况很多时候他做的事是错的;特别是他得意的时候。因为,得志便猖狂,或许是人性的一个弱点。
所谓旁观者清,人们对别人的事,常常能看得很清楚,甚至很客观。但是,论到看自己可能就没那么客观了,这或许就是当事者迷。一个人能做到有自知之明,是相当难的,不仅需要宽阔的眼界,也就是站得高看得远,不仅需要很高的学识,同时也需要很好的人品,很高的道德水平。这样的人,世间就算有,也绝对不是徐树铮。可以说,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,这应该就是个人的局限性。要克服个人的局限性,就要对个人的任性进行限制和监督,就需要集体的智慧补充个人的不足。或许,这就是民主共和,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专制和个人独裁之处。
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不当行为,付出相应的代价,段的政治麻烦多数出在对小徐的过分宠信上。这一时期,小徐极力排斥直系,这是段所乐见的。可是,小徐此人是个喜吃独食的家伙,他受不了段系中有其他的红人,这最终也只能使段成为孤家寡人。
靳云鹏和小徐都是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,靳云鹏当了参陆办公处主任,小徐是不高兴的,于是便专门和靳作对。
靳开始想和小徐争高下,但无奈段祺瑞这个主子总是站在小徐一边,他一气之下请假不办公。小徐正求之不得,军事大权便落到他的手中。
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本是小徐推荐的,不知什么事办得让小徐不满意,小徐便处处找张的茬,张也只得辞职。
段的文武两大幕僚都和小徐闹翻,让人不解的是段却视而不见。也许在段看来,有小徐一人足矣。其实,段也不是个容人之人,但却能容一个飞扬跋扈的徐树铮。
有一句古话: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对段来说,则是成也小徐败也小徐,至于成败如何评说,就很难说了。
这时候,徐树铮又突发奇想看中了直隶督军的位置,想取而代之。他的如意算盘是升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,调湖北督军王占元为江苏督军,这样既解决了李纯,又把直隶督军的位置空开。
他以为曹锟由一省督军上升为两省的巡阅使,又仍掌一省督军,应该会心满意足的。不料这个消息传出后,惹来的却是曹锟“怒发冲冠”。
直隶督军是何等荣耀,曹锟认为这是明升暗降。
于是四月四日发电给北京政.府,请辞两湖宣抚使,在未获批准前先请假一个月,以便到信阳鸡公山养疴。
这是北洋军人惯用要胁手段,都知道这不是真的有病和请病假。
与曹锟的行动相呼应,前线总司令吴佩孚亦致电北京,称因所部作战疲劳,请将全军调回直隶休息。这是表示吴部随时可以撤军北返。
曹锟是主战派的第一号大将,吴部是湖南战场上的主力,这两个人打退堂鼓,段祺瑞武力平南的大业肯定功败垂成。
段祺瑞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后,这一次倒没有袒护小徐,而是急令他亲到到汉口向曹锟道歉,劝阻曹锟和吴佩孚。
段祺瑞三度组阁前,一切有利的情势都倾向于他,可是等他上台后,情况就两样了。皖系和主战派的军阀拥护他是自有打算的,希望因为作战而能分到日本的借款和军火,同时因为作战而各自可以截留国税,买马招兵。
奉军入关前劫夺了一批军火,段上台不久,第三批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又在塘沽被奉军劫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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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鉴于前方军事进行不如理想,而主战派内部又不和睦,乃决定自己“南巡”到汉口召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。
会议的目的是消除前方厌战情绪,振奋精神打仗。同时要消除内部的裂痕,尤其是直皖两系的裂痕,从而促成北洋派的大团结,以便部署对西南五省的全面进攻。
此时,北京的政治形势已成一面倒之势。新国会召集后,总统即将改选,今后段自己将是北洋派唯一的领袖,自然需要内部的大团结。
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南巡计划,全体阁员都加反对,他们的反对也是有理由的。不久之前冯国璋以总统之尊曾往“南巡”,使得人心惶惶,如今总理又要南巡,岂不更增政局的不安,加深了时局的复杂性。
段不顾阁员的反对,决定南巡,先发电给李纯、陈光远、张敬尧、张怀芝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。
四月二十日段由京汉铁路南行,二十一日经过郑州,河南督军赵倜登车随行。二十二日抵汉口,从循礼门下车,直奔刘园的曹锟司令部。
可是,段所召集的督军会议却异常冷落,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四个督军,没有一个前来汉口参加。
李纯和陈光远是主和的直系,心中有所顾忌,自然不敢赴会,而主战的张怀芝和张敬尧也托词“军情紧急”而不与会。
张怀芝不来是和曹锟有了隔阂。曹锟驻节汉口时,《顺天时报》说他曾在青楼中选到一位姨太太,张怀芝是曹锟把兄,就去电责曹不应“军中行乐”。曹大为光火,认为张根据“无稽之言”破坏他的名誉,从此便和张断绝往来。
张敬尧不敢离开长沙,是因他自知在湖南不受欢迎。吴佩孚有战功又有人缘,如果他离开长沙,吴佩孚可能会取他的督军位子,所以也不敢前赴汉口。
段觉得张怀芝是第二路军统帅,如不与会,汉口的督军会议势必流产。所以一定要张来,并命他接到电报立刻动身。
二十四日张怀芝到了汉口,段在曹锟和张怀芝之间作了合事佬,张向曹道歉了事。
段祺瑞在汉口主持的军事会议,参加者有曹锟、张怀芝、王占元、赵倜四个督军,徐树铮当然也参加。江苏、江西、湖南、安徽、山西、陕西、奉天督军则派代表出席。
段在会议上说明团结北洋派的重要性和贯彻对南作战方针的决定,然后提出第四期作战计划,发交有关各省按照计划执行。
关于总统问题,主战派内部存在不同的两种意见:
一种是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选举权,选举总统;一种主张迅速召集新国会以便如期进行总统的选举。
段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。
曹锟和王占元联合请求恢复陈光远的原官,撤销王汝贤、范国璋二人的处分,对冯玉祥不究既往。这样一来,就促使汉口的督军会议对直系的态度有了大的转变。
曹锟现在如日中天,段祺瑞此时自不敢冷落他。加之现在曹表示要对直系和好,也正符合段的北洋派大团结的心意。当他失意时,极力煽动皖、直对立,是为了拆冯国璋的台。现在他大权在握,自然要高唱团结。
为了真的表示对直系的合好,,段祺瑞电约倪嗣冲、卢永祥两人先到南京等候。
二十五日晚,段由汉口动身,乘楚材军舰东下二十六日在九江和陈光远见面。二十七日到南京和李纯见面。并且在李纯、倪嗣冲、卢永祥三人间做调合人。
二十七日晚由津浦路北返,二十八日回到北京。
联军自弃守岳陽、长沙后,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决定:湘桂粤联军全部退驻衡山、永州一线,“暂取守势”;商请川、滇、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,进取鄂西,以分敌势;桂粤两省集中全力进行讨龙济光作战,以肃清后方隐患。
这时,潭浩明已率桂军退到祁陽、宝庆地区,把湘军甩在湘潭、衡山一带。
湘军退守衡山等地后,程潜、赵恒惕、刘建藩、林修梅、林祖涵等举行紧急会议,决定依靠湘军自己的力量,对敌组织顽强抵抗,确保湘南。
他们分析认为,在南犯的三路北军中,中、右两路是主力,唯左路张怀芝所部系由四省军队凑合而成,指挥关系紊乱,战斗力较弱。如将该路敌军击破,则其余两路必不敢轻进。
于是决定以赵恒惕为湘东前线总指挥,刘建藩为总参谋,集中退到衡山一带的湘军一万一千余人,并联络退守安仁的马济所属粤军和李书城之援鄂军,共约二万人,对北军左路军实施反击。
程潜、林修梅、吴剑学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陽,阻击从正面进攻之敌。
北军左路军进展迟缓,在吴佩孚、张敬尧部进占长沙后,才由赣西进入湘东。
四月十五日,其先头部队施从滨师占攸县,不久,李传业之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,分别驻于攸县城外之马鞍山、桑田、小集、朱亭等地。
二十日,施从滨师第一、第二旅由攸县分别经马子坡、桑田继续南进,企图进据安仁,进而攻取永兴、郴县,尽快实现直指广东的作战计划。
根据敌军上述行动,赵恒惕等率部于四月二十日由萱洲渡湘江,秘密进入霞流市、吴集和青山冲地域,待机歼敌。
湘军拟由五个方向对正在行进中之施从滨师发起突然攻击:
驻安仁之马济率粤军自渌田经桑田出和尚坳、五里牌,攻攸县之南。
刘建藩所部由草市、杨林出马鞍山,经马子坡、皂角市攻攸县之西。
赵恒惕所部分成两路,一路出黄泥塘以配合刘建藩部出击,一路由毛陈桥攻敌之侧背。
李仲麟部攻小集,李书城部为总预备队。
四月二十一日,刘建藩率部首先深入到攸县与桑田之间的皂角市,与粤军一道,完成对施从滨师部队的合围。
双方激战两昼夜,施师损失大半,余部向茶陵逃窜。
四月二十三日,驻攸县之北军一部,向刘建藩部侧后迂回,适与赵恒惕所部出毛陈桥之部相遇,遭到迎头痛击,缩回攸县。
下午,湘军合力向攸县城发起总攻,守敌不支,分向醴陵、茶陵方向逃窜,湘军一举攻克攸县。这一仗,共毙敌千余名,俘敌数百名,夺获飞机两架。
四月二十四日,湘粤军分数路追击敌人。
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沿新市、黄土岭(今皇图岭)大道向醴陵攻进。
第一师第一旅由新市出贺家桥,作为策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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