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0章 国旗国都之争
黎元洪不仅提出问题,也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。他指出,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军人干政的问题,必须地出路在于军民分治。
他一片赤诚地表示:“元洪不才,当先率鄂中军界为天下倡。”
袁世凯是小站练兵起家的,没有能征善战的北洋军,袁世凯能有今天吗?毫无疑问,袁世凯是凭军事实力柄权的最大受益者。但有意思的是,恰恰是袁世凯,极力支持黎元洪关于军民分治的动议。承诺“参议院开,即当首提此案”。
袁世凯所以这样,还真不是故作姿态,原因很简单,身份和地位变了,他现在正为各地的革命党人拥兵自重闹心呢!
但是,黎元洪关于军民分治的意见,遭到同盟会都督李烈均、谭延闿、胡汉民、柏文蔚等人的坚决反对和抵制。
因为武昌首义后,各地建立的都是军政.府,这些人是靠枪杆子取得政权,是即不想放下手里的军权,又怕失去行政权。其他各省也多多少少有这一类的想法。
由于遭到大家的反对,黎元洪的这个利国利民的想法,还没实行就“胎死腹中”。
谁人多枪多谁说了算,谁实力强谁有理,在以后的很多年里,国家和百姓是饱受了军阀混战和战乱之苦。
回过头来,想到黎元洪说过的话,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。
只是,想法是好的,现实是骨感的,只是,从靠实力打天下坐天下,到靠民主法制立国,是需要走很长的路的。不过,就是在当时,黎元洪的这些可贵的想法,也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共鸣,从而使得黎元洪更加获得好名声。
当时的人们,有“孙(孙中山)黄(黄兴)袁(袁世凯)黎(黎元洪)”为开国四杰的说法。黎元洪虽排在最后,但好像名头反而更响,更受尊重,大家都把他视作“忠厚长者”,是一个稳健可靠之人。
黎元洪听到这些说法后,诚惶诚恐,多次谦虚地表白:“沈机默运,智勇深沉,洪不如袁项城(袁世凯);明测事机,襟怀恬旷,洪不如孙中山;坚苦卓绝,一意孤行,洪不如黄善化(黄兴)。”
章太炎老先生,对黎元洪尤其偏爱。
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,他到武汉观光,面见了几次黎元洪,黎元洪留给他的印象极佳。那个时候,黎元洪已经当了半年的副总统。
章老先生回北京后,在《新纪元报》上发表这次武昌之行的观感。
文章写道:“黎公(黎元洪)年四十九,体干肥硕,言词简明。秘书、参议衣服不华,每日至黎公座次关白文件,一席之间八九人,皆执连柄蒲葵扇,黎公亦时握焉。其穿着西装制服,以粗夏布为之。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,皆月支薪二十元。”
起义前,黎元洪月薪五百元,是当大都督和副总统薪金的二十五倍。
章太炎有个外号,叫“民国祢衡”。因为他谁都敢骂,被誉为三国时击鼓骂曹的祢衡。民国的诸名流,几乎都挨过章老先生的骂,唯一一个被他一直称颂的人,便是黎元洪。
新型国家建立,国家体制为“民主共和”,国号为“中华民国”,大家的认识是统一的。但是,在国旗和国都地点上分歧很大。
清廷如果有国旗的话,就是所谓的龙旗。三角形,黄底龙饰,也称为黄龙旗。
一八九五年,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时陆皓东做了面旗帜,叫作“青天白日旗”,寓意光明正大,自由平等。
陆皓东(1868年9月30日—1895年11月7日),本名陆中桂,字献香,号皓东,广东广州府香山县翠微乡人(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)。
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乡、幼年的同学。一八八六年,陆皓东赴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,二十三岁毕业后先后任上海电报局译报员、芜湖电报局领班等。
一八九三年,陆皓东与尢烈、郑士良、程奎光、程壁光等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召开的会议,酝酿创立革命组织——兴中会。一八九五年他协助孙中山在香.港成立兴中会总部,并决定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。
他亲手绘制青天白日旗,作为起义旗帜,为掩护革命党人不幸被捕。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,宁死不屈,当庭奋笔疾书,痛斥清政.府腐败、投降卖国。
豪言道:“今事虽不成,此心甚慰,但一我可杀,而继我而起者,不可尽杀!”
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七日英勇就义。
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“中国有史以来,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”。
同盟会成立后,曾专门讨论过将来的国旗问题,孙中山主张用陆皓东设计的“青天白日”旗。
武昌起义,湖北革命党人打出了“铁血十八星旗”。红底黒星,红色代表血,黒色代表铁,十八颗星代表当时的十八个省。意思是用铁与血的精神,解放全中国。
后来上海方面打出了五色旗。有五种颜色組成,五种颜色代表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大民族。当时,人们还不知道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。讲五大民族,广义就是所有民族,是讲民族的大团结,没有只认这五个民族,而排斥别的民族的意思。
随着武昌首义后各省的纷纷光复,因为没有统一的旗帜,大家打出的旗帜五花八门。
为了寻求统一,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,武昌方面电请南京政.府统一国旗。代行参议院职权的各省代表会,对国旗式样进行了讨论。
江苏代表主张用五色旗,湖北代表坚持用铁血十八星旗,福建代表则提出青天白日旗最好。
大家争论不休,又各坚持己见,最后进行表决,多数人的意见是用五色旗。
那个时候,不少人还很狭隘地把反满的口号挂在嘴上,参议院多数人推出五色旗,重视民族团结和平等,这是很了不起的。
由于湖北的代表在决议做出后,仍然坚持使用铁血十八旗,受湖北影响,福建也不放弃自己的意见。参议院为平衡兼顾,在决定五色旗为国旗后,决定铁血十八旗为陆军军旗,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。
孙中山更青睐青天白日旗,认为以五色旗做为国旗而觉得“未免失体”,同时也指出用颜色代表民族,取义也不够确切。请参议院对国旗决议进行复议,但遭至参议院的拒绝。
孙中山尽管不愿意,但受限于《中华民国組织大纲》的约束,只能按参议院的决议执行。
五色旗一直用到一九二八年,北洋政权的覆灭。国民党取得政权后,把青天白日旗确定为国旗。
关于定都之地,不但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,各揣心腹事,参议院议员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。
有人主张定都北京,有人认为南京是最佳之地,湖北方面则认为武汉的地理位置在国之中部,是国都的最好选择。
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投票表决,结果北京获二十票,南京获五票,武昌获二票,天津获一票。
这结果和南方革命党几个领袖人物的意见相左,孙中山、黄兴大为震怒。他们召集议员中的同盟会员开会,统一立场。
第二天,孙中山依法要求对国都地点进行复议。
黄兴亲赴现场,对议员进行威胁,下令翻案,威胁:“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,縛所有同盟会员。”
看来,即便黄兴这样的民主共和的斗士,当民主的结果不遂其心意时,也会对民主兴讨伐之师,也会把民主当成负担。
经吴玉章等人在底下反复疏通,最后以十九票赞成,十七票反对,勉强通过了定都南京的提案。
吴玉章(1878年12月30日-1966年12月12日),原名永珊,字树人,四川荣县人;杰出的革命家、教育家、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、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。
他先后在成都尊经书院、泸州川南经纬学堂和日本、法国的学校读书。先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拥护者和宣传者,后加入同盟会。积极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和和辛亥革命。
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过南昌起义,派往过苏联、法国和西欧工作,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等。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与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国共.产.党著名的“延安五老”。
在南北方就定都南京和北京僵持不下时,黎元洪曾趁机提出建都武昌的主张,试图走第三条道路。
二月二十四日,湖北临时议院通过“以武昌为首都”的决议。
二十六日,《民生日报》发表了民社的通电:“建都问题,京不宜南已成舆论。参议院附和政.府少数人之私见,率定南京为临时政.府地点。既昧大势,复拂舆情,以吾党所绝对不可赞同者。际南北纷争之日,新旧暗斗之时……折中制定,莫若武昌……既涂除北京旧染之污,亦免蹈建业偏安之日。”
关于定都,黎元洪与湖北方面的意见是,坚决反对南京,北京可以商量,武昌最好。但黎元洪和湖北方面的意见,几乎没有响应者。于是,黎元洪又退了一步,提出国都先设北京,等条件成熟了再迁武昌。
在二月二十七日,黎元洪致电孙中山和参议院,指责他们坚持定都南京是“胶执成见”,指出武昌“居中驭远”,地势险要,交通便捷,能控制全国枢纽,最适合为国都的理由,最后提出鉴于赞成北京者日多,可暂以北京为权益之地,先在北京建立临时政.府,同时,“开辟武汉,建筑新都”,新都建成后即可迁移。
后来,北京发生了兵变,黎元洪敏锐的意识到,定都北京已经是不可逆转,遂通电全国:“顷闻京、津乱党操戈,首难虽平,余孽未清,祸变之来,将未有艾……时机万分危迫。舍南京不至乱,舍北京必至亡,……”和坐镇北京的袁世凯遥相呼应。
由此,民国初建时的国都之争,也就落下帷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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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一片赤诚地表示:“元洪不才,当先率鄂中军界为天下倡。”
袁世凯是小站练兵起家的,没有能征善战的北洋军,袁世凯能有今天吗?毫无疑问,袁世凯是凭军事实力柄权的最大受益者。但有意思的是,恰恰是袁世凯,极力支持黎元洪关于军民分治的动议。承诺“参议院开,即当首提此案”。
袁世凯所以这样,还真不是故作姿态,原因很简单,身份和地位变了,他现在正为各地的革命党人拥兵自重闹心呢!
但是,黎元洪关于军民分治的意见,遭到同盟会都督李烈均、谭延闿、胡汉民、柏文蔚等人的坚决反对和抵制。
因为武昌首义后,各地建立的都是军政.府,这些人是靠枪杆子取得政权,是即不想放下手里的军权,又怕失去行政权。其他各省也多多少少有这一类的想法。
由于遭到大家的反对,黎元洪的这个利国利民的想法,还没实行就“胎死腹中”。
谁人多枪多谁说了算,谁实力强谁有理,在以后的很多年里,国家和百姓是饱受了军阀混战和战乱之苦。
回过头来,想到黎元洪说过的话,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。
只是,想法是好的,现实是骨感的,只是,从靠实力打天下坐天下,到靠民主法制立国,是需要走很长的路的。不过,就是在当时,黎元洪的这些可贵的想法,也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共鸣,从而使得黎元洪更加获得好名声。
当时的人们,有“孙(孙中山)黄(黄兴)袁(袁世凯)黎(黎元洪)”为开国四杰的说法。黎元洪虽排在最后,但好像名头反而更响,更受尊重,大家都把他视作“忠厚长者”,是一个稳健可靠之人。
黎元洪听到这些说法后,诚惶诚恐,多次谦虚地表白:“沈机默运,智勇深沉,洪不如袁项城(袁世凯);明测事机,襟怀恬旷,洪不如孙中山;坚苦卓绝,一意孤行,洪不如黄善化(黄兴)。”
章太炎老先生,对黎元洪尤其偏爱。
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,他到武汉观光,面见了几次黎元洪,黎元洪留给他的印象极佳。那个时候,黎元洪已经当了半年的副总统。
章老先生回北京后,在《新纪元报》上发表这次武昌之行的观感。
文章写道:“黎公(黎元洪)年四十九,体干肥硕,言词简明。秘书、参议衣服不华,每日至黎公座次关白文件,一席之间八九人,皆执连柄蒲葵扇,黎公亦时握焉。其穿着西装制服,以粗夏布为之。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,皆月支薪二十元。”
起义前,黎元洪月薪五百元,是当大都督和副总统薪金的二十五倍。
章太炎有个外号,叫“民国祢衡”。因为他谁都敢骂,被誉为三国时击鼓骂曹的祢衡。民国的诸名流,几乎都挨过章老先生的骂,唯一一个被他一直称颂的人,便是黎元洪。
新型国家建立,国家体制为“民主共和”,国号为“中华民国”,大家的认识是统一的。但是,在国旗和国都地点上分歧很大。
清廷如果有国旗的话,就是所谓的龙旗。三角形,黄底龙饰,也称为黄龙旗。
一八九五年,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时陆皓东做了面旗帜,叫作“青天白日旗”,寓意光明正大,自由平等。
陆皓东(1868年9月30日—1895年11月7日),本名陆中桂,字献香,号皓东,广东广州府香山县翠微乡人(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)。
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乡、幼年的同学。一八八六年,陆皓东赴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,二十三岁毕业后先后任上海电报局译报员、芜湖电报局领班等。
一八九三年,陆皓东与尢烈、郑士良、程奎光、程壁光等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召开的会议,酝酿创立革命组织——兴中会。一八九五年他协助孙中山在香.港成立兴中会总部,并决定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。
他亲手绘制青天白日旗,作为起义旗帜,为掩护革命党人不幸被捕。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,宁死不屈,当庭奋笔疾书,痛斥清政.府腐败、投降卖国。
豪言道:“今事虽不成,此心甚慰,但一我可杀,而继我而起者,不可尽杀!”
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七日英勇就义。
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“中国有史以来,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”。
同盟会成立后,曾专门讨论过将来的国旗问题,孙中山主张用陆皓东设计的“青天白日”旗。
武昌起义,湖北革命党人打出了“铁血十八星旗”。红底黒星,红色代表血,黒色代表铁,十八颗星代表当时的十八个省。意思是用铁与血的精神,解放全中国。
后来上海方面打出了五色旗。有五种颜色組成,五种颜色代表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大民族。当时,人们还不知道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。讲五大民族,广义就是所有民族,是讲民族的大团结,没有只认这五个民族,而排斥别的民族的意思。
随着武昌首义后各省的纷纷光复,因为没有统一的旗帜,大家打出的旗帜五花八门。
为了寻求统一,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,武昌方面电请南京政.府统一国旗。代行参议院职权的各省代表会,对国旗式样进行了讨论。
江苏代表主张用五色旗,湖北代表坚持用铁血十八星旗,福建代表则提出青天白日旗最好。
大家争论不休,又各坚持己见,最后进行表决,多数人的意见是用五色旗。
那个时候,不少人还很狭隘地把反满的口号挂在嘴上,参议院多数人推出五色旗,重视民族团结和平等,这是很了不起的。
由于湖北的代表在决议做出后,仍然坚持使用铁血十八旗,受湖北影响,福建也不放弃自己的意见。参议院为平衡兼顾,在决定五色旗为国旗后,决定铁血十八旗为陆军军旗,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。
孙中山更青睐青天白日旗,认为以五色旗做为国旗而觉得“未免失体”,同时也指出用颜色代表民族,取义也不够确切。请参议院对国旗决议进行复议,但遭至参议院的拒绝。
孙中山尽管不愿意,但受限于《中华民国組织大纲》的约束,只能按参议院的决议执行。
五色旗一直用到一九二八年,北洋政权的覆灭。国民党取得政权后,把青天白日旗确定为国旗。
关于定都之地,不但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,各揣心腹事,参议院议员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。
有人主张定都北京,有人认为南京是最佳之地,湖北方面则认为武汉的地理位置在国之中部,是国都的最好选择。
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投票表决,结果北京获二十票,南京获五票,武昌获二票,天津获一票。
这结果和南方革命党几个领袖人物的意见相左,孙中山、黄兴大为震怒。他们召集议员中的同盟会员开会,统一立场。
第二天,孙中山依法要求对国都地点进行复议。
黄兴亲赴现场,对议员进行威胁,下令翻案,威胁:“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,縛所有同盟会员。”
看来,即便黄兴这样的民主共和的斗士,当民主的结果不遂其心意时,也会对民主兴讨伐之师,也会把民主当成负担。
经吴玉章等人在底下反复疏通,最后以十九票赞成,十七票反对,勉强通过了定都南京的提案。
吴玉章(1878年12月30日-1966年12月12日),原名永珊,字树人,四川荣县人;杰出的革命家、教育家、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、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。
他先后在成都尊经书院、泸州川南经纬学堂和日本、法国的学校读书。先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拥护者和宣传者,后加入同盟会。积极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和和辛亥革命。
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过南昌起义,派往过苏联、法国和西欧工作,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等。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与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谢觉哉一起被誉为中国共.产.党著名的“延安五老”。
在南北方就定都南京和北京僵持不下时,黎元洪曾趁机提出建都武昌的主张,试图走第三条道路。
二月二十四日,湖北临时议院通过“以武昌为首都”的决议。
二十六日,《民生日报》发表了民社的通电:“建都问题,京不宜南已成舆论。参议院附和政.府少数人之私见,率定南京为临时政.府地点。既昧大势,复拂舆情,以吾党所绝对不可赞同者。际南北纷争之日,新旧暗斗之时……折中制定,莫若武昌……既涂除北京旧染之污,亦免蹈建业偏安之日。”
关于定都,黎元洪与湖北方面的意见是,坚决反对南京,北京可以商量,武昌最好。但黎元洪和湖北方面的意见,几乎没有响应者。于是,黎元洪又退了一步,提出国都先设北京,等条件成熟了再迁武昌。
在二月二十七日,黎元洪致电孙中山和参议院,指责他们坚持定都南京是“胶执成见”,指出武昌“居中驭远”,地势险要,交通便捷,能控制全国枢纽,最适合为国都的理由,最后提出鉴于赞成北京者日多,可暂以北京为权益之地,先在北京建立临时政.府,同时,“开辟武汉,建筑新都”,新都建成后即可迁移。
后来,北京发生了兵变,黎元洪敏锐的意识到,定都北京已经是不可逆转,遂通电全国:“顷闻京、津乱党操戈,首难虽平,余孽未清,祸变之来,将未有艾……时机万分危迫。舍南京不至乱,舍北京必至亡,……”和坐镇北京的袁世凯遥相呼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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