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6章 袁世凯如愿以偿
国.务.院在民国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国会的答复书如下:
“……依《约法》第十九条暨《国会组织法》第十四条之规定,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,非议员职权之一,其义甚明,故质问之行使,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,虽不必由院议公决,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,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,均于议院有《国会组织法》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,得以开议时,由议长以开议日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,此执行《国会组织法》暨《议院法》之通例,实为两院所现行,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,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。
“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,不能开会,前议院所有之质问权,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,而不能提出。……
“查两院议长,业于十一月十三日,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,不能开会,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,停发议事日程等语,通告有案。此次质问书之提出,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,既已停发议事日程,何能提出质问书?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,系发生于两院现有议员之谈话会,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,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,实为《约法》、《国会组织法》、《议院法》规定所未特许。
“政.府为尊重国会起见,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,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,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。惟查各该质问书,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,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,不无所疑,不能不略为说明,以免误会。
“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,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,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,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;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,系属变出非常,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,即各国亦无此先例,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,为拯溺救焚之计,是非心迹,昭然天壤,事关国家治.乱,何能执常例以相绳!所以令下之日,据东南各省都督、民政长来电,均谓市民欢呼,额手相庆。
“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,人心骚动,系属危言耸听,殊乖实情。且现已由内务总长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划一办法,令行各省依法办理;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,尤属因误滋疑。总之,前奉大总统命令,业已郑重声明,务使我.庄.严.神.圣之国会,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,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,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。
“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,怀疑之点,当然释然。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,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。”
对议员们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,着力否认议员们有质问权,对袁世凯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,让这个“第一流人才内阁”更加名誉扫地。
袁世凯当然不想恢复国会,又不想独担解散国会的恶名,就想到了召开政.治.会.议来解决问题。
政.治.会.议原是袁世凯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,性质有点非驴非马,可是在袁世凯决心扼杀了国会后,政.治.会.议就派了用场。
政.治.会.议的组成,是由总统派十人,国.务.院派四人,各部每部派一人,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。
袁世凯所派的是:李经羲、梁敦彦、樊增祥、蔡锷、宝熙、杨度、赵惟熙、饶汉祥、杨士琦、马良。
最初,袁世凯拟指定杨度为政.治.会.议议长,顾鳌为秘书长,不料正要发表时,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。
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,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。袁世凯自己出身督抚,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。所以李经羲一到北京,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.治.会.议议长的命令收回,改派李经羲为议长。
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五日,政.治.会.议议员六十九人,在新华门集合,由内阁总.理熊希龄、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怀仁堂,恭谒袁大总统。
当天下午,政.治.会.议就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。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,把政.治.会.议的性质加以描述。
他说:“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,而未到法治时期……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,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,有同意之权,而实行之权则在政.府。……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,不存丝毫政见,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,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。”
这时,国会已无开会可能,于是,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,要求以政.治.会.议替代国会。接着,袁世凯授意十九省军民长官联名,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。
该通电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:国会开会七阅月,毫无成绩,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。
袁根据上面两电,咨询政.治.会.议取决可否,以便实行。同时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,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。
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,自身不能行使职权,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,乃国会一搁再置,所以现在提交政.治.会.议来讨论。
十二月二十九日,政.治.会.议举行第一次会议,讨论“救国大计案”,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靦然以立法机关自居,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。
最后决定成立十五人审查会,推蔡锷为审查长,孙毓筠等为审查员,交由审查会去讨论。
民国三年一月二日,十五人审查会开会,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,不容易做出文章来。但又不能交白卷,因此建议政.府,对增修约法问题,另设“制法机关”进行讨论。至于解散国会问题,决议建议政。府,国会议员应即停职,给资与否由政.府自决,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。
元月十日,政.治.会.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,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。
同日,袁根据政.治.会.议的第二个法案,下令解散国会。这样,袁世凯搞垮国会的愿望,终于达成了。
民国的第一届国会,从成立到被袁世凯解散,时间虽然不是很长,但是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浓一笔。特别是在为维护共和所进行的努力和抗争,可以说是写下了可歌又可泣的篇章。
虽然,这第一届国会,从代表的产生,到两会的议事和运行,曾经饱受争议和指责。
有文章这样记述第一届国会选举情况;
“一九一二年十二月,全国各省区开始了第一届正式国会选举。按照此前公布的《国会组织法》和《议员选举法》,正式国会由参议院、众议院两院组成,其中参议员由各省议会议员选出,共二百七十四人,众议员由各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,共五百九十六人。
“不过,并非人人都有资格投票,“资格选民”首先必须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性,然后要至少满足每年直接纳税2元以上、有500元以上不动产、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三个条件之一。这样筛选后,全国“资格选民”只占4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,最终的实际投票率也只有十分之一,即400万人。但如此大规模的选举,对于当时的中国无疑仍是个新鲜事物。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,“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,但八成是不识字的文盲,另外二成虽或多或少认得字,但他们也不知啥叫民主,啥叫选举。”这就难怪当年选举中的怪现象比比皆是。
“早年加入同盟会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,自十八岁就离开家乡外出读书,选举时人在上海,却当选了家乡陕西省朝邑县的初选议员。回去打听了才知道,原来朝邑竟像办差一样“办”起了选举,当地设了一个选举事务所,请来各乡绅士帮忙,这些绅士的实际任务有二:第一,决定各乡应当当选的人名单;第二,为“应当”当选的人按法定票数抄写选票。张奚若就这样毫不知情地被“选”为初选议员。
“而在江苏南通,《民立报》记者遇到了一位拖着辫子的乡人前来投票,简单问答,不禁啼笑皆非。原来,前几日有人送投票证到他家里,他还以为名为投票,实则要钱,顿时惶恐,生怕不去会惹来祸端,这才赶紧带着投票证和现钱赶到投票现场。
“江苏算是当时中国相对开放的省份,“资格选民”尚且如此。可想而知,在全国范围的四千万“资格选民”中,这样的糊涂选民恐怕不在少数。
“不过,乡人糊涂,热心选举的各党派人士可一点都不含糊。当时国内政党林立,其中最大的两个党派是同盟会联合多党成立的国民党,以及由来源于清末立宪派的共和党、统一党、民主党合并成的相对亲袁的进步党。……
“无论国民党、进步党,最基本的选举手段当然是竞选演说。江苏共和党众议员王绍鏊回忆,竞选演说多在茶馆或其他公开场合进行,“竞选者带着一些人,一面敲锣,一面高声叫喊,××党×××来发表竞选演说了,欢迎大家来听呀!听众聚集后,就开始演说……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。”对于识字不多者,公开的竞选方法则是开设私塾教选民写候选人姓名,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带入选举场内摹写等。
“演说也罢,开私塾、印名片也好,多少还有点公平竞争的氛围,但一些暗中进行的活动却着实乱象丛生。
“有偷选票者,江苏淮安清河县众议员初选,一候选人为确保当选,竟然偷去马头镇选票四百张,填写自己的名字;
“有买选票者,用酒饭、面点、火车票、金钱甚至鸦片,不一而足;
“有选票卖价太低而懊恼者,苏州复选选票价格相当波动,特别是到最后几日期限,只差数票的竞选人不惜重金收买,使得票价猛升,共和党出价达到三百元甚至更高,以至于许多已经廉价卖出选票的人懊悔不已;
“还有因选举发财者,民初商业萧条,但在国会选举的带动下,选举投票所在地的旅馆爆满,饭店整日高朋满座,妓院房间都被早早预订,各自发了一笔“选举财”。
“更有甚者,投票现场直接上演“高手对打”的闹剧,江苏无锡的省议员选举分了十个投票站,由于政党相争,暴徒起哄,竟有七处投票站被毁,管理人员被殴,投票箱被砸……
“国会议员选举的过程一团混乱,用尽了合法的、非法的手段,有人明白,有人糊涂,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……到了一九一三年三月,总算有了各政党都承认的选举结果。”
联系到民国初建时的国民素质和人们的民主意识水平,以上的描写应该是可信的。
但是,不管选举过程有多少问题,但第一届国会却把很多的优秀分子集合到了自己的旗帜下,这不能不是个奇迹。
而第一届国会在履职方面,也存在诸多的问题。比如,第一届国会做出的第一个决议,竟是给议员定下了天价的工资。有人因此而讽刺他们不是代表国民,而是个人利益的代表者。
公权力来自民众,自当用于民众。如果一个持有公权力的人,首先盘算的是用公权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,无疑是对公权力的滥用,也是公权力的腐败。国会议员近八百人,号称八百罗汉。这八百罗汉的高薪,对财政拮据的袁世凯政.府,无疑是极重的负担。袁世凯所以很痛快的照单全收,显然没作长久打算。
而无论这第一届国会有多少问题和不足,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努力和勇于履行职务。
当然,国会和议员们能够敢于对行政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,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,还是有一定的民主氛围的,至少不用冒被杀头的危险。这一点,同样是应该肯定的。
搞垮国会,袁世凯尽管如愿以偿,但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。因为,搞垮国会,正如他搞垮国民党一样,不过是加速了他走向身败名裂的步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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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依《约法》第十九条暨《国会组织法》第十四条之规定,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,非议员职权之一,其义甚明,故质问之行使,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,虽不必由院议公决,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,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,均于议院有《国会组织法》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,得以开议时,由议长以开议日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,此执行《国会组织法》暨《议院法》之通例,实为两院所现行,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,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。
“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,不能开会,前议院所有之质问权,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,而不能提出。……
“查两院议长,业于十一月十三日,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,不能开会,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,停发议事日程等语,通告有案。此次质问书之提出,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,既已停发议事日程,何能提出质问书?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,系发生于两院现有议员之谈话会,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,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,实为《约法》、《国会组织法》、《议院法》规定所未特许。
“政.府为尊重国会起见,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,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,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。惟查各该质问书,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,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,不无所疑,不能不略为说明,以免误会。
“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,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,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,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;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,系属变出非常,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,即各国亦无此先例,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,为拯溺救焚之计,是非心迹,昭然天壤,事关国家治.乱,何能执常例以相绳!所以令下之日,据东南各省都督、民政长来电,均谓市民欢呼,额手相庆。
“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,人心骚动,系属危言耸听,殊乖实情。且现已由内务总长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划一办法,令行各省依法办理;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,尤属因误滋疑。总之,前奉大总统命令,业已郑重声明,务使我.庄.严.神.圣之国会,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,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,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。
“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,怀疑之点,当然释然。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,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。”
对议员们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,着力否认议员们有质问权,对袁世凯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,让这个“第一流人才内阁”更加名誉扫地。
袁世凯当然不想恢复国会,又不想独担解散国会的恶名,就想到了召开政.治.会.议来解决问题。
政.治.会.议原是袁世凯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,性质有点非驴非马,可是在袁世凯决心扼杀了国会后,政.治.会.议就派了用场。
政.治.会.议的组成,是由总统派十人,国.务.院派四人,各部每部派一人,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。
袁世凯所派的是:李经羲、梁敦彦、樊增祥、蔡锷、宝熙、杨度、赵惟熙、饶汉祥、杨士琦、马良。
最初,袁世凯拟指定杨度为政.治.会.议议长,顾鳌为秘书长,不料正要发表时,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。
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,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。袁世凯自己出身督抚,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。所以李经羲一到北京,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.治.会.议议长的命令收回,改派李经羲为议长。
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五日,政.治.会.议议员六十九人,在新华门集合,由内阁总.理熊希龄、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怀仁堂,恭谒袁大总统。
当天下午,政.治.会.议就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。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,把政.治.会.议的性质加以描述。
他说:“现在所注意的是人治,而未到法治时期……本会之产生并无成规可按,所以性质上只是一种咨询机关,有同意之权,而实行之权则在政.府。……大总统只以救国为前提,不存丝毫政见,我们虽不能代表国民,却也有我们应尽的天职。”
这时,国会已无开会可能,于是,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,要求以政.治.会.议替代国会。接着,袁世凯授意十九省军民长官联名,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。
该通电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:国会开会七阅月,毫无成绩,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。
袁根据上面两电,咨询政.治.会.议取决可否,以便实行。同时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,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。
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,自身不能行使职权,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,乃国会一搁再置,所以现在提交政.治.会.议来讨论。
十二月二十九日,政.治.会.议举行第一次会议,讨论“救国大计案”,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靦然以立法机关自居,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。
最后决定成立十五人审查会,推蔡锷为审查长,孙毓筠等为审查员,交由审查会去讨论。
民国三年一月二日,十五人审查会开会,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,不容易做出文章来。但又不能交白卷,因此建议政.府,对增修约法问题,另设“制法机关”进行讨论。至于解散国会问题,决议建议政。府,国会议员应即停职,给资与否由政.府自决,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。
元月十日,政.治.会.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,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。
同日,袁根据政.治.会.议的第二个法案,下令解散国会。这样,袁世凯搞垮国会的愿望,终于达成了。
民国的第一届国会,从成立到被袁世凯解散,时间虽然不是很长,但是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浓一笔。特别是在为维护共和所进行的努力和抗争,可以说是写下了可歌又可泣的篇章。
虽然,这第一届国会,从代表的产生,到两会的议事和运行,曾经饱受争议和指责。
有文章这样记述第一届国会选举情况;
“一九一二年十二月,全国各省区开始了第一届正式国会选举。按照此前公布的《国会组织法》和《议员选举法》,正式国会由参议院、众议院两院组成,其中参议员由各省议会议员选出,共二百七十四人,众议员由各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,共五百九十六人。
“不过,并非人人都有资格投票,“资格选民”首先必须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性,然后要至少满足每年直接纳税2元以上、有500元以上不动产、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三个条件之一。这样筛选后,全国“资格选民”只占4亿总人口的十分之一,最终的实际投票率也只有十分之一,即400万人。但如此大规模的选举,对于当时的中国无疑仍是个新鲜事物。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,“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,但八成是不识字的文盲,另外二成虽或多或少认得字,但他们也不知啥叫民主,啥叫选举。”这就难怪当年选举中的怪现象比比皆是。
“早年加入同盟会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,自十八岁就离开家乡外出读书,选举时人在上海,却当选了家乡陕西省朝邑县的初选议员。回去打听了才知道,原来朝邑竟像办差一样“办”起了选举,当地设了一个选举事务所,请来各乡绅士帮忙,这些绅士的实际任务有二:第一,决定各乡应当当选的人名单;第二,为“应当”当选的人按法定票数抄写选票。张奚若就这样毫不知情地被“选”为初选议员。
“而在江苏南通,《民立报》记者遇到了一位拖着辫子的乡人前来投票,简单问答,不禁啼笑皆非。原来,前几日有人送投票证到他家里,他还以为名为投票,实则要钱,顿时惶恐,生怕不去会惹来祸端,这才赶紧带着投票证和现钱赶到投票现场。
“江苏算是当时中国相对开放的省份,“资格选民”尚且如此。可想而知,在全国范围的四千万“资格选民”中,这样的糊涂选民恐怕不在少数。
“不过,乡人糊涂,热心选举的各党派人士可一点都不含糊。当时国内政党林立,其中最大的两个党派是同盟会联合多党成立的国民党,以及由来源于清末立宪派的共和党、统一党、民主党合并成的相对亲袁的进步党。……
“无论国民党、进步党,最基本的选举手段当然是竞选演说。江苏共和党众议员王绍鏊回忆,竞选演说多在茶馆或其他公开场合进行,“竞选者带着一些人,一面敲锣,一面高声叫喊,××党×××来发表竞选演说了,欢迎大家来听呀!听众聚集后,就开始演说……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。”对于识字不多者,公开的竞选方法则是开设私塾教选民写候选人姓名,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带入选举场内摹写等。
“演说也罢,开私塾、印名片也好,多少还有点公平竞争的氛围,但一些暗中进行的活动却着实乱象丛生。
“有偷选票者,江苏淮安清河县众议员初选,一候选人为确保当选,竟然偷去马头镇选票四百张,填写自己的名字;
“有买选票者,用酒饭、面点、火车票、金钱甚至鸦片,不一而足;
“有选票卖价太低而懊恼者,苏州复选选票价格相当波动,特别是到最后几日期限,只差数票的竞选人不惜重金收买,使得票价猛升,共和党出价达到三百元甚至更高,以至于许多已经廉价卖出选票的人懊悔不已;
“还有因选举发财者,民初商业萧条,但在国会选举的带动下,选举投票所在地的旅馆爆满,饭店整日高朋满座,妓院房间都被早早预订,各自发了一笔“选举财”。
“更有甚者,投票现场直接上演“高手对打”的闹剧,江苏无锡的省议员选举分了十个投票站,由于政党相争,暴徒起哄,竟有七处投票站被毁,管理人员被殴,投票箱被砸……
“国会议员选举的过程一团混乱,用尽了合法的、非法的手段,有人明白,有人糊涂,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……到了一九一三年三月,总算有了各政党都承认的选举结果。”
联系到民国初建时的国民素质和人们的民主意识水平,以上的描写应该是可信的。
但是,不管选举过程有多少问题,但第一届国会却把很多的优秀分子集合到了自己的旗帜下,这不能不是个奇迹。
而第一届国会在履职方面,也存在诸多的问题。比如,第一届国会做出的第一个决议,竟是给议员定下了天价的工资。有人因此而讽刺他们不是代表国民,而是个人利益的代表者。
公权力来自民众,自当用于民众。如果一个持有公权力的人,首先盘算的是用公权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,无疑是对公权力的滥用,也是公权力的腐败。国会议员近八百人,号称八百罗汉。这八百罗汉的高薪,对财政拮据的袁世凯政.府,无疑是极重的负担。袁世凯所以很痛快的照单全收,显然没作长久打算。
而无论这第一届国会有多少问题和不足,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努力和勇于履行职务。
当然,国会和议员们能够敢于对行政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,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,还是有一定的民主氛围的,至少不用冒被杀头的危险。这一点,同样是应该肯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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