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七百八十七章 复杂性
第一千七百八十七章复杂性
马主史学家关于奴隶社会的定义,是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,可以买卖,奴隶主可强迫奴隶工作,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,无报酬,且无人身自由。
一个人类社会中,如果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,这样的社会,就叫奴隶社会。
而“封建社会”,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,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。
但是事情落在华夏,那就变得很复杂。
封建,到周代就已经非常完备,但是华夏大一统的国家疆域广袤,各个地方的发展差异很大,从来就没有广泛同步过。
就拿秦代来说,秦开南海、筑长城的人数,其实依旧多到形成了阶层甚至阶级,但那些人的身份却都不是良人,也就是说不是自由民,而是“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为兵”。
这里的“尝逋亡人”,就是欠国家税收的流民野人,“赘婿”与后世含义也完全不同,其实是奴隶或者奴隶家生子,“贾人”也不是什么正经商人,而是没有土地依存的“无产者”。
秦国对于这些人是极其残酷的,甚至有法令要求将领们尽量让他们死去,根本没有当做人看。
从这个方面来看,秦国的边地和内地,毫无疑问是两种马主社会形态,而且两者相辅相成,同样都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汉代其实也是如此,《汉书·严助传》记载:“岁比不登,民待卖爵、赘子以接衣食。”
曹魏学者如淳还曾作注:“淮南俗,卖子与人作奴婢,名为‘赘子’,三年不能赎,遂为奴婢。”
卖子与人作奴婢,名为‘赘子’,三年不能拿钱赎回,就成为永久的奴婢。
有战争的时候,这些人是首先消耗掉的炮灰,《汉书·武帝纪》记载汉武帝天汉四年“发天子七科谪及勇敢士”前往朔方征战。
所谓“七科”,依次为:“吏有罪一,亡命二,赘婿三,贾人四,故有市籍五,父母有市籍六,大父母有市籍七”。
罪官排第一,逃犯排第二,奴隶籍排在第三。
著名的卫青起初其实就是奴隶,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,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:“这是贵人的面相啊,官至封侯。”
卫青笑道:“我身为人奴之子,只求免遭笞骂,已是万幸,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?”
也就是说,即使是到了汉代,奴隶一样普遍性的存在。
到了唐代,则有了口分田。口分田就是国家土地在男丁出身之后分配给男丁使用,死后收回归国家重新分配的田亩制度。
到了宋代,有了官田。官田就是属于国家,交给老百姓栽种,收成后让百姓缴纳租子的田亩。
马恩他们老家,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东西。因此他的学说,也就解释不了这些东西。
因为官田的主体是国家,而且宋代官田佃户们是以佃代赋,也就是说他们和自由民一样,缴纳给国家同样份额的粮食,只不过不是以赋税的名义,而是以租子的名义。
此外也没有额外更多的“剥削”,他们与自由民的区别,只在于自由民有私产,而他们租种官地。
马说的封建社会还有个前提,那就是通过土地政策、户籍制度政策和赋役制度,严格控制人口流动,使人身依附关系极强,农民被强迫捆绑在土地上,不得迁移,只能遭受剥削。
但是华夏其实从唐末开始,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松动。
宋朝实行的主客户户籍制度及赋役制度,这些制度相比前朝,对客户大为有利,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大减弱。
这本身是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,政府鉴于实际情况,不得不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,给予劳动力流动一定的自由。
这样客户既可以选择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雇工,也可以选择做农业佃客。
因此这一时期的租佃制,客户也已有迁移的自由。这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,是息息相关的。
天圣五年,宋仁宗就下诏规定:“自今后客户起移,更不取主人凭由,须每田收毕日,商量去往,各取稳便。
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,如是主人非理拦占,许经县论详。”
这些情况,与马说的定义都不一样,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,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,很多东西,其实似是而非。
只能说,中国特色的“华夏封建”,其社会复杂性,可能远超马说所定义的“欧洲封建”。
苏油自打穿越过来,在这方面就一直下着苦功夫,一直在认真研究自己穿过来的这个时代,而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咣咣咣几板斧。
因为那样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,而且就算是成功,也不过是让自己加入了这个循环——英雄成功屠龙以后,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恶龙。
只有结合实际,参考大宋的政治情况、经济情况、思想体系、文化程度,世俗民风,从这个基础出发,考察成熟后,再去制定相应政策。
而不能天马行空地生搬硬套后世的所谓“先进经验”,才有可能获得成功。
基础决定上层,不要指望仓廪不实的百姓知礼节,守法度,那是不近人情,是不可能的。
从后世穿越到以前的人,绝不会喜欢以前的制度,但是要改变它,却绝不是简单照搬。
因为你得先研究清楚,支持后世那些制度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,在你穿越过来后,是否依然存在。
如果没有,那就还是筑基阶段。
因此苏油才苟了几十年,大宋如今才有了能够跟上自己思路,发挥创建的蔡京、章惇。
这两位只是露出海面最显眼的冰山而已,他们的底下,是理学和理工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个相当巨大,能将他们拱到现在这个位置的阶层。
这个阶层还在持续不断地成长和壮大,已经渗入全社会的方方面面,渐渐朝着一个阶级演化。
用蚂蚁咬死巨龙,而不是以英雄取而代之,这才是真正的“屠龙术”。
这套方法到现在已经日渐成效,即便是雪域高原上的布达拉宫,都不能不受其影响。
这些年,佛教在高原上的传播越发兴盛,阿令京的弟子前往各地的传法人,出名的有五十四位,被誉为四梁八柱十哲三十二椽。
在吐蕃向雄王者永当八世意多坚赞彻底皈依佛教,邀请西路弘传活佛禅师阿令京于大昆寺驻锡、译经之后,当地统治者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很好的统治方式——****。
而在另一个时空,吐蕃也的确是于这个时期完成此事的引入的。
吐蕃长期的割据与纷争,给了红衣佛教最大的市场,上层统治者需要一种方式来扩大势力范围,凝聚人心。下层贫苦大众需要精神寄托,文化渴求,以及思想皈依。
在修行的过程中,阿令京发现自己师尊受禅宗“顿悟瑜伽”的影响,导致了一些问题,因此反对顿悟,主张渐悟。
倡导通过广建宗教建筑,亲身参与其中,体之劳之,用这样的方式来坚定信仰,修行佛法。
之后则通过寺庙传播佛法与知识,这才是善法,而不是不传播善法的“邪知见”。
这套办法成果卓著,很快吐蕃大地上,林林总总修建起两百来处佛寺、佛塔。
佛教重新在吐蕃兴盛起来。
去年三月,溪哥统领边廝波结以吐蕃兵六千余人归顺宋朝。
以此为信号,羌塘、纳仓、乌敢诸酋,也在红衣和尚们的大力宣传和鼓励带领下,相继遣使兰州,亦求内附。
朝廷命赵禼妥为接待,并命董毡嫡子蔺逋比,邈川大首领温溪心幼子巴温为先导,与吐蕃各势力进行接触。
五月,阿令京抵达布达拉宫,吐蕃主陇拶举行了盛大的皈依典礼,同时表示愿意信佛附宋。
吐蕃就此和平入宋,堪称水到渠成。
然而此举在很多人看来,对大宋并没有什么切身利益,只是青年皇帝好大喜功的表现。
不过既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,大臣们也就随了皇帝的开心。
但是苏油早就跟赵煦做过科普,司马学士曾经的那套说辞是要不得的。
国家的疆域,有的地方是钱粮库房,有的地方是门户锁钥,不能偏废。
吐蕃虽然可能千年之后都还要咱们扶贫,但是对于华夏民族的地缘保卫作用,是毋庸置疑的。
赵煦也同意这个观点,于是隆重封赏了陇拶为赞普,以阿令京为吐蕃佛主,拨款三十万贯,在尼色日山下为其修建吉祥须弥寺。
命青唐都护李兰、统制苗履,帅师三千,护送金册赴逻些城。
诏书是乙丑这天发出去的,大宋中书舍人苏轭童鞋,在写完这道诏书后,就跟皇帝请了假。
和自己小师妹李易安,在汴京城低调地结婚了。
漏勺是皇帝的小伙伴,易安是皇后的手帕交,他们的婚事搞得这么低调,让赵煦感觉有些不开心。
不过皇后却能够理解,毕竟现在司徒的影响力太大了,要是他在京中,漏勺的婚礼怕是想低调都低调不了,现在赶紧将婚结了,是最好的。
但是无论皇帝还是皇后,其实都想多了,漏勺只是想尽量多的拥有属于自己的二十天婚假,而不是耗费在迎来送往之上。
结婚是有假期的,漏勺准备趁此机会,带着易安,跟自家哥当年一样,来一趟旅游。
另一个时空的易安,早年的诗词颇多欢乐和开朗气象,南渡之后,才转变为哀婉消沉。
而现在竟然来了个神奇的颠倒,漏勺治理广东的几年里,易安的词多写闺房婉约幽怨,闯下了赫赫大名,而最近却又开始变得欢乐和开朗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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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主史学家关于奴隶社会的定义,是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,可以买卖,奴隶主可强迫奴隶工作,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,无报酬,且无人身自由。
一个人类社会中,如果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,这样的社会,就叫奴隶社会。
而“封建社会”,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,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。
但是事情落在华夏,那就变得很复杂。
封建,到周代就已经非常完备,但是华夏大一统的国家疆域广袤,各个地方的发展差异很大,从来就没有广泛同步过。
就拿秦代来说,秦开南海、筑长城的人数,其实依旧多到形成了阶层甚至阶级,但那些人的身份却都不是良人,也就是说不是自由民,而是“诸尝逋亡人、赘婿、贾人为兵”。
这里的“尝逋亡人”,就是欠国家税收的流民野人,“赘婿”与后世含义也完全不同,其实是奴隶或者奴隶家生子,“贾人”也不是什么正经商人,而是没有土地依存的“无产者”。
秦国对于这些人是极其残酷的,甚至有法令要求将领们尽量让他们死去,根本没有当做人看。
从这个方面来看,秦国的边地和内地,毫无疑问是两种马主社会形态,而且两者相辅相成,同样都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汉代其实也是如此,《汉书·严助传》记载:“岁比不登,民待卖爵、赘子以接衣食。”
曹魏学者如淳还曾作注:“淮南俗,卖子与人作奴婢,名为‘赘子’,三年不能赎,遂为奴婢。”
卖子与人作奴婢,名为‘赘子’,三年不能拿钱赎回,就成为永久的奴婢。
有战争的时候,这些人是首先消耗掉的炮灰,《汉书·武帝纪》记载汉武帝天汉四年“发天子七科谪及勇敢士”前往朔方征战。
所谓“七科”,依次为:“吏有罪一,亡命二,赘婿三,贾人四,故有市籍五,父母有市籍六,大父母有市籍七”。
罪官排第一,逃犯排第二,奴隶籍排在第三。
著名的卫青起初其实就是奴隶,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,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:“这是贵人的面相啊,官至封侯。”
卫青笑道:“我身为人奴之子,只求免遭笞骂,已是万幸,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?”
也就是说,即使是到了汉代,奴隶一样普遍性的存在。
到了唐代,则有了口分田。口分田就是国家土地在男丁出身之后分配给男丁使用,死后收回归国家重新分配的田亩制度。
到了宋代,有了官田。官田就是属于国家,交给老百姓栽种,收成后让百姓缴纳租子的田亩。
马恩他们老家,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东西。因此他的学说,也就解释不了这些东西。
因为官田的主体是国家,而且宋代官田佃户们是以佃代赋,也就是说他们和自由民一样,缴纳给国家同样份额的粮食,只不过不是以赋税的名义,而是以租子的名义。
此外也没有额外更多的“剥削”,他们与自由民的区别,只在于自由民有私产,而他们租种官地。
马说的封建社会还有个前提,那就是通过土地政策、户籍制度政策和赋役制度,严格控制人口流动,使人身依附关系极强,农民被强迫捆绑在土地上,不得迁移,只能遭受剥削。
但是华夏其实从唐末开始,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松动。
宋朝实行的主客户户籍制度及赋役制度,这些制度相比前朝,对客户大为有利,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大减弱。
这本身是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,政府鉴于实际情况,不得不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,给予劳动力流动一定的自由。
这样客户既可以选择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雇工,也可以选择做农业佃客。
因此这一时期的租佃制,客户也已有迁移的自由。这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,是息息相关的。
天圣五年,宋仁宗就下诏规定:“自今后客户起移,更不取主人凭由,须每田收毕日,商量去往,各取稳便。
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,如是主人非理拦占,许经县论详。”
这些情况,与马说的定义都不一样,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,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,很多东西,其实似是而非。
只能说,中国特色的“华夏封建”,其社会复杂性,可能远超马说所定义的“欧洲封建”。
苏油自打穿越过来,在这方面就一直下着苦功夫,一直在认真研究自己穿过来的这个时代,而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咣咣咣几板斧。
因为那样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,而且就算是成功,也不过是让自己加入了这个循环——英雄成功屠龙以后,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恶龙。
只有结合实际,参考大宋的政治情况、经济情况、思想体系、文化程度,世俗民风,从这个基础出发,考察成熟后,再去制定相应政策。
而不能天马行空地生搬硬套后世的所谓“先进经验”,才有可能获得成功。
基础决定上层,不要指望仓廪不实的百姓知礼节,守法度,那是不近人情,是不可能的。
从后世穿越到以前的人,绝不会喜欢以前的制度,但是要改变它,却绝不是简单照搬。
因为你得先研究清楚,支持后世那些制度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,在你穿越过来后,是否依然存在。
如果没有,那就还是筑基阶段。
因此苏油才苟了几十年,大宋如今才有了能够跟上自己思路,发挥创建的蔡京、章惇。
这两位只是露出海面最显眼的冰山而已,他们的底下,是理学和理工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个相当巨大,能将他们拱到现在这个位置的阶层。
这个阶层还在持续不断地成长和壮大,已经渗入全社会的方方面面,渐渐朝着一个阶级演化。
用蚂蚁咬死巨龙,而不是以英雄取而代之,这才是真正的“屠龙术”。
这套方法到现在已经日渐成效,即便是雪域高原上的布达拉宫,都不能不受其影响。
这些年,佛教在高原上的传播越发兴盛,阿令京的弟子前往各地的传法人,出名的有五十四位,被誉为四梁八柱十哲三十二椽。
在吐蕃向雄王者永当八世意多坚赞彻底皈依佛教,邀请西路弘传活佛禅师阿令京于大昆寺驻锡、译经之后,当地统治者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很好的统治方式——****。
而在另一个时空,吐蕃也的确是于这个时期完成此事的引入的。
吐蕃长期的割据与纷争,给了红衣佛教最大的市场,上层统治者需要一种方式来扩大势力范围,凝聚人心。下层贫苦大众需要精神寄托,文化渴求,以及思想皈依。
在修行的过程中,阿令京发现自己师尊受禅宗“顿悟瑜伽”的影响,导致了一些问题,因此反对顿悟,主张渐悟。
倡导通过广建宗教建筑,亲身参与其中,体之劳之,用这样的方式来坚定信仰,修行佛法。
之后则通过寺庙传播佛法与知识,这才是善法,而不是不传播善法的“邪知见”。
这套办法成果卓著,很快吐蕃大地上,林林总总修建起两百来处佛寺、佛塔。
佛教重新在吐蕃兴盛起来。
去年三月,溪哥统领边廝波结以吐蕃兵六千余人归顺宋朝。
以此为信号,羌塘、纳仓、乌敢诸酋,也在红衣和尚们的大力宣传和鼓励带领下,相继遣使兰州,亦求内附。
朝廷命赵禼妥为接待,并命董毡嫡子蔺逋比,邈川大首领温溪心幼子巴温为先导,与吐蕃各势力进行接触。
五月,阿令京抵达布达拉宫,吐蕃主陇拶举行了盛大的皈依典礼,同时表示愿意信佛附宋。
吐蕃就此和平入宋,堪称水到渠成。
然而此举在很多人看来,对大宋并没有什么切身利益,只是青年皇帝好大喜功的表现。
不过既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,大臣们也就随了皇帝的开心。
但是苏油早就跟赵煦做过科普,司马学士曾经的那套说辞是要不得的。
国家的疆域,有的地方是钱粮库房,有的地方是门户锁钥,不能偏废。
吐蕃虽然可能千年之后都还要咱们扶贫,但是对于华夏民族的地缘保卫作用,是毋庸置疑的。
赵煦也同意这个观点,于是隆重封赏了陇拶为赞普,以阿令京为吐蕃佛主,拨款三十万贯,在尼色日山下为其修建吉祥须弥寺。
命青唐都护李兰、统制苗履,帅师三千,护送金册赴逻些城。
诏书是乙丑这天发出去的,大宋中书舍人苏轭童鞋,在写完这道诏书后,就跟皇帝请了假。
和自己小师妹李易安,在汴京城低调地结婚了。
漏勺是皇帝的小伙伴,易安是皇后的手帕交,他们的婚事搞得这么低调,让赵煦感觉有些不开心。
不过皇后却能够理解,毕竟现在司徒的影响力太大了,要是他在京中,漏勺的婚礼怕是想低调都低调不了,现在赶紧将婚结了,是最好的。
但是无论皇帝还是皇后,其实都想多了,漏勺只是想尽量多的拥有属于自己的二十天婚假,而不是耗费在迎来送往之上。
结婚是有假期的,漏勺准备趁此机会,带着易安,跟自家哥当年一样,来一趟旅游。
另一个时空的易安,早年的诗词颇多欢乐和开朗气象,南渡之后,才转变为哀婉消沉。
而现在竟然来了个神奇的颠倒,漏勺治理广东的几年里,易安的词多写闺房婉约幽怨,闯下了赫赫大名,而最近却又开始变得欢乐和开朗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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