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零七十六章 音乐
第一千零七十六章音乐
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乐律与时序,度量衡,天文,朝制,礼仪皆有极大的关系。
一句话,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音乐问题,还是华夏民族一直用来指导民族进步的哲学理论。
音乐和哲学,看起来似乎并不属于一个范畴。
音乐遨游在情绪的天空,被用来描述最深刻、最细腻、最广泛的人类情感世界。
哲学则行走在理性的石阶上,以缜密的思考,严格的逻辑,揭示人类与自然界本质上的规律。
但是两者也有共通之处——同属于人类最高级的思维活动,都超越了语言的羁绊,没有国界的限囿,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。
而华夏民族,可以说是最早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民族,很早就赋予了音乐以“宇宙信息”的属性。
所谓“奏律歌吕,合阴阳之声。”“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,所以导中和之气。”
夏祭之后,百官们又开始了继续关于礼乐的撕逼,定音,就成了重要的一个争论点。
礼乐礼乐,乐和礼是配套相成的,大宋之立国以来,先后三次定乐,然皆不尽如人意。
其中一项就是标准音高的问题。
太常寺收藏的大乐钟磬一共有三种:王朴制作的乐器,李照制作的乐器,胡瑗、阮逸制作的乐器。
其中王朴之乐,其声太高,太祖皇帝曾经明确表示不满意。
这个问题很严重,因为还是有神秘学因素和情绪体验在里边——“音高则悲,亡国之音也。”
于是仁宗景佑中,又命李照定乐,参照律法以取黄钟之声。
但是这又不符合大宋人的当下习惯,似乎过于低沉,所谓“时人习旧听,疑其太重,李照之乐由是不用。”
到皇佑年间,胡瑗、阮逸再定大乐。比王朴乐声音略低,而声律分布相接近。但是铸成的大钟,音色又出了问题,声音弇郁,所以还是不能用,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旧乐。
但是太常寺乐工在使用王朴旧乐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,“若用王朴乐,钟磬即清声难依,如改制下律,钟磬清声乃可用。”
搞了一百年,朝仪礼祭的音乐始终没搞好。
致仕赵抃也是大音乐家,上书朝廷,陛下此事非我朝乐律大家苏油苏鱼公不可决。
于是在朝会之上,赵顼将这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交给了苏油。
苏油当时都傻了,我啥时候成了我朝乐律大家了?!我手上事情多得一逼,赵公这是要整死我吗?
赵顼呵呵笑,明润你就别谦虚了,当年你可是凭乐律之学,从赵公手里赢取了大白龟的,此事赵公早就给你记在小本本,啊不,笔记里了。
十二岁发明十二平均律,这么巧,你敢说不是天意?
看到群臣投过来的充满对神秘事物的景仰目光,苏油都无语了,这……这也太牵强了吧?!
没办法了,苏油只好接下了这个差事。
这差事不简单。
大乐之作,包括了琴、瑟、埙、篪、笛、委、箫、笙、阮筝、筑,镈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。
其中镈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使用最多,所谓“于众乐中声最烦数。”
而宋朝郊庙之乐,则先奏文舞,次奏武舞。
而文舞容节,殊无法度,难称盛德。
而武舞容节,则记录着大宋的建国历程,包括淮扬底定,荆湖来归,邛蜀纳款,兵还振旅等内容。
每一首都有歌词,出自神童出身的大文学家杨亿之手,称为《太常乐章三十首》,是太常寺大礼仪的保留曲目。
但是武舞也是乱七八糟,起码出场方向的和当时宋军进军的方向都不对。
因此不光音乐有问题,连舞蹈也要跟着改。
好在苏油也不是完全的门外汉了,手底下同样有一大帮音乐人才。
其实十二平均律出来之后,整个礼乐定制,对于苏油来说就只有一个问题——定黄钟。
只要确定了黄钟音高,其余所有的音高都能通过数学运算计算出来。
而黄钟,是华夏最重要的基准音。
《吕氏春秋》把这一发明归于皇帝时期的乐工伶伦。
这是一个神奇的音律,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:殿中候,用玉律十二。惟二至乃候灵台,用竹律六十。候日如其历。
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引《续汉书》:“候气之法,为土室三重,户闭,涂衅必周,密布缇缦於室,中以木为案,每律各一,内痺外高,从其方位,加律其上,以葭莩灰实其端,案历而候之。
其月气至,则灰飞而管通,盖音声之道与天地之气通,故取律以候气。”
黄钟这根律管,在冬至日这一天,会“灰飞而管通”。
冬至,是太阳直射南回归线,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、夜晚最长的一天。
对于古人来说,这是最容易观测的一天。
《汉书·律历志》还记载,黄钟是一个用竹管做成的律管。它的长度为九十分,截面积为九平方分,容积为八十一立方分。
十分为一寸,八十一立方分为一龠,两龠为一合,十龠为一升,十升为一石。
往黄钟律管中盛入黍米,可容一千两百粒,重为十二铢,它的两倍即二十四铢为一两,十六两为一斤。
因此《国语·周语》有这样的记述:“……是故先王制钟也,大不出钧,重不过石。律、度、量、衡于是乎生。”
所以这不光光是一个音乐基准音,还是华夏民族长期使用的节气观测工具,长度单位,体积单位,重量单位。
但是周代的这个单位已经丧失了,历史上的律长也一直在变化,也没有真正能够实用定音的黄钟律管传下来。
这就导致了到了宋代,黄钟到底是怎样一个音高,变成了历史的大谜团。
争论很大的原因,也是因为这个。
苏油的事情太多了,所以他没有浪费很多的时间。
度量衡功能已经不重要了,苏氏度量衡,同样包含了宇宙神秘学的重要内涵——地球本初子午线的两千万分之一为一米,结合水这种物质,同样可以确定体积和重量。
这也是众多士大夫对理学认可的重要原因——合乎天道。
只用了一周的时间,苏油就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。
总理商周考易局司马光,在洛阳收集到了一口编钟,经考订,乃是十二律中的清声之一——太簇。
苏油已经揭开了声音的高低的秘密——频率,并且给频率确定了一个度量单位——振次。同时发明了测试音高的工具——音叉。
这些是理工之前就已经成熟了的手段和设备,钢琴调音就是靠的它们。
经过推算,周代的黄钟,其频率正好在八百六十四振次。
神奇的是无独有偶,这个音降一个八度,正好与如今流行的钢琴,键盘中间那个音,频率完全一样!
那个音是大宋音乐专家们为了得到与人声最和谐的应和,经过多年调整后最终确定的。
古今神奇的相契,冥冥之中,似有鬼神!
疯了,士大夫们又疯了!
苏油功成身退,献上了司马光送来的西周太簇编钟,理工新制的黄铜律管,标准音高测试用音叉,以及在十二平均律基础上,由绿箬和王从之分别撰写的音乐理论著作——《律吕清要》和《五音正义》,这事情就算结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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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乐律与时序,度量衡,天文,朝制,礼仪皆有极大的关系。
一句话,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音乐问题,还是华夏民族一直用来指导民族进步的哲学理论。
音乐和哲学,看起来似乎并不属于一个范畴。
音乐遨游在情绪的天空,被用来描述最深刻、最细腻、最广泛的人类情感世界。
哲学则行走在理性的石阶上,以缜密的思考,严格的逻辑,揭示人类与自然界本质上的规律。
但是两者也有共通之处——同属于人类最高级的思维活动,都超越了语言的羁绊,没有国界的限囿,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。
而华夏民族,可以说是最早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民族,很早就赋予了音乐以“宇宙信息”的属性。
所谓“奏律歌吕,合阴阳之声。”“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,所以导中和之气。”
夏祭之后,百官们又开始了继续关于礼乐的撕逼,定音,就成了重要的一个争论点。
礼乐礼乐,乐和礼是配套相成的,大宋之立国以来,先后三次定乐,然皆不尽如人意。
其中一项就是标准音高的问题。
太常寺收藏的大乐钟磬一共有三种:王朴制作的乐器,李照制作的乐器,胡瑗、阮逸制作的乐器。
其中王朴之乐,其声太高,太祖皇帝曾经明确表示不满意。
这个问题很严重,因为还是有神秘学因素和情绪体验在里边——“音高则悲,亡国之音也。”
于是仁宗景佑中,又命李照定乐,参照律法以取黄钟之声。
但是这又不符合大宋人的当下习惯,似乎过于低沉,所谓“时人习旧听,疑其太重,李照之乐由是不用。”
到皇佑年间,胡瑗、阮逸再定大乐。比王朴乐声音略低,而声律分布相接近。但是铸成的大钟,音色又出了问题,声音弇郁,所以还是不能用,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旧乐。
但是太常寺乐工在使用王朴旧乐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,“若用王朴乐,钟磬即清声难依,如改制下律,钟磬清声乃可用。”
搞了一百年,朝仪礼祭的音乐始终没搞好。
致仕赵抃也是大音乐家,上书朝廷,陛下此事非我朝乐律大家苏油苏鱼公不可决。
于是在朝会之上,赵顼将这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交给了苏油。
苏油当时都傻了,我啥时候成了我朝乐律大家了?!我手上事情多得一逼,赵公这是要整死我吗?
赵顼呵呵笑,明润你就别谦虚了,当年你可是凭乐律之学,从赵公手里赢取了大白龟的,此事赵公早就给你记在小本本,啊不,笔记里了。
十二岁发明十二平均律,这么巧,你敢说不是天意?
看到群臣投过来的充满对神秘事物的景仰目光,苏油都无语了,这……这也太牵强了吧?!
没办法了,苏油只好接下了这个差事。
这差事不简单。
大乐之作,包括了琴、瑟、埙、篪、笛、委、箫、笙、阮筝、筑,镈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。
其中镈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使用最多,所谓“于众乐中声最烦数。”
而宋朝郊庙之乐,则先奏文舞,次奏武舞。
而文舞容节,殊无法度,难称盛德。
而武舞容节,则记录着大宋的建国历程,包括淮扬底定,荆湖来归,邛蜀纳款,兵还振旅等内容。
每一首都有歌词,出自神童出身的大文学家杨亿之手,称为《太常乐章三十首》,是太常寺大礼仪的保留曲目。
但是武舞也是乱七八糟,起码出场方向的和当时宋军进军的方向都不对。
因此不光音乐有问题,连舞蹈也要跟着改。
好在苏油也不是完全的门外汉了,手底下同样有一大帮音乐人才。
其实十二平均律出来之后,整个礼乐定制,对于苏油来说就只有一个问题——定黄钟。
只要确定了黄钟音高,其余所有的音高都能通过数学运算计算出来。
而黄钟,是华夏最重要的基准音。
《吕氏春秋》把这一发明归于皇帝时期的乐工伶伦。
这是一个神奇的音律,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:殿中候,用玉律十二。惟二至乃候灵台,用竹律六十。候日如其历。
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引《续汉书》:“候气之法,为土室三重,户闭,涂衅必周,密布缇缦於室,中以木为案,每律各一,内痺外高,从其方位,加律其上,以葭莩灰实其端,案历而候之。
其月气至,则灰飞而管通,盖音声之道与天地之气通,故取律以候气。”
黄钟这根律管,在冬至日这一天,会“灰飞而管通”。
冬至,是太阳直射南回归线,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、夜晚最长的一天。
对于古人来说,这是最容易观测的一天。
《汉书·律历志》还记载,黄钟是一个用竹管做成的律管。它的长度为九十分,截面积为九平方分,容积为八十一立方分。
十分为一寸,八十一立方分为一龠,两龠为一合,十龠为一升,十升为一石。
往黄钟律管中盛入黍米,可容一千两百粒,重为十二铢,它的两倍即二十四铢为一两,十六两为一斤。
因此《国语·周语》有这样的记述:“……是故先王制钟也,大不出钧,重不过石。律、度、量、衡于是乎生。”
所以这不光光是一个音乐基准音,还是华夏民族长期使用的节气观测工具,长度单位,体积单位,重量单位。
但是周代的这个单位已经丧失了,历史上的律长也一直在变化,也没有真正能够实用定音的黄钟律管传下来。
这就导致了到了宋代,黄钟到底是怎样一个音高,变成了历史的大谜团。
争论很大的原因,也是因为这个。
苏油的事情太多了,所以他没有浪费很多的时间。
度量衡功能已经不重要了,苏氏度量衡,同样包含了宇宙神秘学的重要内涵——地球本初子午线的两千万分之一为一米,结合水这种物质,同样可以确定体积和重量。
这也是众多士大夫对理学认可的重要原因——合乎天道。
只用了一周的时间,苏油就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。
总理商周考易局司马光,在洛阳收集到了一口编钟,经考订,乃是十二律中的清声之一——太簇。
苏油已经揭开了声音的高低的秘密——频率,并且给频率确定了一个度量单位——振次。同时发明了测试音高的工具——音叉。
这些是理工之前就已经成熟了的手段和设备,钢琴调音就是靠的它们。
经过推算,周代的黄钟,其频率正好在八百六十四振次。
神奇的是无独有偶,这个音降一个八度,正好与如今流行的钢琴,键盘中间那个音,频率完全一样!
那个音是大宋音乐专家们为了得到与人声最和谐的应和,经过多年调整后最终确定的。
古今神奇的相契,冥冥之中,似有鬼神!
疯了,士大夫们又疯了!
苏油功成身退,献上了司马光送来的西周太簇编钟,理工新制的黄铜律管,标准音高测试用音叉,以及在十二平均律基础上,由绿箬和王从之分别撰写的音乐理论著作——《律吕清要》和《五音正义》,这事情就算结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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